正观新闻2024年10月11日日发布:上下讲台、三十四载

前不久去重庆，见到了我教过的一个研究生，一边吃火锅，一边聊天。当聊到学校时，我们共同的感觉是，山西财经大学在国内的知名度蛮高，声誉很好。他告诉我，无论是在申请工作还是参加工作以后，母校的品牌效应很使他收益。我也告诉他，退休以后无论是在陕西、四川还是广西任教，作为山西财经大学的教师，都能被当地同行（包括西安交大、四川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认可。

正值山西财经大学建校70周年庆典之际，我也由不住回顾自己在那里曾经度过的三十四载。

一、进入学校

1990年第一学期，凭着从英国留学获得的硕士学位和一口相对流利的英语我进入当时的山西财经学院任教。决定进入高校的直接原因很简单，一是有时间照顾年老生病的父母，二是可以从学校分得一间70平米的楼房（我家桥东街的平房确实已经破漏不堪）。实际上，我的前工作单位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刘总经理欲任命我为公司总经理助理（正处级），并坚决不同意放我走。于是，我斗胆给省政府当写信求援，是省领导的回复与批示才迫使刘总签字放行。

此时此刻，在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我还必须感谢时任山西财经学院院长的卢长治教授和党委书记蔡杰教授接纳了我。

二、遇到“瓶颈”

一开始我在外语系教大学英语，不很得心应手，期间出现瓶颈，我带的学生的英语四、六级成绩上不去。得知我在英国学的是管理学。审计系主任周富宝教授将我要到了审计学系，安排我讲授《企业理财》。没有想到，在审计学系教书更为吃力，国内的教材与英国的教材大不一样，国内的里面有太多的定理和计算公式。我头痛极了，因为数学功底太弱（由于被文革耽误，在国内只读完了小学）。幸亏那段时间，我的侄女（上海财大金融专业毕业生）住在我家，可以帮我一起备课。

上了讲台后才知道了“会说英语并不意味着会教英语”，“国外学的国内未必能用得上”。感谢外语系洪传英老师和审计系周富宝老师以及两单位的老师们在那段时间里对我的包容和谅解。

三、柳暗花明

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组建了山西财经大学。一定与国家启用回国留学人员政策有关，我被转入了新成立的国际贸易学院并被任命为副院长，在这里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课程，跨国企业管理、国际市场营销和商务英语。国际贸易学院吕院长告诉我，作为留日学者被任命为院长之后，他感觉需要一个有英国留学经历的给他当助手，因而提名我担任副院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吕院长提议充分发挥我的英语优势开展双语专业课教学。这个建议果然奏效，2004年在全省12所高校举行的专业课双语教学观摩竞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2008年获得山西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二等奖；2010年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双语专业课实验教学竞赛，我的《国际市场营销》双语教学获得了第一名。

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我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赞美可以使白痴变成天才，我采用了英国式的鼓励教学法，专门关注和鼓励差学生。在讲课中，我大量引用在英国和伊拉克见到或参与的实际商务案例。扬长避短，几十年如一日，我的课堂教学收到了喜人的效果。我不敢说自己的教学水平有多高，但与学生的心灵交流收效甚好。常想起教室的讲台，为了增加和学生的互动，实际上我在教室的课桌之间走动更多一些。

三、国际交流

利用自己在国外留学的资源优势，1991年我陪同时任山西财经学院院长的杜英斌教授率团访问了英国和印度，与英国北布里安大学、印度斯帕舍尔学院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之后，我又利用做访问学者之便为学校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联系。

2004年，我陪同时任山西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孙建中教授访问了印度和埃及，与印度发展中国家信息研究中心RIS（相当于中国的社科院）和埃及荷尔旺大学签署了科研和教育合作协议。

2005年9月, 受山西财经大学、印度发展中国家信息研究中心RIS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委托，我作为秘书长带着国际贸易学院20名研究生志愿者筹备和召开了《第三届亚洲经济共同体高峰国际学术会议–太原论坛》，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太原市人民政府都提供了资助。100多名国际学者前来参会，埃及和印度驻华大使出席了开幕式，代表东道城市太原市市长致了欢迎辞。与前两届不同的是，在第三届论坛的活动里，每一场会议都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听众。这个创意的基础是，欧洲的统一用了50年，亚洲的统一可能要用100年，因此非常必要要让年轻人了解和参与。从第三届以后，历届亚洲经济共同体高峰国际学术会议都有了大学生志愿者和听众。

四、学术研究

到了国际贸易学院不久，有一天遇到本校一位金融学教授，他对我打趣地说：“老药，你这家伙英语确实厉害，但你做学术还不行，需要努力啊！”我非常幼稚的问，“什么是学术？”他告诉我：“你要发表论文啊。”说真的，那之前我确实不懂什么是学术研究。

恍然大悟后我开始写论文，发挥自己的优势用英文写。于是，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论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与角色》于2003年10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报-亚太专刊发表，并应邀在美国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举办了基于该论文的专题讲座。

五、社会活动

历届山西财经大学的领导都很开明，鼓励老师们理论联系实际、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我本人也很热衷于带着学生参加校外活动。

2006年底正在美国萨利斯布雷大学参加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时，我收到了北京一个朋友的电话，邀请我担任《中华首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高峰论坛》秘书长并负责筹办该论坛。我2007年初回到国内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带着国际贸易学院十个研究生志愿者进行筹备。

2007年7月5日上午，《中华首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高峰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开幕式。由警车开道、十辆豪华大巴载着所有参会人员和志愿者、井然有序经过长安街、驶入人民大会堂停车场、颇为壮观。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大陆方面主办单位《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协会》杨会长和马会长；台湾方面《台澎金马两岸文化交流协会》李会长和楼副会长; 文化部和国台办领导。作为秘书长，我在主席台上主持了开幕式。台下坐着两岸参会人员共300多人、志愿工作人员50多人（包括30名航空礼仪学校的学生、14名山西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国际文化界人士十余人、数十名记者。

在7月10号在中国大剧院举行的闭幕式上，四川音乐学院歌舞团为论坛献上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天地之上》，代表论坛组织委员会，我用中文和英文做了双语总结发言。作为一名山西财经大学教师，能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大剧院的主席台上发言，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贡献，我深感荣幸。

六、几个难忘的财大学者

十分欣慰的是，在山西财经大学教书期间我见识了一批具有鲁迅式率直性格的教授。由于离校多年的缘故，迄今还能记住名字的只有统计学教授李宝玉、计量经济学教授亢斌、哲学教授王孝民。他们不仅治学严谨，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很有学术建树，深得学生爱戴；而且还敢于与领导的意见相左，从不对上级阿谀奉承。他们是山西财经大学的宝贵财富，是真正的学者。与他们相比，我只能算半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