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乐”教是如何教化民众的？一起从四个方面感悟音乐的力量

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对于没有机会接触古代经典的同学来讲，此话比较费解。首先来解题。古人在解释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的时候，有个习惯，即用一个同音字来注解，其中最经典的证明，就是汉代学者刘熙的书《释名》。书里的名物语词都是用声训来解释，即用一个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比如说“春者，蠢也”，什么是春天？万物苏醒了，蠢蠢欲动了，那就叫“春”；再比如“土者，吐也”，什么是土呢？能够吐出稻子、麦子、蔬菜等的，就叫“土”，吐生万物。同样，“德者，得也”，什么是道德？能够得到人生与社会真谛的人，就是有德之人，亦即得道之人，因为把真理弄明白，追求到了。《礼记》有一篇叫《乐记》，其中讲到“礼乐皆得”，“礼”和“乐”的真谛都得到了，那么就是一个有德之人，“谓之有德”。礼乐和人生须臾不可离。

前几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讲演集，起名《礼乐人生》，意思是人的一生都应该用“礼乐”来规范、指导。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中国文化是礼文化，这“礼”就包含着“乐”。若是讲得周备一点，就叫“礼乐”；讲得简略一点，就叫“礼”。为什么“礼”包含“乐”？《礼记》有一篇《乐记》，读完你就清楚了。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即对于礼乐文化的认识，往往是不到位的。比如说，有人认为举行“礼”的时候要伴奏，伴奏的就是“乐”，所以才叫礼乐文化；也有人认为，“礼”是约束人的，约束之后会感到紧张，而人不能总是很紧张，所以要用“乐”来舒缓、放松一下。我由此意识到，一个身处礼乐之邦的民族，对于自己文化的认识亟待提升。这个基本的问题弄不清楚，去说捍卫、弘扬传统文化，实际是句空话。所以，要弄清楚自己的文化，这是个首要的问题。

今天主要讲古代的乐教。全世界不管哪个民族，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都会认识音乐。大到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小到西藏、新疆、云南，或是中原地区，但凡每个民族到了一定阶段，都会跟音乐结缘。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把音乐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礼记》有一篇解释六经的《经解》，提到孔子有六经之教，包括《诗》教、《书》教、《礼》教、《乐》教等，其中，以《礼》为教称《礼》教，以《乐》为教称《乐》教。中国人不仅把“乐”作为娱乐的方式，而且更重视它对于教化民众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儒家把乐教放在比礼教还要高的位置。下面展开来介绍。

一、中国上古的音乐成就

一般地，但凡提到音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交响乐队、铜管乐器，而一旦提到中国的乐器，就会感觉很土、很落后，这是不对的。中国是一个音乐发端非常早的国度。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黄帝。相传黄帝之时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了十二律。史书记载，黄帝曾任命一位叫伶伦的乐官创作十二律。十二律是音乐中可谓最重要的基本元素。另外，音乐中还有由1（哆）、2（来）、3（咪）、4（发）、5（嗦）、6（拉）、7（西）组成的七声音阶，它们之间是有音高差别的，而且这些音高不是平均的，1（哆）、2（来）、3（咪）三个是一样的，到了4（发）的时候，比较小，是个半音，到7（西）的时候，又是半个，七个音是不等的，像钢琴上有黑键、白键，就因为它们的音高不均等。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奏当中，比方说编钟，需要把这个七声音阶平均起来，然后就可以旋宫转调，比如1（哆）这个键可以按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基础就是把七声音阶分割成十二律。当时伶伦是用竹管做的吹奏乐器，其中模仿了凤（雄的）和凰（雌的），根据凤和凰的叫声，把它分成“六律”、“六吕”，即六个阳律、六个阴律，合起来就是十二律。根据这个说法，早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十二律。

《尚书·舜典》有这样一段对话：“帝曰：‘夔［kuí］，命汝典乐，教胄［zhòu］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当时舜帝任命了一批官员，其中有一位叫夔的官员，他的职责是“典乐”，就是专门掌管音乐教化。夔掌管音乐，主要是教育“胄子”，就是教育贵族的子弟，古书中贵族叫贵胄。“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通过学习音乐，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懂得敬畏，刚毅而不暴虐，行事简而无傲。同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因为当时的诗可以唱，而音乐离不开诗，诗可以抒发人的心志，歌是把人想说的话拉长。“八音克谐”的“八音”，即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比如，用土做的就有陶埙，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乐器；金，实际上是指铜，铜被用来做编钟；石头被用来做编磬等等。“克”是能够的意思，有的人起名“克文”、“克武”，就是希望他们能文能武。“八音克谐”就是“八音”在一起奏响的时候能够和谐。

中国人懂得和谐的道理是从音乐开始的。“笙”的管子有高低、粗细、长短，这很正常，假如只有一根管子怎么吹？整个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不同特长的人、不同思想的人，大家在一起，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就好比“笙”的管子，高低、粗细、长短不同，但是围绕着一个主旋律奏出来的曲子是和谐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不要求统一，但是都能围绕一个主旋律，力求和谐，而不是放任，既能保留个性，又能找到结合点，找到共性。夔说：“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啊！我很高兴，我重重地或者轻轻地敲击编磬，一奏起乐，凤凰来仪，鸟兽率舞，社会一片和谐景象。这些记载，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怀疑。然而，疑者自疑，信者自信，考古学提供了大量可以证明的材料，事实比文献记载的还要惊人得多。

前些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首都博物馆举办了文物展，把全国各省的文物精品几乎都借展到了北京，机会极其难得，所以，许多外地人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看展览。其中展出的一件精品，是在河南舞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贾湖出土的。贾湖的古文化比仰韶文化还要早，大约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而仰韶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当地有位小学老师，爱好考古，经常在地里捡陶片，并搜集起来，后来向文保保护部门报告，文物保护部门据此进行了发掘，发现面积非常大，至今都未挖完。在众多的发掘中有一项最轰动的成果，就是发现了16支用鹤类的肢骨制作的笛子，就是将鹤的腿骨两端截掉，中间钻孔。刚出土的时候，这些笛子灌满了泥巴，它们或放置在死者右手边，或放置在死者两腿中间，具体位置不一。凭直觉，大家认为应该是笛子，可又不同于日常所见的笛子，它没有吹孔，没有贴膜的孔，只有七个挨得很近的孔。有人坚信这是笛子，就把它拿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请一些音乐史专家和民乐演奏家来鉴定。专家们一看，断定这是笛子，说这种乐器在中国新疆一带、中亚细亚一带民族中还有使用，只不过它不是横吹的，是直着吹的，吹的时候需要形成一个角度，把气吹到内壁上，从而使笛子内部产生一种震荡。乐器是因震荡发声的。震荡有几种形式，一种叫管震荡，就像笛子；一种叫弦震荡，就像琴瑟；还有一种叫板震荡，就像钟、磬、鼓。后来，这些笛子经过反复试吹，并经过仪器测音，发现完全可以吹，而且吹出的曲子非常准，就确认了是乐器。据说这样的笛子前两年又有发现，合计已有近二十支了。这些笛子做得如此精致，说明那时的手工制作水平之高了。

以前由于缺乏考古依据，所以写中国科技史非常小心，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讲到仰韶文化，说那时“可能”已经会数一、二、三、四、五，对于是否会数六，则不敢想，因为人只有五个手指。这些笛子不但已经有七个孔了，而且孔与孔之间距离不等，说明已经懂得数理关系了，知道距离和音高是有联系的，且对每个孔都做有记号，经验相当丰富。可以试着想象分析，是否先在上面钻个小孔，吹一吹，如果不对再调整？那些小孔只比针眼大一点，是用什么东西钻的？很难想象，九千年前就已做得如此精致，而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做的还都是粗针大线的东西。

通过测音，发现其中有支最好的笛子，每个音孔之间音程的误差都小于五个音分。其中有两个孔，据说测出误差几乎是零。这么小的误差，估计今人也少有能做出来的。一个交响乐团演出，第一小提琴手站出来，其他乐手都要跟他对音，一般乐手的误差约在十个音分以上，好一点的钢琴调音师大概能达到五六个音分。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仪器。这就是九千年前的人！不要按现在的标准想象他们的生活有多凄惨，没吃的、穿的，实际上，那时人们不仅有精神生活，有文化生活，而且生活质量很高，很讲究。比如说其中有一支笛子，出土的时候已经断了，因为断的地方，钻有好几个小孔，然后用线连起来，可以想象这支笛子的主人生前特别喜欢这支笛子，笛子都磨得发亮了，去世以后，家人想着这是他的心爱之物，尽管已经断了，还是把它给弄好，放在他身边。这些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是国宝级的文物。

“埙”是中国特有的乐器，在甘肃、山西、四川、陕西等很多地方都有出土。甘肃玉门有一个地方叫火烧沟，出土的“埙”外形像一条鱼，身上几处都有吹孔，特别漂亮。在甘肃、青海地区有一种古文化叫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埙非常精致，即使拿到全世界去比亦不逊色。我曾经在法国卢浮宫，特地看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彩陶，看后非常放心，比这个好的不敢说没有，但是不多。这个彩陶埙做得像一个扁球，非常漂亮。它具有马家窑文化典型的特征“四大圆”：中间一个圆心，四个吹孔，吹孔的周围分布着“四大圆”，旁边还有水纹的旋涡，作为一个陶埙，其价值非常珍贵。

四川成都有一个金沙遗址，那里原是一个汽车站，在施工时发现了一个面积极大的、从商代直到春秋战国的遗址，出土的物品极其丰富，现在建了一个博物馆。那里出土了两块原始状态的石磬。石磬是如此制作的：加工成一个石板，然后做一个孔把它吊起来，这样大小、厚薄、长短不一的若干块，敲起来就有七声音阶了。遗址中有一个商代大墓都被盗空了，只剩些不要的，就是这些磬。此外，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墓里面出土了一枚用青石雕的磬，形状非常规整，中间用浮雕形式雕出一只老虎的线条，故叫作虎纹大磬，是国宝级的文物。石磬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是古代的一个小国，曾国的侯叫曾侯，这个曾侯，名字叫乙，所以叫曾侯乙。虽然人们在书上找不到这个叫曾的国家，名不见经传，但是出土的这套编钟，却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试想，这么小的诸侯国做出的编钟都这么厉害，那楚王的钟会是什么样？周天子的钟又该是什么样的？实在不敢想象。这套编钟是现存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它有三层钟架，中间是桐木结构，共64个编钟。在它旁边还出土了36个编钟，加起来共有100个。这些青铜编钟的重量，经测算达4400公斤，每一个钟都堪称一绝。北京大钟寺有个古钟博物馆，所展示的西洋人的钟是圆的，敲任何一个部分，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而这些编钟不是圆的，是合瓦型的，像两片瓦片合起来，如果把它举起来，可看到断面是合瓦型的，正面是桥型的；并且敲钟的中间和两边会有两个不同的音。这不是巧合，这些青铜的钟上都有铭文，写明这个是钟，或是宫、商、角［jué］、徵［zhǐ］、羽，敲哪个部位是什么音，它可以旋宫转调。按照武汉音乐学院测音的结果，编钟中心部分的音域宽到五个八度，而钢琴是七个八度，但是钢琴比它晚了上千年，比照钢琴，它只少了一个最低音和一个最高音，中间五个八度都是一样的。曾侯乙编钟曾被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奏，那次我非常有幸听到了。编钟下面大的钟是用杠杆撞击的，上面小的钟就用木榔头敲，当时的演奏，听得让人荡气回肠，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乐器就已发达到这种程度，可见中国人的音乐成就非常之高。

古代群众性的歌唱活动也是非常普及，曾出现很多歌手。《列子·汤问》提到，一位叫薛谭的人，到秦青门下学习唱歌，学了一段以后自我很满足，觉得水平跟老师差不多了，所以就跟老师讲，不想再学下去，想离开了。老师听了非常伤感，但又不好挽留，就在郊外为他饯行。书上记载，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云都被止住了。见此情景，薛谭非常惭愧，向老师认错，说自己的水平差得太远，真不该这么浅薄，就留下来继续跟老师学习。

《列子·汤问》还提到一位民间女歌手叫作韩娥，她游历到齐国，最后断粮了，就在临淄城下唱歌求食，她的美妙婉转的歌声把很多民众吸引来了，人们纷纷赠以食粮，然后她就继续上路。她离开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已经过去三天了，家里梁上还回荡着她的歌声，这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典故。

汉代有一本书叫《新序》，其中“宋玉对楚王问”一节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宋玉是与屈原同时代齐名的一位学者。有一位来客在楚国的都城——郢中唱歌，一开始他唱的曲子叫《下里巴人》，他在城上唱，下面数千人就跟着唱；后来又唱《阳陵采薇》，这个歌比较难唱，所以只剩十分之一的人能附和唱；最后唱《阳春白雪》，音调非常高，结果，只有数十人能附和唱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群众性歌咏活动是很热烈的。

二、儒家的音乐理论

刚才讲了中国古代乐器及其演奏的技巧，以及史籍所载歌唱活动。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器乐、声乐都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以后，儒家开始研究音乐理论。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它怎么起源的？功用是什么？音乐和民风以及国家的兴衰关系如何？以此为基础，儒家提出了乐教理论，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全世界都懂音乐，但是没有像中国的音乐理论这样有个性。

关于音乐的作用，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远古时候气候比较潮湿，人的关节容易出问题，血脉不通，所以要运动，舒展筋骨。《吕氏春秋》有许多篇章谈到音乐，其中一篇提到，古代有个部落葛天氏，是这样唱歌跳舞，“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甲骨文中的“舞”字，像人双手拿着牛尾巴，作为跳舞的道具，这里是“三人操牛尾”。“投足”就是拿脚去踏节拍。贵州有一首歌叫《阿佤人民唱新歌》，两排男女穿着佤族的衣服，也是投足而歌，就像葛天氏唱歌跳舞那样。“八阙”有人认为是八段，很复杂。《史记·乐书》讲：“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者也。”认为音乐的作用，既可以让人的血脉流通，又可以调理人的精神和心性。

礼乐的本质不在于形式。《礼记·乐记》讲：“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人们想到音乐，会很快联想到“黄钟、大吕、弦歌、干扬”，这里“干”指盾牌，是防御性兵器，如日常人们常说的“大动干戈”，“戈”是进攻性兵器。那时的舞蹈，经常要表现一些战争场面，所以手上要举盾牌持戈。然而，《乐记》又讲，这些只是音乐的一个外在形式而已，是“乐之末节”，它不是一棵大树的树干部分，而是末梢，并不重要，音乐的本质也不在此，所以，只是让一帮小孩跳跳，“童者舞之”。行礼时铺上席子，就像今天日本、韩国的习俗，跪坐在席子上，因为那时没有椅子，但是席地而坐，地上又脏又潮的，所以要铺席，后来引申为入席、即席讲话、主席等用法。“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像吃饭铺席、陈列酒器和俎、排列笾豆，以及安排谁先谁后，这些也都是礼的末节，只需要让工作人员“有司”去管。“礼”的最重要的灵魂——“乐”，它的灵魂不在这，那在哪里？

儒家音乐理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声音乐三分”，就是分为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依次为声、音、乐。

音乐的起源是与人的心理活动、人的情感分不开的。《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为心生，它是从心里发出的，平常人们说“唱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这种说法最早就来自《乐记》。“情动于中”，看一件事物，把人的心打动了，情感在心里动起来，于是就要“形于声”，高兴的时候就容易发声。

《诗经》曾有《毛诗》、《齐诗》、《鲁诗》等几种版本，现存为毛氏所传，所以又称《毛诗》。《毛诗》有一段序。诗在古代是能唱的，所以这篇谈论古代诗歌乐舞的《毛诗序》非常有名，它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个人的心被打动，情萌动而形于言。可是，仅仅“形于言”，尚不能把内心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就“嗟叹之”；如果还不足，就“永歌之”，“永”就是长，唱歌就是要把声音拉长；如果“永歌之”仍不足，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要投足而歌。这是人的情感的系列升华，慢慢高涨，形成了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这里说到了音乐的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声”，用“声”表达出来。“声”是音乐的最低层次，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要动于中、发于声的，要吼一嗓子，喊出来，这种“声”，动物都能感知，非常单调，没有层次，它所表达的内容也非常直白。以后，人们觉得自己的感情是那么丰富，一会儿喜，一会儿怒，一会儿哀，一会儿乐，只是“声”的层次并不满足。于是就开始观察大自然，发现了管震荡、弦震荡、板震荡。这在《管子》一书有记载。先是研究通过拨丝发声，这根丝有81寸，发现在长短不同的地方，可以拨出宫、商、角、徵、羽不同的音。用一组大小、厚薄不同的石板，不停地调整，可以调出七声音阶，可以升降、高低错落。七声音阶的运用，不仅给了作曲家任意创作的空间，让所有歌没有重复。而且，通过七声音阶创作歌曲，赋予不同的调门和旋律，可以表达丰富而复杂的心声和情感。这样，它就有了审美价值，有了美感，用心把它奏出来，还能打动别人的心。所以第二个层次，“声成文，谓之音”，就产生了“音”，“声”成了“文”。“文”是文采，是一种规律，是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

“音”，即今天所说的音乐。音乐的种类很多。不同的音乐，会给人不同的感受，有的让人悲伤，忍不住想流泪，长期听了，会振作不起来；也有的非常狂热，像迪斯科、摇滚乐，加上旋转的霓虹灯，人会跟着躁动；也有的音乐非常庄严；还有像江南的民歌，比如苏州的曲子，很是柔和，这又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音乐其作用是不一样的，好的音乐能够催人向上，能够让人的心智、理想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也有的音乐就让人软绵绵的，比如，抗日战争时，前线将士们在浴血奋战，可是在大上海，不少人还在灯红酒绿，唱那些亡国之音。音乐对人的影响很大，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他的气质也会随之改变，那些经常听古典音乐的人，就会有书卷气，与那些经常听摇滚乐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由于不同的音可以带来不同的感受，有人就开始思考，音乐怎么那么容易就把人给调动起来呢？它悲伤，也使你很悲伤；它狂躁，会使你比它更狂躁；而有的则让人很沉稳。有人就研究，对于“音”不能放任，否则人心会杂乱、不整齐。儒家当时就这样考虑、研究，认为除了“音”，还应该再分出一个层次来，那就是“乐”。

什么是“乐”？那种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音”，才有资格被叫作“乐”。《礼记·乐记》讲“德音之谓乐”，或者说“德音雅乐”。这种乐曲在思想上是健康的、纯正的，在风格上是舒缓的、典雅的。这种乐曲对于个人的身心和谐、对于社会的安定会产生积极作用。这样的乐曲才是需要追求的。

虽然“音”和“乐”很相近，都是七声音阶，根据一定的旋律、一定的调门、一定的规律创作出来的，但是它们并不相同。这正是《礼记·乐记》中孔子的高徒子夏说的“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所体现的意思。

《礼记·乐记》还讲：“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人不能没有快乐，人一快乐就想跳舞或者唱歌这些娱乐活动。“君子乐得其道”，君子最感兴趣的，是要在这种文娱活动中把握住它的道；“小人乐得其欲”，小人只是追求一种感官的发泄，没有道德，没有思想。虽然感官的刺激和欲望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能用道来制约，就是乐而不乱。如果“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如果只想着感官刺激，而忘记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受到理性的指导，就会迷惑、迷失方向，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如果爱唱什么就唱什么，不知道用道去制约，社会风气就会受影响，古人都知道这个理念，所以，要懂得“以道制欲”，倡导健康、高雅的歌曲，那么，社会风气才会端正。

“德者，性之端也”，人心显露在外的，是德。人心的仁、义、理、智四端都是德的体现。“乐”是“德之华”。这里“华”和“花”相通，陕西有座华山，它有五座山峰，像一朵莲花，故名。“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礼记·乐记》）这是一种健康的、表达道德的音乐。金、石、丝、竹，是表达这种情感的器具。

下面这段话，是这一讲题目的出处，“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礼记·乐记》）“音”，它是人的心声。“乐者，通伦理者也”，从“音”分出来的“乐”，是通伦理的，人有伦理，而动物没有伦理。“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禽兽只懂得“声”，只听到各种声音。“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只懂“音”而达不到“乐”的层次，是众庶，因为众庶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没法选择，所以只能在“音”的层次上，而不知还有更高层次的“乐”。“唯君子为能知乐”，君子是有学问、有品位的精英分子，他们懂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如果连“声”都不懂，那讨论什么“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如果连“音”都不懂，那怎么讨论“乐”呢？“知乐，则几于礼矣。”懂得“乐”，就一定懂得“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所以，看一个人的层次，只要聊上几句话就能看得很清楚，就可知道热衷什么，喜欢什么。古代有道的君子是按照礼乐来生活的。

三、音乐通乎政

古代君子特别注重音乐以及流行什么样的音乐。音乐与一个政权、一个政府的为政得失紧密相关，而且也与社会风气紧密相关。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处在什么状态。如“文革”时流行造反有理的歌曲，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人性都给扭曲了。那时，有人造反，看父母出身不好，就用皮带抽他们的脸，或用脚踩在他们身上，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后悔。再说苏州人的说话，吴侬软语，跟唱歌一样，音乐性非常强，他们的评弹都是软绵绵的，如果是女同志讲，就格外好听，所以这个地方出才子佳人。这里的民风也特别温文尔雅，看《红楼梦》就可知道。江苏两个大府，一个江宁府，一个苏州府，“温柔富贵乡，风流繁华地”，就出了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才子佳人。再去西安看看，西安人的秦腔激越高亢，人们在田里吼着嗓子唱，所以那里的民风比较刚烈。民风的形成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音乐。因为音乐每人都会唱，一个人经常唱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就是什么。音乐与领导的提倡也很有关系，陈云同志喜欢听评弹，评弹就热了；李瑞环同志在任时喜欢听京剧，那时京剧就很热。再者，音乐跟政治也有关系，《吕氏春秋》就提到“音乐通乎政”。

《吕氏春秋·音初》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如果张嘴唱出的是秦腔，就可知道是西北的民风；如果是吴侬软语，就可以知道是苏州一带的。通过这些风气，可以知道人们的志向，他们崇尚什么，根据志向又可以知道德。所以一个社会的盛衰，一个人是贤还是不肖，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听听音乐就能发现，那是隐藏不了的，而且可以了解得非常深。

据《礼记·王制》记载，上古君王要定期到四方巡狩，十二年一周天，因为天上的岁星十二年走一天。天子是天的儿子，所以，他分别要用三年的时间，到东西南北四方视察，十二年巡狩完。巡狩时，必须要到民间了解民风、民情。

巡狩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述职。“述职”这词在《礼记·王制》最早出现。述职时要说的内容很多，其中就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天子点名要听，要把老百姓叫来，唱最近流行的歌。如果听到的全是哀怨声，或是讽刺的，或是声色犬马的，会责备当地的官员。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当官的一天到晚声色犬马，下面的老百姓也就唱声色犬马的歌，那样民风就会变坏，那还怎么治理？如果听到的民歌不仅典雅，而且内容也非常好，随行的采风官就会记下来，带回去推广。

当时的民歌叫“风”。《诗经》有风、雅、颂三类，“风”是十五个国的民歌，是乐官下去采集的特别好的民歌。采来后的民歌在宫廷等正式场合演奏，并在全国推广，这样，风气就比较纯正。比如《诗经》第一篇叫《关雎》，它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爱情，讲的是一个男孩子听到河里的鸟在叫，想到心上的女孩子，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哪一天能够敲着锣打着鼓把她娶回家呢？这样就把男孩子那种渴望美好爱情的心情表达得恰如其分。现实中有些流行歌曲很不健康，有些事情能唱不能做，有些能做不能唱，但如果太过了，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很早知道成人间的事，那是很不妥当的，时间久了是会深受其害的。

历史上，每逢盛世，必定有个时代颂歌，有史诗般的歌曲流传下来。黄帝时流传下来的乐叫《咸池》，颛顼的歌叫《承云》，帝喾的歌叫《唐歌》，尧的乐叫《大章》，且发明了很多种乐器，舜发明了二十三弦琴。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乐曲。像毛泽东时代的代表性乐曲《东方红》，一听到《东方红》就会让人联想起那个时代。

古人认为，有一种标志性的乐章，叫圣乐。此外，除了尧、舜这些传说中的圣贤，还有一些虽没达到那样的水准，但有功于天下百姓的，也会留下一些著名的乐章。如大禹治水，留下一个歌《夏迭》；汤商伐桀，有歌舞叫《大护》、《晨露》；武王克商以后，周公作曲子叫《大武》，王静安先生（王国维）曾有论文专门考证《大武》这个乐章。据说殷遗民叛乱时，曾经用大象冲锋陷阵，并作了歌《三象》。

《吕氏春秋·适音》也讲：“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把音乐与政治、与为政的得失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

这里，得提一提亡国之音，比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吕氏春秋》多次提到，一个政权快结束的时候，在音乐上会有所体现。“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王，殷纣是殷的最后一个王，因为要追求享乐，追求感官的刺激，所以，他们在音乐上做“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就是以大为美，乐都是侈乐。“以众为观”，数量多，排场大。钟若做得很大，那种声音就很难带来美感和享受，所以“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声音如雷霆，让人听了特别难受，“骇心气，动耳目”，超出人们心理的正常承受能力，那就不是享受，是受罪了，“以此为乐则不乐”。

音乐还能够反映民情。《礼记·乐记》中讲：“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一个社会若治理得好，那一定和谐，那流行的音乐都会非常悦耳，非常美妙，非常享受。“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当“而”讲，世道一乱，人心怨起、怒起，其施政一定是乱的。“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亡了，人唱出来的歌也是哀伤的，因为百姓的生活非常不好。

儒家在分辨这些音乐的时候，有一个背景，就是流行音乐的产生。直到今天，雅乐和流行音乐的较量都没停止过。孔子所处的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流行音乐高潮，但那时的社会风气非常坏，比如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母亲与儿子通奸……风气之乱，表现在音乐上也是乱的，其中郑国的郑声，尤其糜烂。因为有些人爱听这种音乐，孔子对此非常生气。他非常讨厌这种格调低下、时髦的音乐，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恶”是厌恶，“朱”是正色，紫色不是一个正色，但是它很艳，正色被紫色掩盖了，紫色把朱色的地位、影响都夺去了，甚至使人都不喜欢正色，反而喜欢不正的颜色了，所以孔子非常厌恶这个不正的紫色，也厌恶郑声把雅乐给搞乱了，另外还厌恶“利口”，一些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人把国家给颠覆了。儒家非常反对那时流行的很多不健康的音乐。

说到这里，还得再说说曾侯乙墓的发掘，它一方面震动了学术界，另一方面有人要以此做翻案文章，说以往讲春秋之时，礼崩乐坏，现在从发掘情况看，哪里坏了？礼没有崩，乐没有坏。这个说法有些肤浅。“礼崩乐坏”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音乐，没有乐器，问题在于音乐的格调，乐器奏的还是音，还是乐，但奏的是雅乐，还是郑声呢？

孔子对郑国的音乐深恶痛绝。他有个学生叫颜渊，也就是颜回，他“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颜渊问孔子怎么治国。孔子就说，用夏朝的历法，夏朝的历法最符合农时，所以一直用到今天（今天的农历即是夏历）；要乘殷朝的车子，殷朝的车子做得最为俭朴；穿周人的冕服，周人的冕服华而不靡，贵而不奢；如果要奏音乐，一定要奏《韶》乐，《韶》相传是舜那个时候的音乐，其可谓尽善尽美。《论语》说，孔子在齐国听《韶》，“三月不知肉味”。“放郑声”，“放”是扔掉。《孟子》有“求放心”，“放心”就是心跑掉了，心不在焉了，所以孟子说要将放肆之心找回来，把它安顿好。“放郑声”，就是要抛弃这种淫词滥调，而且要“远佞人”，佞人就是那种巧言令色之徒，是小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是淫乱的，佞人是最危险的。

四、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儒家认为，在纷繁的音乐现象面前，作为一个社会精英，有责任从各种音乐中挑选、分辨出德音雅乐来，然后，以之教化民众。由此，社会风俗就可以敦厚。这种教化，不是生硬地强迫人们去认同，而是通过音乐传播这种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的。

音乐本身就是教育。我还在读研究生时，中央乐团（现在叫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李德伦痛感交响乐在大学里面没有听众，于是在北京的高校里，挨个地跑，亲自讲解，告诉大家交响乐队分哪几个部分，介绍每一个部分、每一种乐器的名称，比如巴松管，它演奏的特点是什么，它奏的最经典的曲子是什么，什么叫双簧管，什么叫单簧管，什么乐器是乐队里面的王子，什么乐器被称为乐队里面的国王，他讲完以后，再演奏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西方国家，古典音乐教育是文化的根基教育，所有的孩子从小都学古典音乐，而中国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恰恰缺少了这种基础的教育。

记得那天李德伦指挥的交响乐奏完以后，全场鸦雀无声，过了半分钟，大家才开始鼓掌。当时坐我旁边的一位同学说太棒了，听完以后，觉得整个心灵都宁静了。我去后台跟李先生聊，说：“李先生，音乐真是非常好，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这么直接，作用这么快，一下子就把人的状态改变了。”结果李德伦引用了《孝经》里的两句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前一句讲“乐”，后一句讲“礼”。儒家认为，教化百姓是很容易的，让他听好音乐，这个人的气质就变化了，这个乡村听好音乐，整个乡村风气就会改变。《诗经》有一句话，“诱民孔易”，“诱”是诱导、教育，“孔”是非常，诸葛亮叫孔明，就是非常明，这话是说诱导是非常容易的，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方式就是音乐。

音乐从根本上讲，是解决人心的问题，而礼是要解决人外在的行为规范。往往有的人在行为上做得很好，但那颗心并没有与行为一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记载：“凡学者，求其心为难。”要改变人的心是最难的，人跟人相交要得到彼此的心也是最难的。又记载：“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一个人虽然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或者做好事，但如果动机不正确，没有把心放在一个很正的位置去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要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做。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这颗心是很活跃的，总是不停地动，郭店楚简讲“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人心总是不停地在观察，不停地在听，而且人心还经常躁动，那么如何解决它？如何让心变得和谐？最好的方式就是音乐。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两句话是讲人心与音乐的。前句是：“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信”是真实的意思，声是从很真实的感情、从心里流出来的，音乐是最能打动人的，它拨动的心弦是最有用的。后句：“乐之动心也，浚深郁陶。”乐是直接打动人心的，而且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这是音乐的功用、特点。音乐能打动圣贤，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而且孔子还感慨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没想到听此种音乐，能达到如此境界。此外，普通百姓也一样会被打动。

有个典故非常有名，讲魏文侯知音而不知乐。魏文侯这人好附庸风雅。有一天，他和孔子的学生子夏在一起讨论。他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我戴好帽子，穿正衣服来听古乐，“则唯恐卧”，唯恐听着就睡着了，而一睡着就很失态。然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就是听淫词滥调反而不知疲倦，通宵达旦也无困意。“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听古乐怎么会这样呢？“新乐之如此何也？”听新乐怎么又是那样一种情况呢？子夏就说了一段话，他说古乐“进旅退旅”，旅就是军队，比如，武王克商留下来的《大武》，这个《大武》讲武王怎样率领军队把商灭掉，所以手上拿着戈这些武器。“和正以广”，表达的是和正。“弦匏笙簧，会守拊鼓”，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正的乐器。“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讲文王、武王的事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君子一看这个《大武》，就想到了历史，想到了文、武之道。“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古乐会唤起你修、齐、治、平的理念。“今夫新乐，进俯退俯”，现在的新乐不一样了，都是弯着腰进去，弯着腰出来。“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声音都不正，淫词滥调，而且不知终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就像一群猴子，活蹦乱跳，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乐终不可以语，不以道古。”“语”是交谈，讨论，一个人说叫“言”，音乐结束了不可以语，不可以道，也无法谈论历史。“此新乐之发也。”新乐看上去非常肤浅。最后他就挖苦魏文侯，“今君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你不懂什么叫乐，所以听了会睡觉，因为你没达到这个层次，欣赏不了。其实，听交响乐很多人也达不到那个境界，听了想睡觉，说明你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教养。千万不要“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音”和“乐”区别很大。

古人是怎么推广乐教的？古代一乡之民在一起喝酒，比如秋收以后。喝酒也是一种教育。孔子看过一场乡饮酒，它有一个堂，前面有个庭院。什么人上堂去坐呢？一定是乡里年龄最大的，而不是乡长，坐他两边的也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五十岁以下的人坐在下面，为堂上的老人服务，他们自己只能坐在下面喝。乡里的人看到老人那么受尊敬，就懂得以后也要给他们让座，给他们让路。孔子看了以后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从看这个乡饮酒，而知推行王道很容易，让大家尊老，老有所安。一乡之人一边喝酒，一边还要音乐助兴，音乐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乐工歌唱《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这些讲的都是君臣之间的平和忠信之道。吹笙的人奏《南陔》、《白华》、《华黍》，是讲孝子奉养父母的。然后，堂上、堂下轮奏，堂上鼓瑟唱《鱼丽》之歌，堂下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鱼》之歌，堂下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台》之歌，堂下笙奏《由仪》之曲。最后器乐与声乐合起，奏唱《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这些说的都是人伦之道。一乡之人在揖让升降、笙瑟歌咏的愉快气氛中，觥筹交错，听的全是雅乐，润物细无声，受到德音雅乐的教化。

古代的那些郑卫之音，是不可以在庙堂演奏的。能在庙堂演奏的，一定是德音雅乐。“乐”在宗庙之中演奏，因为它的内容非常好，“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这不是强迫的，是发自内心的因“和”而生的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长幼之顺也是发自内心之和；“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社会怎么和谐？这几个“和”都是通过音乐来完成的。

自古以来，有道君主喜欢音乐不是为了发泄，不是为了表演，而是要化自己的“心”和“性”，陶冶心性。古人抚琴要沐浴焚香，心要静下来，入定。轻轻拨动琴弦，脑海里出现的是一片山林，曲径通幽，有松涛，有瀑布，人在这样幽静的环境里能感到安宁，灵魂宁静，涵泳于其中，这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所以，现在琴界有很多老先生不对外演出，因为弹琴不是商业性的，是要奏给自己听的。这样，就是让心性与琴声交流，由此来化自己的心。因此，要做一个和谐的人，做一个有品位的人，就要懂得利用“音”来化自己，否则心性就不会成长。

《礼记·乐记》讲：“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礼和乐总是不可分的。

时至今日，“音乐疗法”又被人们关注了。我在凤凰卫视看过一个节目，介绍台湾东海大学一位女老师开设的“音乐疗法”课。据介绍，这位女老师外形很漂亮，这门课限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男同学在选。课堂上女老师并不多讲，就是让大家听雅乐。一开始，男同学总坐不住，或者趴着、仰着，或者托着、倚着，不能专心听。老师就让大家听，她略微讲讲乐曲所表达的是怎样的意境，然后让大家再听，再体会。两堂课过后，这些男孩子全都安静了下来，坐得住了。一个学期下来，这些男同学神情变了，气质也变了。现在据说这门课火得不得了。这门课的用意很深，手法非常巧妙。“诱民孔易”，如果是多动症的话，吃再多的药片未必有效，训斥也未必解决问题，而这种“音乐疗法”却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八十多岁。一二十年之前，那时大家收入很少，老先生家里也是除了书没什么别的。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他家里有一套非常棒的音响，值一万块钱，那时候一万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就奇怪，老师是研究国学、研究老古董的，怎么会有这样一套很现代的设施。老先生说，看书的时候，放一些节奏很缓慢、很舒服的古典音乐作背景音乐，把声音调得很轻很低，若有若无，会感觉比没有任何声音更要来得安静，“此处无声胜有声”，在这样的背景音乐下看书，会特别舒服。

说到最后，我说说出自我的家乡无锡的音乐家，一位是音乐史界无人不知的音乐家杨荫浏，还有一位是拉二胡的阿炳。我在无锡上初中时，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普及行为，家家户户都要装一个喇叭盒子，播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每天它的终了曲就是《二泉映月》，大街小巷都是《二泉映月》。它是一首什么曲子呢？阿炳做过道士，道士都讲阴阳，他这个曲子的阴阳二部很清楚，安排得非常好。低音部，表达一个盲人看不到光明，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但不甘心沉沦，要追求光明，表达了他内心的那种彷徨、苦闷和抗争；而高音部，象征着对于光明的渴求和奋斗。中央乐团曾请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来指导，据说小泽征尔希望演奏一首民族曲子，有人就推荐了《二泉映月》，他要求先听一遍。小泽征尔特别喜欢这首曲子，听完后哭了。起初我不相信。前些年看凤凰卫视对小泽征尔的访谈，我看了两遍。他自己在访谈中讲：听完之后哭了。因为他听懂了，音乐大师一听就觉得这首曲子太棒了。有时候干活干得很累，我也会放一放《二泉映月》，然后闭上眼睛听，回想自己的人生路，常常会潸然泪下。但这中间更多的是激励，一个盲人都要追求光明，我们人生途中的困难还会比他大吗？曲子非常美，非常雅，能够给我们激励，提振我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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