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钧：光绪十七年红巾贼之变

肇衅之原因：前清康、乾（7）年间，移居汉人于近边蒙旗，名曰借地安民（8），实则拓植实边政策。继之设立州县同判理事（9）。而其移民之初，拨给田宅，构房穿井，并未交纳地价，仅有地租（10），每年交租若干（有粮租、钱租分别）。历年既久，汉人益益反客为主，欺侮蒙古，相习成风。交租之时，故意刁难，或称年景歉收，或称钱项不便，以致缺欠原额；或迟日时，令地主守候日久。临去之日，凑纳肉粉等物，尚须扣留日用靡费，且时有抗租不交之举。其种种刻薄手段亦可谓毒辣矣。此其结仇之处一；

蒙古人素称直朴，缺欠阅历，不达事务者居多，每取租为由，常住佃户家中，居止行动不免讨人厌嫌而不自觉查（察）。其稍有不合，恒以小故絮叨不休。其为佃户者，当面虽不辩论，背地不免怀恨，此其结仇之处二；

依蒙人自谓为占山户（谓开荒占草之主人也），故使用一切土木石柴及牧场，皆其自便。汉人不然，凡有需用以上一切，必须购买。且不准自行运输，必用蒙古车马乃可。设有犯者，罚钱、鞭楚、收官、充公……此其结仇之处三；

蒙古地面山场及王公茔地、风水山（11）等处，柴草甚多，而皆严禁之，不令人随意砍伐。惟蒙古人，或经禀明，或行偷采皆可。独有汉人，概不准入山砍伐草柴。如有犯者，事关重大，则解送旗主札萨克衙门（12）惩办。如其琐小事体，即由“屯达”（13）、牌头（14）等捕获之，柴草则堆而焚之，绳、担、斧、镰则夺归私有，随意鞭挞，辱骂不止。此其结仇之处四；

王公、台吉、他不囊（15）等，於各地方威势最为崇严。每一出门，遇有行人，各令规避路侧，无论妇女老幼，蒙汉各色人等，概行乘者下车，骑者下马鹄立，且不准背手吃烟。少不如意，飞骑骤至，鞭笞备尝。此其结仇之处五；

原来安民之时，所与之地，本有余荒。尔今已经满开，有地多而租少之弊（16）。蒙古意欲丈量，俾添租项；而汉人则希图渔利，每每吃会聚众（17），力抗不准。因此有起诉讼者连年不断，虽然曲直由公，而汉人总以纳租为忿，倡言反抗。此其结仇之处六；

两方面既有种种恶感，因而谣言纷起，猜疑丛生，好事之徒，故意煸惑（18），妇女幼稚亦相传鼓舌，酿祸之端，迨由此也。

前者，光绪戊子十四年（19）以来，时有光宁山道士（20）或骑驴、或肩担，遍游各村募化；且以治病、卜命，广敛米粮；一面传教，名曰：学好（21）。凡人教者，吃斋修道。练成之后，遂能长生不老，枪刀不入。又称曰：金丹道（22）云。

然，当时最守秘密，局外人未有知者。嗣后，该道士等藉此煸惑愚众，令於某月某日夜深时，头蒙红布，向东南焚香叩拜，便能消灾免祸，众皆信。从此金丹道发起，红巾贼流布之根源也。

此时，敖汉贝子（忘其名，请阅者查看王公表传便知）（23）为昭乌达盟之长（24），威势甚盛。其福晋（夫人也）、子、女等出外听剧拜庙，皆悉护从成群。光绪十七年六月间，该福晋等出外听戏，勒令开道，其有乡间愚鲁农人，回避稍迟者，无论妇女老幼，鞭笞立至，几至酿成巨变。迨至立秋节，汉人有割羊草（青草也，冬天可以喂牛羊也）者，经该贝子闻知，派人四出拿获，夺其钞钐、绳担，并施毒打辱骂，且捕到府中严押，科以私割牧场罪名，后经众人保释始寝其事。而汉人之杞忧无涯，从此报复之谋，愈加逼迫矣。

匪乱之发生。光绪辛卯十七年七八月间，老哈河东，朝阳、建昌一带，胡匪（25）蜂起，出没无常，到处抢掠，势甚狷獗。而教匪之匪魁（匪首之名，拟查看光绪十八年春，提督叶志超（26）等奏捷折片）杨老师（27），聚众盘踞朝阳府属敖汉、土默特交界之大黑山（28）地方，暗布传单，相约举事。其四出抢掠者皆其羽翼，以备粮饷者也。

各处明火劫案层见叠出。蒙古各旗承平日久，武备废弛，亦无所谓兵矣（按蒙旗各有额兵，各盟皆有备兵札萨克一缺，奈今来已成虚事）。且军械劣鄙不堪（按蒙旗每十年由盟长报部（29），发给军械一次。其所发者：弓、箭、撒袋、绵甲、竹枪、单刀、铁炮、火绳、铅子，皆有定额。自光绪初年起，每每掣肘，总不如数发给矣），所有者，如竹竿枪、单刀、满把楼炮及二人抬、牛蹄炮、车炮等（子弹均系生铁弹，量最重，且角楞过多，故发出统口不数武（30）而落地滚走。尚不及小猎铳命中有效也）。少有几杆洋枪，系蒙古人自备者。既闻各处不靖，该札萨克传令老弱披甲（31）三五十名前往各处稽查道路。然而此等旗兵，如果有敌军，知其必败无疑也。此时，地方衙门（即州县也），皆有参将（32）、汛官（33），不令防拿贼匪。地面有敌，置之不理。待至事后，察验情形或诉讼提传，凡有笼财之道，莫不应允，所以此次之匪乱，该州县等，事前毫未关心也。

嗣由喀喇沁王旗（34）据情呈报热河都统德福，请派兵拿贼。经德都护（35）批准，拣派翼长全龄带捕盗营洋枪队二十五名前往缉捕。无如旗兵恶习，乐於安逸，怠於勤营。自热郡（36）启程后，日行十五里，平泉到热，相距一百八十里，竟行半月之久，始达州衙，遂称疾不出。纵贼误国，有以致之也。

此时四方匪乱蜂起，无人克制，贼焰愈炽，而大黑山聚贼既多，且与敖汉贝子府最相切近，风声传至贝子府中，贝子极欲侦知其事，奈蒙人不能前往。时其府中，有一木匠王姓者，自其祖父即在府中作工，已经三辈矣，料无二心，因委王姓前往侦探。讵（37）该王姓某到彼后，反为匪首所弄，合词允许，期为内应。返见贝子，皆以伪词支吾报告，一面暗中联络院内伙友，以备待时而动，严守秘密，故该贝子并未充分防范也。

迨至十月十三日（38），该贝子虽无十分防备，素闻贼势方炽，且近在只咫（39），不能不临时戒严，晚四点钟余，即令关门上钥，禁止出入，饰令府内众人，谨慎防备，殊不知起事即在此夜也。至夜十一点钟，众人多有睡者，忽传伙贼已至，众心惶恐，报知贝子之间，有王某（木匠也）等作为内应，窃开府门，贼众一拥而入，人声沸腾，把守各屋门户，不准一人走出。该贝子身边，虽有几名随侍，然已堵在房中，不能走脱，且一闻惊耗，俱各胆战魂飞。而贼进各屋搜杀，不问男女老幼，尽行杀戮。且每杀一人，口呼：尔等尚吃租乎？尚施威乎？骂不住口。一面抢掠珍宝、衣服、金钱，并在院中牵其骡马套车装载，或以骡马运输细软财物。骡马、米粮一无所余。厥后放火焚烧，席卷而走。当时惟有贝子之长子（40）一人，经一随侍名那逊巴图者，乘乱背负潜逃，得免惨祸。夜则匿於沟壑，待之次日，仍匿沟中，至枵腹投奔敖汉札萨克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41）处报告，并求保护，即在彼处居住。以后承袭父职者，即今之贝子德色赉多布是也。又有贝子之亲弟喇嘛住庙，因未遇害者，即今之公衔称谓，敖汉三喇嘛者是也。数日之后，经札萨克郡王，招集兵队前往察看，凡在屋内死者，均皆焦头烂额，或呈炭堆，分辨不清；其在院中死者，赤身露体，缺手断腿，目不忍睹，凄惨已极；且有遗落红绿绸缎、男女细软衣服，尚在院中乱置无人拾者，遂令预备棺木，度量形容，草草收殓之后，始发令旗属再征披甲，以为预备剿灭之计。而敖汉海林王察克都尔扎布（42）即於十五日早闻信携眷逃往北京，衣服一切多未带出，甚至三眼花翎亦已失落，及十九日路过喀喇沁王府，曾向王府借去花翎（43）一支，其危急仓惶之状可想而知也。而此次贝子王府遭陷之役，男女死者约二百余名云（44）。

自贝子府遭难之后，远近汉人凡有预约者，咸皆揭竿而起，各个头裹红巾，手持器械，只呼杀!杀!凡遇蒙古，无得免者。

攻陷贝子府之第二日，系十四日，喀喇沁右旗之海棠川（45）一带，汉人亦闻风蠢动，当日起事约七百人，一律红巾裹头。然其器械不整，有持菜刀者，有持斧镰者，甚至将锄勾伸直，捻成利锋以充军械者，诚难枚举。贼众因念夙恨，王子坟（喀喇沁王之祖莹也）（46）素禁打柴，曾受彼等欺辱，莫若先由彼处起首为宜，遂拥众树旗，焚掠附近各村落，如大城、新城、斯罕城、七官营子（47）一带蒙古焚杀无余。其先事逃走者为数无几。

及其上山焚陵之时，击带柄大鼓、吹大铜别咧（皆由喇嘛庙中掠来者），一齐放火，呐喊助其威势。时有梅伦长命及桑吉扎布管带王旗官兵及虎枪手五十名，在彼（48）察道，忽闻惊耗，心胆乱跳，急出东望，火焰冲天，呐喊声、击鼓声、号筒声、人众惊号声、儿女啼哭声，一时并集，耳震心寒，毛骨悚然，不暇整旅，先自骑马出西门而遁。兵士一见主将逃走，遂将累身之械，如二人抬及牛蹄炮等，投入邻村井中，亦即四散奔逃。自此，贼心益无忌惮，焚烧王坟、香殿、墓亭……并有掘墓寻找宝器者。嗣则入村抢掠米粮，焚烧房屋。村中有年老之翁妪及老喇嘛三五人，劝其速逃不听，且曰：匪众莫不为钱财而来，到则财帛任其所欲，况无有呼!吾侪老而将死矣，其将我何？杀则杀矣，早晚不免一死!未逃而留家看门者，皆被杀矣。

於此二三日间，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皆金丹道匪，分成数股（49），分路在敖汉者，分杀敖汉、奈曼；在朝阳者，分杀东西两土默特（50）；在建昌者，分杀大城子、赛音台、哈巴齐尔、热水塘（51）一带；在平泉者，分杀大宁城、八里罕（52）一带为南路；向西北楼子店、上烧锅、十家（53）为一路；又向北，黑水、六家子、山咀子（54）一带为一路。所有蒙古村落、喇嘛庙、天主堂，焚烧无余；并接杀逃难蒙古，又起一逆名曰：巡山会，专搜深山沟壑藏匿之人。於是谣言四起：贼众口诵真言，枪刀不入，到处放出火公鸡，口吐火球，不燃自焚等语。是以蒙人信以为实，不俟其来，先自逃避，所以，该匪逞凶肆虐，毫无畏惧。适有蒙古未及逃出者，三十、五十成群，以为潜逃之计，路遇三五汉人，皆不敢还手，匍匐跪地哀告，终不见恕，一一引颈受刃，不敢少移也。

此时，匪首已有伪王、伪侯之号，如平北王、巡山侯等类。而通常汉人多分附贼，有少数之富厚家，为骑墙势，斡旋其间。又有与各王府居处太近者，亦不能暴露恶态，只可为待时而动之思想耳。此时，喀喇沁王府东八十里横道子北山洞儿山（55）上有辽时碑，有匪首黄好善等，聚众三百余名，明为修道，暗备接迎。附近各户，供给斋饭，以俟大股一过松树梁（56）及锡泊河（57），伊等遂为内应之准备也。

十月十八日，喀喇沁王府一带，亦觉时局危险，须为防范，派人四出购买火药、铅铁。奈为时已迫，各地总无备卖此物者，寻求至再，仅得火药百余斤耳。

十九日早，长命、桑吉扎布二公由东（58）逃归，至府哭泣，备诉贼势之凶猛，焚陵之情形，自有过而无不及者，盖图饰罪之计也。前喀喇沁王旺都特那木济勒（59）时为卓索图盟长兼备兵札萨克，闻之，东望祖陵，泣涕不止。遂饬管家，预备车马，至晚九点，先令眷属（60）进京避难，王与旗务官员留府，以便镇抚人心而资招兵御敌。此时东来逃难蒙古，蝼蚁不断，由王府派人安置於附近各户，其食粮亦由各户按日供给，谕以将来照数偿还。於是，来者日众，如敖汉、土默特、喀喇沁中、东（61）二旗之人，亦有来者矣。

此时，热河官兵，仍在平泉街逗留，带兵翼长全龄闻信，遂得惊骇病细（稀）屎涝，上吐下泻，未几身死。各州县兵队，藉口保护本街，不出一人。而喀喇沁王之福晋，系礼亲王世铎之胞妹也，路经热河都统府，德福（62）闻信，亲来慰问，并预备公馆，派其小队护送。此时，礼亲王为军机大臣（63），故该都统应酬特周耳。而其闻惊，仓惶之状，已见辞色，遂具折奏明匪乱情形及请兵求援，一面飞驰会商直督李鸿章；一面添派兵队，催促全龄相机剿捕去讫。奈事已大炽，杯水无济，而热河本街亦戒严，以防不测矣。

此时，喀喇沁王府，日日请神问咎，念经消灾，各庙喇嘛亦大开道场，终日念经祈佛保佑，奈汉人杀戮愈甚，其毫不见效何。

二十三日，辅国公林沁多尔济（64）来告奋勇，情愿督队剿匪，请遴委弁兵。喀喇沁王遂派管旗章京达兰台、笔切齐（书记也）阿拉木斯敖齐尔、札兰诺们乌勒吉及金圈尔等，招募难民编队整伍，约五百余名，分给军械，请神念经，撒给神符，前往迎剿。兵到龟尾巴沟（65），陆续拿获间谍数十名。询其大队，答言不远，遂斩之，警戒进行。

二十五日早，林公等兵到松树梁（66），离王府百里也。路遇逃难蒙古，扶老携幼，悲涕哭号，目不忍睹。且此冬寒冷甲於往年也，又兼雪深尺余，冻死者僵卧路旁不知凡几；而少年孕妇，生产（67）道侧，不暇收拾，抛弃而去；其有未死者，尚呱呱不休……此天意乎？不死於刃而死於冻馁，可惨奚如!兵至十家子，系和硕端靖公主（68）之陵寝也，闻贼在上烧锅午餐，众约千余人云。於是，林公等与蒙古兵即在十家子饱餐午饭，从速起队迎进。行至且近时，午后一时余也，贼已闻知，出队而来。又见东西两山峰崩约有数千人，林公等疑为贼党，果则贼数太多，恐有寡不敌众之虞，急令数人去探，果为贼者，当另筹对待方法。未几，去者复云：在山峰所立者，皆系空拳闲人，言称看热闹者，始得放心。呜呼!兵者凶器也，有何热闹可观？盖皆窥伺两军胜败之人耳，如果官兵败退，则彼众将预备附贼者也。回见出队之贼，行二列纵队，毫不素乱，及出街口，分路两向而进，如俗所谓之二龙吐须阵。其向东者奔东山顶；其向西者奔西山根，徐徐而进。於是，蒙兵亦分两股，林公与达兰台等为一路，奔西山；阿拉木斯等分兵为一路，向东山。而此东山顶为最重要之地点，故必须以此山顶为决胜之要冲。见贼众将及山腰矣，阿拉木斯等在前令众曰：今此山顶若为贼人所夺，吾等命休矣。尔等奋勇努力，速上速夺!於是众皆争先登山，先占山顶矣。东望贼众，仍鱼贯徐行。其当先有一道士，骑黑马，穿青衣，持皂旗，指挥引路，所以其行甚迟。相离百余尺矣，阿拉木斯等催众开枪。连放数枪，皆不命中，札兰金圈儿发急云：贼果有邪术乎？曾闻男女阴毛皆破邪祟，盖一示之。於是，紧闭双目（金圈儿本眇目也），恨心一拔得之，装人枪口击之，仍无效验。看步步切近，蒙兵稍有心惶，遂改命速击其他，再击其第二、第三，则随声而倒。众胆壮，更击其他，则莫不倒毙。正此时机，道士骑马已中弹滚倒，而道士也随马反颠，尚欲争起之时，已然身中数弹毙命矣。奈贼众仍不退缩，前者仆而后者上。天气寒冷，贼众皆穷苦农夫居多，短棉袄，破棉裤，不能伸手，而两肘怀抱刀枪，夹於腋间，依然低头喊杀而进。此时，蒙兵胆气已振，向前冲杀一阵，乱砍杀死满山遍野，所剩不过二百余人，纷乱奔逃，皆向烧锅店院内躲藏。其西路一股贼，见东路败散，心惶腿乱，鼓躁猛进，将蒙兵冲散数段。林公被困一隅，达章京亦被困一隅，势不能相顾，将有性命之虑。此时，林公携带十三响快枪一杆，其余皆洋枪火炮等猎枪，枪身过长，不便使用，幸而未遭其损伤者。二公身边所随，皆熟练猎夫，枪术精熟，拼命保护二公无恙，一面刀砍枪毙，贼众无敢前者。此时，东路蒙兵已获大捷，见西路蒙兵危急，暂停追杀残贼，前来援助。即由侧面攻进，贼受两下夹攻，又杀伤其四百余名，余匪亦逃进烧锅店。蒙兵随后追杀，及至店门，业已闭塞店门，不得直入。其在外边之贼，立时杀尽无余。

蒙兵围攻店院，或上对面房顶；或上院落后山冈；或登墙头；或钻墙隙，见院中尚有一道士，立於高桌上，挥旗诵咒，指天画地，忙乱不休，未几中弹倒於地毙矣。而屋中所有贼众，依然放枪拒抗，又见炊烟自烟筒中冒出，盖准备饭食也。适有一弹正中其火药口袋，轰然一声，屋盖崩腾，火焰冲霄，立时喊嚷乱喧矣。蒙兵乘隙进院，由其屋后举火沿烧，贼众不支。有希外出潜逃者，每有出者，辄被枪毙。其避在屋内者，悉被烧死。至四点钟，始得杀戮净尽，凡油笺、仓底、柜底、炕洞、水缸、井中，皆成死尸。

其有受伤未死者，亦皆以刀挥之。又生擒二十余名，派人看押。拣点人马，蒙兵死者二名，内一名系自己枪药失慎所轰，受伤三名。

蒙兵遂闯入店院，任意搜抢。所有使用物件，除焚毁者外，一净如洗。其中有不法之兵，潜入邻村人家，抢夺器具，少有理论，即以匪党问罪，故不敢少作呼吸，盖一如今之官军（69），在蒙古巴林各地诬捏良善，剿掠钱财、马匹无异也。诸事稍定，预备晚饭，即一碗一箸亦无有矣。於是，将蒙兵分宿附近邻村十余处。饭后，谋及再进方法，概不欲行，藉暂归报捷再议出师为辞。盖蒙兵行囊已满，恋财弗舍所致也。林公等见众意忐忑忑，强之无益，遂决议於次早黎明整旅而归。仅此一归，又误数千人之性命，诚天数不可逃，此之谓也。

此日，鞭敲马镫，凯歌旋里，乐何如之!临到之时，喀喇沁王亲迎於郊，劳师奖功。次日，大设筵宴，犒赏三军，再议出师。而此次林公，不耐过劳，推病不出。达章京因受惊，伤肺咳嗽，请假不出，另派梅伦阿拉坦敖齐尔督队，仍以阿拉木斯等诸员帮助。歇兵三日，定於冬月初一日出师矣。

自十九日起，王府戒严，昼夜防范，盘查行人，堵塞要隘，四出侦探，呈报都宪（70），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忧劳万状，言难尽情。

喀喇沁王府上下，小牛群、半支箭、美耳沟等处蒙汉社首（此内有汉人，来助者系未入教匪势力范围之内，且有附近蒙古官员劝导之力也），各带团练乡勇（71）三百余人，前来保护王府，巡更查哨，认真担劳，盘诘来往行人，尤其勤慎。各处间谍，或扮相面、卜命；或扮货郎扁担，巧作百端，伊等不令疏漏。而此中或有屈死者所不免也。惟有道士一门，不敢出现矣。再者，坐堂审供，杀人行刑，皆伊等责任。因此，每有犯人，恒有夜半牵出杀之，无所谓禀请，亦无所谓送州（72），盖乱时之事，不得已耳。

又，於此数日间，教匪南路一股约千余名，经三十家子（73）、阿鲁别列（74），奔额伯台（75），即（及）和硕金营子（76）而来。时有喀喇沁中旗头等他布囊“音扎那布林纳”等及本旗（蒙员）招集团练勇夫，会通噶勒仓营子（7）分州俞太爷（78）（忘其名，本地汉人称分州分县曰太爷，称知州知县曰大老爷，称知府道台曰大人，故称俞曰俞太爷云），共五百余人，会匪於额伯台梁。对抗时，终因寡不敌众，蒙兵败绩，死伤百余名。俞太爷阵亡，余众逃散。后经禀明，奉旨为俞太爷建祠立碑，追封恤其子孙焉。

二十六日，有敖汉等旗逃难蒙古二千余口，有（由）萨凌阿等为首，约西奔喀喇沁王府，来至老河西山咀子（79）地方，投宿於札兰格尔迪宅及其左右邻舍，探听前途大股教匪在烧锅店已被蒙兵剿灭，心中稍安。而后边匪众逼切，正在踌躇之间，有本地著名土匪李贵者，系关里迁安县人，现在三家儿（80）开大德泉烧锅，捐班户部主事（81），平素好事，远近畏服，因亲来慰阻云：大事已定，不必匆忙，暂留此地，可以协助剿匪。蒙众听信，议定合队剿匪，以俟王府蒙兵至。二十七日午后，李贵差人来请萨凌阿等诸重要五十余名，皆令前到李宅议事，并表欢迎洗尘。萨某等五十余名，遂同来人前往。李贵延坐客厅，又有邀来本地绅士多人陪宴，酒肴并陈，殷勤周致。萨某等饮酒贪杯毫未注意，时至五点余钟，忽传西北方火起云。众人出席眺望火起之处，正是山咀子，赤火一片，如烧西北半天，萨某等惊惶辞归。当萨某等赴宴去后，至三点余钟，陡来匪众一股，约两千余人，村内蒙众不及出逃，赶紧闭门固守，奈健壮男夫具被邀去，所剩者皆系老弱不堪、妇女幼稚，不但不能迎敌，而且战战不已。然而萨某之妇女，因枪马通熟，唤其同伴，但能放枪者，皆令扶墙射击；又令余众下边装枪，轮流射击，颇为得力。无如耐时既久，枪热难执，且贼多院广，防御难周，遂有贼众逾墙而入者，烧毁房屋，由内夹攻，以致失陷。合村所有蒙古二千余口，皆被杀尽，有铡刀铡者，有牵到石槽砍之者，厥后数十石槽皆满人血。贼众每杀一人，抛在一旁，再燃高粮秸一束，绑其尸上。而其妇女尤惨，既经奸淫，复於私处以刀割之。其幼孩则挑在枪头，令其挣扎为乐。时值严寒，妇女尸身仰卧伸腿，冻作不堪之形，言之痛心。及萨某等驰归，业已无济，兼之枪械不齐，再向李贵请来护勇，将匪众驱走。入院后，各睹其妻子妇女惨死之状，不胜忿恨，抱尸痛哭。各寻其亲，多已身首两处，不能辨识。其有能辨认者捡出，用高粮秸捆束之，压蔽於墙根、房檐之下，遂奔喀喇沁王府，附其军队矣。此次惨杀之祸，虽由萨某等贪酒疏懈所致，而致祸之因，多有怨及李贵使调虎离山计有意陷害者。又云：王府官兵设不退归，即於二十六日乘胜东下，则此一起两千余蒙古，当不至於死云。

此时，盛京将军（82）派出之统领（83）左宝贵（84）带队，由牧场（85）以西向土默特旗进剿。直隶总督（86）派出之提督叶志超，统领潘万才、吕本元、聂士诚等兵队，已抵平泉州街。统领任永清等驻扎热河密云县，副都统玉和带马队一百名已抵喀喇沁王府。此间各处大兵云集，人心稍觉安宁，然而大股贼匪，尚未扫除，终属提心吊胆也。

时有梅伦海元（87）等，以喀喇沁王名义，接迎叶军门（88）於平泉州街，详述合旗被害情形及教匪狷獗状况。依叶军门尚有不急之意，经海元委曲细陈始蒙应允，派铭军飞骑马队统领潘万才为前敌，以蒙员海元、潘世英等为响导，领队前往。军至八里罕、五十家子住宿。次晨七点钟至万成当（89），此十一月初二日也。前哨报知，贼在此住宿约三千余名，刻下正吃早饭，潘统领即传令预备。离村八里有余，正然配置妥协，而贼众亦已闻知官兵来到，齐队出迎。依然念咒作势，徐徐前行，意在行至切近，乘其不防也。岂料官军一律十三响马铳，骤然两三排枪，已竟僵卧若干。试想一般乌合之众，刀枪之外，别无长物，一旦遇此利器，岂有不败之理？未及三数排枪，毕竟死去大半，将欲逃遁之际，大兵马队，势如泰山压顶，冲突而来。当时枪毙者二千余名，其余皆败入万成当院内，闭门拒抗。官军遂跳墙而入，被贼刺死者数名。官军知贼有内伏，不敢造次，先由墙头攻击，墙根一切，搜索清净，方入院查看各处，除杀死数百名外，又生擒三十余名。当铺被贼所掠之衣服、金银首饰，今复为官兵所有。而万成当从此歇业，而金丹道亦从此陷入厄运之始也。

十一月初一日，喀喇沁王府蒙兵二次出师，前往老哈河川。兵过松树梁，一到楼子店，凡属蒙兵驻宿、午尖之处，周围二三十里内，汉人多有被抢、被剿者，甚有合家满门咸被杀尽者。当时有王通者，匪首也，漏网归家，为儿成婚。新妇、新郎正在合叠交杯之际，蒙军闯入，杀散来宾，将一对新夫妇双双杀死，亦一趣事也。生擒王通以后，嗣斩於途中。蒙兵下此毒手者，皆敖汉旗萨某之兵居多，恨其前在山咀子杀其妻子之仇也。每见汉人即欲杀之矣。其抢掠钱财物件者，多系本旗官兵，逃难之后，家业全失，兹掠汉人财物，欲复其所失之故而生贪心也。於是，带队之官，亦不无染指，屡屡派人回家运送财帛、牛羊骡马。又有令其亲眷邻友随伴自家车辆，往来运装米粮，不计其数。然而蒙军恶名由此传播，而奸狡汉人，亦以此藉口反噬矣（90）。

蒙军到甘珠苏木庙（91），察看常平仓（92）被焚情形，并察拿余犯。汉人恐怖，因而挑唆讼棍及教匪妇女迎谒军门叶志超行辕，喊冤捏控蒙兵诬良为叛，妄杀无辜。种种饰词，日以数起。叶志超本系混性卤夫，不分泾渭，甘纳一面之词，自此频与蒙古作难，袒护匪党。故奏折之中，每每代匪择轻躲重，冠以汉蒙仇杀之语皆此因也。嗣后，蒙兵队官往拜叶军门时，军门之兵名曰“提标”，将蒙军旗帜故意裂毁，几乎酿成钜患。经众解说，方为罢论。后来叶军门之奏折到京，正值彼时喀喇沁王亦到京。礼亲王即将原折抄来询问事由，经喀喇沁王命梅伦朝鲁（93）详书分析。“说帖”（94）回复去后，廷寄严斥叶志超剿匪不严，偏护邪教等语。自是而后，叶志超稍敛恶威，不敢再加毒手，反为奏请奖赏蒙古剿匪官员甚有力焉。

十一月初三日，副都统“王和”带队往剿洞儿山。於初四日早上山围攻山洞，所有教匪三百余名，杀戮二百余名，余尽逃散，而匪首黄好善已死於乱军之中。遂搜拿附近匪党於河南营子、“药王庙”（95）、喇嘛札子、画匠沟门（96）等处各村落，回军驻扎於“大牛群”（97）地方。

自万成当战胜之后，匪众屡屡败北，潘万才、吕本元、轰士诚等军侦剿追击，沿途每战必捷；而朝阳一带，有喀喇沁右旗协理希里萨拉，土默特右旗梅伦白凤温、太和等，招集本地蒙众五百余名，会同营官傅弼卿大队，剿办该处教匪；东土默特贝勒（98）色楞那木济勒旺保选派旗员招募蒙兵，会同统领左宝贵大队剿杀东窜各股教匪；而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亲统蒙兵，往来接迎各军，战绩卓著；而西路喀喇沁一带，稍觉肃清矣。

於是，喀喇沁王见地面稍安，遂启程晋京。路经热河时，都统德福已於数日之前，因匪乱过大，难逃疏於防范之处分，遂服毒身死。新都统尚未到任。到京后面君，并由理藩院转奏匪乱情形及蒙民遭难无处栖存苦况，命庆亲王奕劻（99）复询详情之时，经梅伦朝鲁立成说帖一张，几千余言之多。庆亲王遂将此情回奏之后，奏旨由内务府拨银三万两，命热河都统会同赈济被难蒙众，妥为抚恤，勿使失所云。於是喀喇沁王谢恩回旗，於十二月二十日始抵旗邸。

十二月二十九日，热河派候补知府晋昌护解赈款到旗，由王府派朝鲁等会同印务处，清查户口，购买米粮。户口分为三等，人口分为大小。自十八年正月初十日起，直放到二月十五日止，诸事完竣，并按户偿还供给难民米粮，又按路程远近发给川资（100），遣回家乡矣。

前者，叶志超已然回驻芦台原营，派其九公子叶玉煌出口压埋阵地残骨，至平泉州时，经知州专委继任分州袁以烈帮办，前往开战各地。无如叶、袁二人，仅埋教匪残骨，所谓蒙古人遇难各处，概置不问。嗣由王府另派委员，次第压埋，盖亦有奸民舞弊离间所致。而叶、袁等沿途放告（101），代理民词，引起讼案。凡有控告，皆系汉人诬告蒙古种种。内有数状联名控告蒙古札兰“诺门乌勒吉”即刘彬，身带妖旗，呼风唤雨，带领蒙兵剿杀无辜等语。本属不经之谈（102），而叶、袁等居然批准，专差去请刘彬，诱进公馆，立时锁拿，坐堂询供，专问妖旗来因。刘彬告以王府请神所与，不听。非刑拷打，日杖数百，必欲诬认邪术为快。嗣由王府移文分析，不与。后经呈请热河都统，并去信军门叶志超，方将刘彬释回，唤回叶玉煌。分州袁以烈，亦以此案撤任矣。

盖刘彬所背之旗，并非邪术。该王府素奉一神，其神附於喇嘛之体，神来则说梵语（103），即藏话也，人莫之知。旁有罗斯瓦，即通事（104）也，代为翻译；或有一时亦说蒙语，而音异於常态，亦不能闻也。全身盔甲，金碧辉煌，仿佛番（105）俗之古装武士，手持单刀，腰带弓箭，又时持此旗者。其旗式，长八尺余，朱漆木柄，旗顶三股铁叉，涂以黑漆。叉之尖顶，嵌以火焰金漆，下垂红丝长缨，周裹金匝，下为五彩锦缎、蟒缎飘带尖旗，周贴雕胸下白绒，新鲜可观。当初次出师也，“神”即以此旗亲授“达章京”，嘱谓负於身上，遇敌无伤，如余（106）亲临，保佑无爽。烧锅店之役，达章京负之甚觉不便，被贼围困，几乎遭险，心实厌之，然不敢言也。沿途遂令随员背负，临抵府时，始接去自负，盖敷衍喇嘛与王爷耳。二次出师也，复将此旗授予梅伦“阿拉坦敖其尔”，阿不愿亲负，令刘彬负之。沿路见此奇品，汉人见之莫不惊讶，乱传谣言，所以汉人控陷刘彬之时，藉此以为口实，以图复盆（107）也。夫刘彬者，日负此旗，当享特别之幸福；为是，乃竟遭不白之冤，几乎性命丧失，险遭不测。呜呼!此神之所施，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矣，可不悲哉!

此际，蒙旗提倡办理善后，欲清察遇难蒙古绝户遗产及繁琐诸事，汉人百般掣肘，终久未克办到。

十八年春二月（108），匪众全聚乌丹城一带，东翁牛特贝勒府亦被焚烧。贼据乌丹城关帝庙与官兵对抗半月有余，终归不敌，死者死，逃者逃，生擒贼魁纪、杨诸匪（109）解往天津正法。其妻女稍具姿色、其子弟容貌秀美者，皆俘获载往天津，或为小妾，或为侍婢，又有赠亲友者。其余俘获车、马、骡、牛、衣服、器具无算。从此蒙汉猜疑日深，仇仇日重，界限愈清，而融洽愈难矣，至今尚存畛域也。

此次金丹道匪，即红巾贼之乱，始终半年，初则蒙古之被害固多，而后来汉人之死者亦复不少，约略言之，两方死者，不下数万余人（110）。於今言之，固为地面土匪小乱；於当日言之，蒙古二百年来实未有之惨祸也。

而蒙古王公及在事出力人员，保奏奖赏有差。自此以后，直至民国元年，时有谣言，或谓汉人预备杀蒙古，或蒙古筹划杀汉人，互相勾牵之词时闻於耳也，然幸而未能见诸实施也。惟有各备器械，以防不虞。有时办理团练及巡警，时办时止，忽合忽散，始终未尝一致也（111）。以上系以实地闻见者录之，所有公文战阵情形，虽未详载，而其内容、原因固为目睹亲见，故录以呈大雅钧览正之。

注释

（1）光绪，清朝德宗皇帝年号，1875~1908年。光绪十七年是1891年。红巾贼之变，系指光绪十七年发生在平（泉）、建（昌）、朝（阳）、赤（峰）四个新建县的以“杀人腾地”为诱饵的邪教组织暴乱。总头目是金丹道（一贯道前身的一支）总大教师、一心想当皇帝的杨悦春；核心组织是“无上门.金丹道·一灶香”，简称金丹道；协从的封建道会门有在理教（青帮）、武圣门·金钟罩、黄羊教。在昭乌达盟南部和卓索图盟大部，即平、建、朝、赤，主要是金丹道和在理教。暴徒以红头巾为标志，蒙古人称红帽子，汉族蔑称红头蛆造反。1959年以后，有人著文赞之为金丹道农民大起义。

（2）辛卯，按中国古代干支纪年，光绪十七年是辛卯年，所以在有些老人的记述中，又称红帽子暴乱为兔年变乱。

（3）清代，蒙古属于藩部，实行不同于省、府、厅、州、县的盟旗制度。卓索图盟是崇德四年（1639）编成，辖二部七旗，即喀喇沁右翼旗、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中旗、土默特左翼旗、土默特右翼旗、唐古特喀尔喀旗、锡埒图喇嘛库伦旗；昭乌达盟也是崇德四年编成，有翁牛特部左右二旗、敖汉部一旗、喀尔喀左翼旗、奈曼部一旗、扎鲁特部二旗、阿鲁科尔沁部一旗、巴林部左右二旗、克什克腾部一旗，计八部十一旗。

暴乱主要是在农垦化最早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的西拉沐伦以南各旗。其范围，东自锦州、新民、彰武，西达围场、承德，南起长城，北到西拉沐伦。具体地说，包括今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红山区、松山区、元宝山区、宁城县；哲里木盟的奈曼、库伦等旗；辽宁省的凌源、建平、建昌、朝阳、喀喇沁左、北票、阜新、锦西、锦州、北镇等县以及吉林省西部；还包括河北省属沿长城一线的平泉、隆化等地。其面积约十几万平方公里。

（4）红帽子暴乱是多个邪教组织和封建道会门的联合行动。为首的是杨悦春的金丹道；人数最多的是与流民与之俱来的在理教，即青帮；还有在辽吉地区骗钱的武圣门、金钟罩、锦义地区的黄羊教等等。

关于金丹道，请参阅本章注释之（22）。

（5）从十月十日事发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丹道总大教师杨悦春就擒，一共是48天，所谓“半载之久”，当包括掩埋尸体、安抚救济等主要善后事项。

（6）蹂躏十旗，是从被害蒙古人的归属而言。这十旗包括敖汉王旗、奈曼王旗、翁牛特左翼贝勒旗、翁牛特右翼王旗、喀喇沁右翼王旗、喀喇沁左翼贝勒旗、喀喇沁中辅国公旗、土默特左翼贝勒旗、土默特右翼郡王旗、锡埒喇嘛库伦旗。到光绪年间，这十个旗的牧场已经开垦净尽；蒙古族已经成为总人口中的绝对少数而被分割在没落贵族的采邑里；清朝政府已经不再把他们视为藩屏而在同一块土地上建立起由汉族地主出身的官吏掌权的平泉、建昌、朝阳、赤峰四个县。原来属于十个旗的自治地方，现在已经被四个县的行政权、司法权、税收权以及治安统辖权力所代替。

（7）康，即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1661~1722年。乾，即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在位1735~1796年。

（8）从康熙朝到乾隆朝，中经雍正，凡133年。此间，昭、卓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清代初期，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严禁汉人出关、蒙古人入关。甚至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书。康熙年间，首先在古北口外的喀喇沁旗和翁牛特西部开辟围场，派满族人当庄头，招徕关内农民辟耕庄头田。喀喇沁三旗效尤，申请允许选招熟练农民辟耕。清廷批准了这个请求，每年由户部发放印票八百张，农民持票入蒙耕种，春季出关，秋后回原籍。雍正元年、二年，直隶、山东连年灾荒，朝廷为了转移矛盾，想出了“借地养民”办法，准予灾民到长城以外五十里内耕殖，敕谕近边蒙古王公收容，并且在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处设同知，对于到蒙古地区耕作者，务须照会原籍，确查不是逃亡者或罪犯，才予放行。年末要造户籍呈报理藩院。蒙古王公享受典租之利，出关农民也得到良田薄赋的实惠。蒙古人亲切地称这些客民“察噶钦”，即“娇民”。这些人中受到包庇的长期居留下来。一方面，由于出关农民的生计确有改善；另一方面，朝廷的限制也时有松动，五花八门的流民不断涌来，五十里的限制很快突破。垦荒区域迅速向北推进。据《承德府志》记载，热河管内（主要是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的汉族人口，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达到了557400人，到同治十一年（1872）达到883877 人，88年中又增加了326000多人。

流入人口的剧增，大量牧场的开星，对广大蒙古族群众无疑是生存空间的丧失，所以在乾隆朝就有反抗土地放垦的呼声。乾隆皇帝曾经下令，惩治私招民人的札萨克王公，惩治私开蒙地的汉族“揽头”，“徐令民人归赴原处”，将土地逐年归还原主。但是，第一，出关农民惧怕内地剥削的残酷，“冒死不辞”；第二，蒙古王公已经尝到了“地利”的甜头，顶着不办；第三，河南、山东的农民起义，迫使朝廷不得不改变策略，乐得把矛盾从内地抛到蒙古地区。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甚至把借地养民办法，写进了“理藩院则例”中。

（9）随着大量牧场的开星，流入人口的剧增，民族纠纷日益严重。清朝政府在蒙旗境内设置由汉人出任的理事司员和同知通判，办理“蒙汉词讼”。其机构设置叫理事通判厅。热河行宫落成后，雍正初年，设热河厅管理昭、卓地区汉人。雍正七年，在喀喇沁境设八沟厅；乾隆七年，在喀喇沁左旗境设塔子沟厅；乾隆三十九年，在土默特右旗境设三座塔厅、在昭乌达盟翁牛特右旗的乌兰哈达设乌兰哈达厅。乾隆四十一年改八沟厅为平泉州。乾隆四十三年，改塔子沟厅为建昌县，改三座塔厅为朝阳县，改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至此，原来专司调解纠纷的附设机构正式成为国家行政机关。这些建置，一方面使出关农民在政治上有了依靠，另一方面，除了对汉族农民征税征粮外，又未能正视他们的土地关系。于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两种土地关系，两套管理系统，“二虎争食”的局面已经告成。

（10）蒙古各部被清朝征服后，仿照满洲旗制，确立了盟旗制度。盟旗制是兵政合一的政治制度。蒙古人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俱编入基层军事单位“箭”内，不得疏漏，称为箭丁。箭丁平时操练，战时出征。男子在外征战，土地交佃农耕种，佃农向土地所有者缴纳收获量的一部分，做为使用权的贷价，叫作地租。当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蒙古养儿当兵，佃农种地纳租”，“一地养二民”。其数量，在喀喇沁一带通常是，每亩缴租五升（平泉量制），一顷地五石。

康、雍年间的蒙租，完全是交粮。后来，因为运输颇多不便，根据佃农的请求，遂将离王府远的租粮折合成钱，称之为钱租。钱粮折算按市价行情。粮租改钱租多一道手续，为管仓人员和佃户从中作弊留下机会。

（11）风水山，具有观赏和文物价值的山林。

（12）衙门的概念沿袭中国古代旧制。春秋战国时代称官府，汉代称署。衙门之称大致起始於唐，而盛於宋代，以后一直沿用至明、清。它是由武官的牙门而演变为文武官通用的衙门的，从衙门之称的出现，距今约有一千年的历史。

衙门的设置是有规制的，主要建筑均坐北朝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

它的规制，由以下的建筑所组成：

照壁，为衙门门前的屏蔽物，面北，画一状如麒麟的怪兽，这个想像中的动物名叫“犭贪”，为神话中的贪梦之兽，能吞下金银财宝。尽管它的足下和四周全是宝物，但它并不满足，还想吃掉太阳，真可谓贪得无厌。旧时衙门前照壁上均有此画，以警戒官员不要贪赃枉法。

大门，两边有“八”字墙，明间置區书县名，东梢间面南置一红漆大鼓，俗称“喊冤鼓”，是旧时告状人击鼓鸣冤的地方，有守卫大门、打更报时的门子居此。

仪门，是官署内的第二道正门。此门不常开，而以两侧旁门出入，东侧称“人门”，是人经常出入之门；西侧称“鬼门”，经常关闭不开，只有在死犯宣判后，方从西旁门拉出行刑，故又有“鬼门关”之称。仪门作为官府的第二道正门，又是礼仪之门，《明会典》载：“凡新官到任之日，至仪门前下马。”迎接上级官员时要大开仪门，县官僚属要整冠出迎至门外。大堂有重大政务活动、审理重大案件，也要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至大堂前围观。

戒石坊，按旧时制度，府州县衙大堂前俱立戒石。戒石向南的一面刻“公生明”三个大字，用以警戒官吏；北面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这是后蜀主孟昶训诚官僚文中的话，原来共有二十四句，宋太祖摘出四句颁于府州县，敕令勒石堂前，建亭，故曰“戒石亭”。县官坐堂理事，即可见此十六字，以警戒其要公办事。“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后因出入不便，遂为牌坊，因此又称为“戒石坊”。

三班六房，位于甬道中戒石坊的两侧，是州县吏役事的地方。三班，即指皂、壮、快三班的值房，其人员者衙役。站堂、行刑、内勤及门卫等分属于皂、壮二班。班，分为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六房，即吏、户、礼、刑、工书吏房，是县衙门的内部机构，是中央朝廷六部缩影，其办事人员称书办、经承或承发吏，统称“典吏”。他们虽无品级，却掌握着衙门的实权。各房的职能是：吏房，管理乡绅、丁忧、起复、在外省做官各事；户房，管粮、户、税等各事；礼房，管理皇上喜庆、辰期并考试、女、节妇、祭神等事；兵房，管理兵差及考武各事；刑房，管理枷杀贼盗、刑狱诸事；工房，管理交通、水利、起盖衙门、修理仓库各事。

大堂、二堂、三堂是中轴线上体量不同的三大主体建筑。

大堂，位于中轴之中心，尤为高大壮观，它不仅占了最主要的建筑空间，而且在布局和建筑上调动种种段来烘托它的庄严肃穆气氛，集中体现了知县在该县中心地位和至高无上的封建权威。

大堂，又名正堂、正厅、公厅、公堂等等。大堂是知县办事的正厅，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

宅门，位于大堂之后，入门即为官宅，前置黑漆板门，后置格扇门，中设阁门，为二堂的屏幛。格扇门面北置长条匾额，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这是知县办案的纲领，意即施政办案要“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知县升堂时从此经过，以示警戒。格扇门平时关闭，只有在县官到任或迎接上级官员时方能打开，从中间通过。

二堂，前身多叫退思堂、退省堂、慎思堂等。所谓“退思”，取退思补过之意。据有关史料记载，二堂有时也进行非正式审案。

三堂，清以前多无三堂之称，而叫知县廨、知县衙、正宅、正衙等名称，这里是知县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处理政务的地方，有些案件，事涉机密，也在三堂审理。

三堂东西各有花厅院，分别是知县眷属居住及宴请客人的地方。有些不便公审的案件，如奸情、花案等有时也在花厅审理。

中轴线之外的建筑，如典吏衙，是典吏办事的地方，掌管治安与刑狱。清代，一般县份县丞、主簿多不设，而以典吏兼领其事。衙门监狱均居大堂西南仪门之外，故俗称“南监”。有内监（关押死犯）、外监（关押流刑以下轻犯）和女监三部分，另有狱神庙。

清代，蒙古札萨克衙门，以爵位大小，格局略有不同，与县衙门建筑差异很大，礼仪与刑狱不突出。

（13）屯达即村长。

（14）村以下十户为一牌，牌之长称牌头。

（15）清代，蒙古贵族的爵位区分为七个等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他不囊）。统称王公贵族。实际上“公”以上称王公，台吉、他不囊多数只享受俸禄，只有少数有机会任职，所以是贵族。王公是贵族，贵族不一定是王公。

台吉，是汉语太子的意思。清季，成吉思汗的族系，全部享受世俸世禄，称台吉。

他不囊，是喀喇沁贵族的爵位。喀喇沁部的掌权家族姓兀良哈，不是成吉思汗的族系。兀良哈家族的始祖济拉玛是成吉思汗的勋臣，成吉思汗把女儿嫁给济拉玛的儿子吉伯格，使他享受驸马的荣耀。他不囊或作塔布囊，是驸马的意思。元朝，吉伯格的后裔领朵颜一带地方，赐“诺颜”称号，北元时南下，名其部为喀喇沁。满族兴起，奠都奉天，济拉玛后裔苏布迪率部投靠后金（清前），仍封喀喇沁部于大明故地，苏布迪的族系享受和成吉思汗族系一样的待遇，沿用他不囊称号。所以，在其他部族享受特殊待遇的台吉，与喀喇沁的他不囊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他不囊或台吉又分四个等级。

（16）许多私自开垦的荒地没有计入征租面积。

（17）吃会聚众，即以聚餐的名义联系众人，共商对策，统一行动。

（18）光绪十七年春，以金丹道总大教师杨悦春为首的各会道门，加快了暴乱准备工作的步伐，并且向朝阳、建昌、平泉、赤峰、锦州、义州、宽城子，甚至吉林、黑龙江等地派出大量人员，秘密“结为一党，定于十七（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由朝阳起手，四路送信一齐造反”（《依克唐阿奏拿获朝阳教徒结党屡叛之何广大刘振庆折》）。但是，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出现一个机会：建昌营都司驻贝子府的绿营官兵，于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应调到建昌检阅，而贝子府又对道会门活动毫无觉察。杨悦春决定趁这个机会发动，于是放出口风，说贝子府正在集中全盟蒙古兵准备“杀人腾地”，传檄各地。这就是暴乱发起时最主要的舆论准备。

（19）即1888年。

（20）光宁山，即今辽宁省北镇县医巫闾山。

（21）清代及其以后的封建会道门，为了掩人耳目，常以“禁戒烟酒，劝人学好”为幌子。他们的真正意图秘而不宣，等到人多势众的时候，利用某种舆论或某些机会，把不识不知的徒众拴到自己的战车上。

（22）金丹道，又称“圣道门”、“无上门·金丹道·一灶香”。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敖汉旗南端贝子府及其以南，包括建昌、建平、朝阳一带。大黑山林草丰盛，是它藏身的中心据点。在地域上，这里介于喀喇沁、平泉、赤峰的在理教和锦、义、北镇一带的“武圣门·金钟罩”之间。所以其特点既有在理教禁戒烟酒的幌子，又有武圣门粗俗不堪的迷信色彩，却没有那两个道门的“经典”根据。他们吹嘘的所谓“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六部经典，在平叛后的各个据点，除了龙袍、《奇门遁甲》等外，一概没有发现，纯属子虚乌有。杨悦春的供词中说，金丹道是他受了“江南郭老道”的指点创办的。江南郭老道何许人也，连清朝政府都没过问，无非是杨悦春的托辞而已。说他与广宁山的道士有联系，确乎有些根据。

《朝阳县志》关于金丹道的记载是：“查学好教门，原系左道，惑众邪教。在光绪初年，曾在朝阳县东南方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立教堂，传教为师者，系一道士，夜聚昼散，男女均可入教，练成则枪不能伤，能驾云上升等术，嗣被本地豪而有识者逐之，遂潜逃至朝北及建昌县敖汉旗地方，在杨家湾子村医生杨彦（悦）春家中设立教堂。……凡为首者，皆称老师。杨彦（悦）春为总老师。至十七年秋十月，仿黄巾贼张角办法，见人心已得，以为机不可失，遂由杨彦（悦）春及原来道士，招集各教堂首领……会议，以扫胡灭清取得地位为宗旨。起首即先杀蒙古人泄积愤”。

杨悦春，1841年生于原建昌县设里虎南沟杨家湾子（即今敖汉旗金厂沟梁镇设力虎村杨家湾子）。其父杨占山，原籍山东，以租种贝子府旗地为生，早逝。杨悦春在亲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在家族中行三，早年开有药铺。约三十几岁，凭大黑山偏僻地利，以行医为名组织金丹道，十几年间，成了暴发户。据金丹道平息后第二年徐润的实地考查记载：“查其家，乃依山造房，成村圩形势。傍有小山坡，系杨逆聚众议事之处。”其道众“近则一月一聚”，远“则一年一聚”。道众众多，或募化，或强抢，为他“广敛钱粮”。那气象，那排场，远非贝子府可比。1891年红帽子事败伏法。

（23）敖汉贝子，指光绪十七（1891）年时的敖汉贝勒达克沁。清太宗崇德元年（1639），诏编敖汉部佐领，设札萨克，以班第领之，封爵多罗郡王。顺治四年（1674），班第长子墨尔根巴图鲁温布袭郡王；次子官卜尚固山郡主，授固山额驸称号，率属移牧於大羳羊山（即贝子府后山，蒙古名为伊和伊玛图山）。其长子罗卜藏授一等台吉，是为敖汉南旗之祖，康熙五十年（1711）尚固山郡主，授固山额附；雍正七年（1729）封为辅国公；九年（1731）领军征喝尔丹策凌，以功授昭乌达、哲里木两盟军统，封固山贝子；乾隆七年（1742）用军机大臣议赐号镶蓝旗；八年（1743）晋封多罗贝勒，后因屡著战功，升北喀尔喀大将军，从军北征，凯旋，升昭乌达盟盟长，十七年（1752）卒。子，垂济札勒降袭贝子（清例，降等承袭），尚固山郡主，赏御前行走。四十七年（1782），子德威多尔济袭爵，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尚固山郡主，追念前勋，诏世袭罔替，随驾巡狩，病卒。长子奥尔卜桑袭。道光二十七年（1847），奥尔卜桑卒，长子达克沁袭，以军功晋封贝勒，尚郡主，升昭乌达盟盟长兼备兵札萨克。

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金丹道起事，围攻贝子府，达克沁遇害。

民国十一年（1922）成立敖汉南旗，由闲散王德色费托布任札萨克，晋亲王衔。

（24）按“理藩院则例”，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及盟务帮办，盟长由旗札萨克王公中选任，不干预各旗政务。他的权限平时只限于监督方面的“简军实，阅边防，理讯狱，审丁册”，随时向朝廷揭发不法札萨克。至于会盟以及盟会中需要研究的每一件事，均须条陈理藩院，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

除了理藩院例行公事之外，军国大事由中央派驻各地的将军管理。内蒙古东部盟旗受黑龙江、吉林、盛京将军节制。昭乌达和卓索图盟受热河都统的节制和监督。只有这些将军、都统才拥众兵，有重权。蒙古地区的盟长、札萨克只有在各自领地的蒙古族中间作威作福，所以达克沁妄自尊大，不仅汉族农民，就是在蒙古族中间也认为过其身份了。

（25）胡匪，即股匪。

（26）叶志超，字曙青，安肥庐州（今合肥）人，行伍出身。曾为刘铭传部下，参加对捻军的镇压。红帽子暴乱后，以直隶提督身份受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来热河，坐镇平泉，指挥西路清军主力兜剿。平息后回芦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统领援朝诸军，因指挥无能，谎报军功，从平壤战败逃归，被革职监禁。1900年获释后病死。

（27）即杨悦春。

（28）大黑山是努鲁尔虎山东段，位于今敖汉旗南与朝阳县北接边处。杨悦春所在的杨家湾子即在此山北麓。

（29）即清朝的理藩部。清初称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为理藩院，隶属于礼部。光绪三十二年改名理藩部。辛亥革命时废。袁世凯当政时设蒙藏事务局。

（30）数武即没有几步远的意思。

（31）披甲，清代八旗兵的别称。八旗制度规定：由各佐领所属壮丁中选充甲兵，应选的人要通过马、步、箭的考试，当选者称为“披甲”。有马甲（马兵）、步甲（步兵）等名目。

（32）清代绿营的统兵官，位次于副将。

（33）汛官，官名。专司社会治安的武官。清代的汛官有固定的工作地域，如有某某地区汛之称。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其小单位类似班、排。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亦作“讯地”。

（34）喀喇沁王旗，即喀喇沁右翼王旗，又简称喀喇沁右旗。今赤峰市喀喇沁旗。

（35）即都统别称。

（36）热郡，即承德府。清朝廷在这里设热河都统，驻防承德府，兼辖昭乌达、卓索图二盟。

（37）讵jù，岂料。

（38）作者是喀喇沁人，事发时间来自传闻。据杨悦春供词为“初九日半夜。”徐润实地调查为十月初十。应为十月初十，因为九日夜半和初十实际上是同一天。

（39）杨家湾子距贝子府仅二十多华里。

（40）长子，应为长孙。达克沁年过六旬，共有四子，其中三个被杀。长子年过四十，已在其中。惟三子当喇嘛，闻信逃跑，故免于难。逃出贝子府者系达克沁之孙德色赉托布，当年十七岁。

（41）达木林达尔达克当时任敖汉旗札萨克，府坻在今红山水库淹没区。

（42）敖汉海林王府址当时在浩沁营子，即今乌兰召，原称敖汉多罗郡王府，毁于红帽子暴乱。其始祖索诺木杜棱，系成吉思汗二十世孙，天聪三年（1629）娶努尔哈赤三女儿、皇太极的胞妹莽古济为妻，赐号“济农”。后莽古济因事被诛，索诺木杜棱削爵，顺治五年（1648），叙征明功，追封郡王衔，世袭罔替，但不赐封地，准其在敖汉境内修筑多罗郡王府。宣统二年，该王后人获准从敖汉王旗划出二十佐领成立敖汉右旗。

（43）花翎，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饰于冠后，以翎眼多者为贵。一般是一个翎眼，多者双眼或三眼。开始时惟有功勋及蒙特恩者，方得赏戴；咸丰后，凡五品以上，虽无勋赏亦得由捐纳而戴一眼花翎；大臣有特恩的始赏戴双眼花翎；宗臣如亲王、贝勒，蒙古的郡王始得戴三眼花翎。

（44）《徐愚斋年谱》载，贝子亲丁二十三口，附近蒙古千数百人，除小贝子和在庙上当喇嘛的一人得逃脱，计其存者仅数十人耳。其“惨酷情形，不堪言状。

（45）即海棠河川。海棠河主要系流有二，一条从今辽宁省建平县的张家营子向西，经北大庙、奎德苏，在今太平庄北汇入老哈河；另一条从建平县酒局子向西经新城，转而西北，在白山水库附近两条系流汇合。海棠川主要指太平庄、奎德苏、北大庙、张家（章京）营子一带。这两条小河的流域是蒙古族聚居区，东与敖汉大黑山毗连，当时属于喀喇沁右旗。

（46）王子坟即喀喇沁王陵，在今建平县三家乡新爱里村东二里。今新爱里村为当年喀喇沁王府祀田局所在地，故原村名也称王子坟。祀田局职责除了筹措祭祀和丧葬靡费，主持葬仪，平时主要是护陵。现在，建平县在这里设林场，兼护王陵和苍松翠柏。

（47）这些地方均在海棠河第二条系流。大城、斯罕城在今建平县白山乡。新城在今小塘乡。七官营子在今张家营子乡。均为建平县蒙古族主要聚居区。

（48）即在王子坟营子。

（49）杨悦春攻占敖汉贝子府之后，把贝子府当作“开国府”，蟒袍加身，头戴五色巾，传檄各地：“每到一处，应选拔丁壮，编入队伍”；“凡我军民，有私自纵放蒙人或因亲朋而庇护者，斩首!循情卖放或挖洞隐藏而被人出首者，立斩!其户屋家产赏予出首人”……

具体行动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类是，道众势力比较强的，如平泉、建昌一带，主要依靠当地道众；在他们认为比较薄弱的地区，派出骨干和主力，据杨悦春供认，“派令王增、王福等召集四五千人到东土默特旗一带，沿途专找蒙古营子抄杀……”；西路，令“李青山等到平泉州、喀喇沁等旗一带抄杀，走到惠家沟会合惠代铎等共五六千人……”；北路，派王增转告冯善政、李国珍“去札萨克王旗、奈曼、海林王旗一带抄杀”；杨悦春本人留齐显、郭洛九、杨连元等坐镇指挥。据记载，贝子府事发当日，在朝阳、建平（喀喇沁右旗）北部西官营子、炮手营子等地，就有上千人结伙，分头洗劫蒙古村庄。

（50）今朝阳、北票为西土默特；今阜新等地为东土默特。

（51）即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建平县、凌源县一带。大城子即今喀左县政府所在地；热水塘在今凌源市北，即今热水疗养院；哈巴齐尔等地在大城子、凌源之间。

（52）大宁、八里罕是当时平泉县蒙古人最集中的地区。大宁城即今宁城县大明古城，八里罕为今宁城县八里罕镇。

（53）楼子店、上烧锅、十家，在今喀喇沁旗东部，现在楼子店乡、十家满族自治乡。上烧锅即今楼子店乡上烧锅村。

（54）黑水即今建平县黑水镇；山咀子在今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六家子在今赤峰市元宝山区公格营子乡。

（55）洞儿山，在今喀喇沁旗牛营子镇西北六华里山上，有辽代灵峰院千佛洞遗址，金代称遮盖山，蒙古名阿圭山，俗称洞儿山。1964年，千佛洞遗迹被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6）今喀喇沁旗龙山乡与十家乡接界处的一道山梁。

（57）锡伯河，辽代称阴凉河，清代称石碑河，发源于茅荆达坝，在赤峰北汇入英金河。文中说的是“黄好善”等从遮盖山瞭望，只等从东部西来的道众过松树梁、涉锡伯河，就动手呼应。

（58）原喀喇沁旗在老哈河以东的部分，人称东川。

（59）旺都特那木济勒从同治七年（1868）任卓索图盟盟长兼备兵札萨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病逝，在任31年。

（60）旺都特那木济勒娶清宗室礼亲王世铎之妹为妻。

（61）喀喇沁东旗即喀喇沁左翼旗。

（62）德福是当时的热河都统。

（63）清代辅佐皇帝军务的机构叫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以用兵西北，设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始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任职者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称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但任命时亦按各人资历分别称为军机处行走、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其僚属称为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掌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乾隆时定为满汉两班，各八人；后增四班三十二人。

每班有领班、帮领班各一人，满语称为“达拉密”。军机处职掌为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宣统三年（1911）内阁成立后撤销。

（64）喀喇沁右旗第七代札萨克色棱支裔，时居公爷府（今日锦山镇）。

（65）今喀喇沁旗龙山镇政府南。

（66）见前注（55）。

（67）分娩。

（68）康熙皇帝第五女，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75），死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八岁时嫁喀喇沁右旗多罗杜棱郡王噶勒藏。

（69）这里指1913年受袁世凯指派驻巴林（今林西）的毅军，在巴林右、巴林左及克什克腾旗一带肆行无忌的情况。

（70）清政府委派到各地的高级官吏称都宪，是一种泛称。这里指热河都统德福。

（71）地主、豪绅武装、护院等。

（72）当时，喀喇沁等地对汉人刑罚，概由平泉州负责，旗札萨克无权过问。

（73）今宁城县二龙乡政府所在地，原名三十家子。

（74）阿鲁别列，蒙古语音译，应作阿如宝力高，因一个水泉子而得名，即今宁城县二龙乡那拉必流村。

（75）额伯台，即今宁城县汐子乡的二八台。

（76）今宁城县汐子乡的和硕金营子。

（77）即今宁城县大明乡的嘎斯营子。光绪年间，平泉州分州署设在这里，受理整个喀喇沁中旗、右旗蒙汉纠纷案件。

（78）俞太爷，应作“于太爷”。名叫于甫药，官爵全称“大明城会州加五级记录五次”。原籍山东登州府海阳县，后移居奉天府辽阳城东南分水岭，光绪十七年九月到任。据称“此君……凡一发词讼案卷秉公研究当堂开销，凡我蒙民无不歌功颂德”。红帽子暴乱后，他率领蒙民二百多人，在和硕金营子和二八台与暴徒血战。阵亡于二八台后贾家岭。同时阵亡的有“正三品他不囊富伦兰领刘如祥”等。现在墓碑存放在宁城县大明博物馆。碑文落款“奉国爵部李大人洪恩”、“钦命提督叶大人救命恩重”、“奈木达嘎之妻杜太谨立”字样。

（79）今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山咀子村。

（80）即今马蹄营子乡大三家村，距山咀子三公里。

（81）即用钱买了一个户部主事的官做。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户部主事是个名誉职务。

（82）盛京将军。盛京，清留都，今辽宁省沈阳市。后金天命十年（1625）自东京辽阳迁都沈阳，天聪八年（1634）尊为盛京。顺治入关定都京师顺天府（今北京市）后，以此为留都。清代，山海关以外，内蒙古、外蒙古以东，奉天府尹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地区，皆属盛京统部。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改设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巡抚。又，奉天建省前将军驻所及建省后总督驻所，均在盛京，故亦称奉天为盛京。

将军，官名。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因而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汉代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临时出征的统帅有别加称号者，如楼船将军、材官将军、渡辽将军等。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极繁，除沿袭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骁骑等许多名称，而常置并有专职的仅属少数。唐十六卫、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军，均于大将军下设将军之官。从唐到元都以将军为武散官。明代的总兵官有挂印带将军号的。此外，宋、元、明亦称殿廷武士为将军。清代的将军有四种：一为宗室爵号之一，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二为驻防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专由满族人充任；内地各省将军掌驻防军事及旗籍民事。在边疆地区（如黑龙江、吉林、伊犁），将军即为全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三为临时出征的统帅，如扬威将军、靖逆将军、安抚将军等。四为正一品到从二品武官封赠之阶。

盛京将军属于第二种，因此才向热河派出军队捕灭金丹道暴乱。

（83）清制，八旗兵前锋营、护军营，分设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兵设提督九门步兵巡捕五营统领。咸丰以后，各省招募勇营成军，其统军军官亦称统领。清末新军制称协（旅），长官也称统领或协统。

（84）左宝贵（1837~1894）清末将领。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人。行伍出身。咸丰初隶江南军，获苗沛霖，克金陵，为清王朝立下战功。后以游击衔从僧格林沁同捻军作战，积勋擢升为副将。光绪初，尚书崇实巡视奉天、吉林，他毛遂自荐，随至任，斩马贼高希珍于土门，诛宋三好于石碰子；边外东北庙沟金宫四企图举事，复捕灭之，余烬悉平，赐号鉴色巴图鲁，晋记名提督，授高州镇总兵，仍留奉天。光绪十七年（1891）敖汉金丹道暴乱屠杀蒙古，他受盛京将军派遣，以统领身份赴阜新、朝阳作战，事平，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朝议决战，卫如贵、马玉昆、丰绅阿各率所部赴朝鲜，左宝贵自奉往会，号为四大军，渡鸭绿江，入平壤。是时，叶志超虚报战绩电告李鸿章，李鸿章令叶统率后期到朝鲜的四路军队。左宝贵任城守，日军猝至攻城，屡挫日军。日军云集，志超畏却，将溃围北撤回国，宝贵不从，以兵包围志超住所，不令其逃跑。由于作战勇猛，颇轻视日军实力，不注意隐蔽，在城墙指挥作战时，被日军炮弹击中，未几身亡。

（85）土默特左旗之牧地。土默特左旗习称蒙古真旗，即今阜新市等区域。《蒙古游牧记》载：“元臣济拉玛十三世孙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祖莽古岱，始由喀喇沁徙居土默特。”天骢三年（1629）善巴率属归清，1635年，诏编所部佐领，掌左翼事。崇德九年（1644）封达尔罕镇国公。康熙元年（1662），追叙善巴功，晋封其子卓里克图多罗贝勒，世袭罔替。

（86）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清末淮军军阀、洋务派首领，字少圣，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咸丰三年）在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继而充曾国藩幕僚，1861年编练淮军，次年调至上海，在英、法、美侵略者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升任江苏巡抚，伙同戈登“常胜军”夺取苏、常二州，扼杀太平天国革命。1865年（同治四年）署两江总督，调淮军六万人对捻军作战。次年继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先后在沟河和徒骇河镇压了东、西捻军。1870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从六十年代开始，办近代军事工业，逐步扩大其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实力，建立北洋海军。对外一贯妥协投降。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1885年在中法战争中，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1891年10月，虽镇压了金丹道等邪教组织的暴乱，但相信杨悦春编造的谎言，为其开脱罪责，偏袒肇事者。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没，签订了《马关条约》。1896年接受帝俄贿赂，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主权，允许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出任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励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临死前推荐袁世凯继任他的职务，他的言论被编成《李文忠公全集》。

下文有时简称李鸿章为直督。

（87）海元，见“十一、喀喇沁旗剿灭拳匪纪略”注释之（19）。

（88）即叶志超。

（89）今宁城县榆树林子。万成当是当时在这里的一个烧锅的字号。

（90）从此后多年的清廷奏折中可以证明，这类官司旷日持久，而官场上也各有倾向。

（91）甘珠苏木庙，在今喀喇沁旗乃林镇甘苏庙村，建于清康熙年间，是东蒙古地区著名大庙，盛时喇嘛500多人

（92）初为甘珠苏木庙仓，即管理甘珠苏木土地和征租的机构，战乱之后，并入旗衙门管辖的舒岱仓。

（93）即本书作者的父亲。

（94）旧时的一种文体。即当事人说明情况的申述状。

（95）这两个自然营子在今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河南营子在今水泉村，药王庙在今牛家营子村。

（96）这两个自然营子在今赤峰市松山区。画匠沟门即今城子乡所在地，喇嘛札子是城子乡的一个村。

（97）“牛群”即蒙古语“挪其”，是牧场的意思。大牛群即今大牛群乡大牛群村。

（98）东土默特即土默特左翼旗。

（99）庆亲王奕劻（1836~1918），清朝皇族。1884年（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1900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次年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后又兼管陆军部；1911年（宣统三年）改任内阁总理大臣。卖官纳贿，贪污腐败。武昌起义后，主张起用袁世凯。晚年避居天津。

（100）川资，路费。

（101）放告，怂恿告状。

（102）不经之谈，没有根据地胡说。

（103）梵fàn，梵语，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之一，一般指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书面语言，后来婆罗门教当作宗教语言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藏经语言。

（104）通事，翻译。

（105）番，是中国中古史对西藏的称呼。番俗即藏俗。

（106）这个“余”是所谓“神”的自称，全句的意思是，“神”说，你们把这个旗背在身上，就像我亲临战场，保佑你们不会遇到灾殃。

（107）复盆，即颠倒。“以图复盆”即企图用这个办法，把事情颠倒过来。

（108）乌丹一带情况属于作者耳闻。时间应为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五日，官军攻下乌丹城，十六日，“扫北武圣人”李国珍就擒，讯明后被凌迟处死。

（109）杨即杨悦春。

（110）关于死亡人数，据叶志超奏折，光死于战场的红帽子暴徒，就有二万多人，说法与杨悦春供词差不多。而死难蒙古人则从来没有统计。《朝阳县志》说，仅“朝（阳）、建（昌）两县蒙汉人死者约十万有奇”。李玉廷《亲历记》中也说十多万人。这其中减去战死的道众二万，蒙古人在朝、建两县死难者应有七八万。如果加上平泉县、赤峰县两地那就又得翻番。以敖汉旗为例，暴乱前蒙古人口二万多，到今日已经一百多年，还没有恢复到这个数目。其中流落他乡的人口也应不少。乌泰王叛乱、巴布札布事件、外蒙古独立，都有不少这次事件的流亡者参加，有的甚至起了重要作用。

（111）1947年，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曾对这一事件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并且在以《热河蒙古土地问题》为题的文件中，已经实事求是地作出历史结论。

转自《蒙古纪闻》

供稿 ᠡᠷᠳᠡᠨ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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ᠵᠤᠰᠤᠲᠤ ᠶᠢᠨ ᠴᠢᠭᠤᠯᠭᠠᠨ 卓索图盟

昔日的卓索图盟，包括喀喇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另附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喀尔喀闲散多罗贝勒（也称唐古特喀尔喀旗，康熙元年即1662年由杭爱山来归，康熙四年即1665年封多罗贝勒）二部。前者是喇嘛旗，和后者共同游牧于土默特左翼旗境内，与土默特左旗同进出，故一般不单列。位于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的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域包括今阜新、北票、朝阳、凌源、平泉、赤峰喀喇沁旗、宁城等市县和建平县南部地带。据史书记载，清朝初年，朝廷为了制约和笼络蒙古民族，将蒙古地域划分为6盟、49旗。除了少数旗由满洲八旗领辖外，其他各旗均封遣蒙古札萨克掌管治理。各盟的盟长由清朝皇帝钦命。卓索图盟的盟长，皇上钦命家府在黑城子的吐默特王兼任，盟址设在朝阳。

1931年版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卓索图盟”是内蒙古东四盟之一。唐奚主避暑宫所在，清亦筑避暑山庄于此。后建朝阳、承德2府。盟地曰卓索图，在吐默特右翼境内。吐默特、喀喇沁部及喀木喀旗会盟于此。

1935年编、1981年重版《辞海》中述，卓索图是内蒙古六盟之一，领喀喇沁、吐默特2部，共6旗，附喀尔多罗贝勒牧地，会盟于吐默特右翼境内卓索图地方，因称卓索图盟。全盟紧依长城辽宁省之柳条边外，东起朝阳、丰宁、凌源、滦平，以至承德皆是。

经多方考证，“卓索图盟”之名源于蒙古语“召苏勒图”，意为驿站。这是因为古代的朝阳境内，曾设有军事、政事交通驿站，被称为“召苏勒图”。另外，这个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长期占据，尤其是蒙古民族的喀喇沁部和吐默特部等部族久居和繁衍、生息之地。由于蒙古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或为躲避战乱经常迁徙，他们暂且停歇或留守的地方，亦称为“召苏勒图”，后谐称今名。清初建盟时，盟以地名。“卓索图盟”之名，一直沿用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并入昭乌达盟。

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喀喇沁左、右翼、土默特左翼三旗会盟于卓索图地方，称卓索图盟。

清顺治五年(1648年)，建土默特右翼旗，属卓索图盟。

清康熙三年(1664年)，自杭爱山迁入的巴勒布水图喀尔喀左翼，附于土默特左翼旗。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析喀喇沁右翼旗建喀喇沁中旗，仍属卓索图盟。至此，卓索图盟为2部5旗。

1914年，民国政府成立热河特别行政区，卓索图盟属之。

1928年9月，设置热河省，卓索图盟属之。

1933年，日军侵占了热河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东部蒙古地区会盟制取消，代之以省领旗，统属伪国务院兴安局。至此，卓索图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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