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平疫结合”平衡点，住房租赁企业疫后应回归本位

“疫情期间，住房租赁企业承担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户主等多重角色，保障社会平稳。不过，疫情常态化后，要对住房租赁企业进行合理定位，并且制定出社会治理和社会优化的相关机制。”6月15日下午，在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办，克而瑞租售承办的“租赁企业战疫故事会·第一讲”线上活动上，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赵鑫明如是说。

可以说，在上海60天全域封控期间，各家住房租赁企业在经营运维和租客安全保障等方面经历较大挑战的背景下，保障了租赁社区的总体安全和生活秩序。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住房租赁企业积累了哪些经验？展望未来，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又有哪些需要反思或改进的地方？这对于其他城市的住房租赁企业而言，有哪些借鉴意义？

在业内人士看来，住房租赁企业在疫情期间承担了多重角色，疫情常态化后需对其进行合理定位。图/IC photo

举措：

多家长租企业全力保障社区安全及生活秩序

上海是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众多龙头住房租赁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在上海60天全域封控期间，位于上海的住房租赁企业在经营运维和租客安全保障等方面经历了较大的挑战。其中，相比租客散落在居民小区中的分散式长租公寓，以自持或自营房源提供住房租赁服务的集中式长租公寓在应对疫情上面临更为突出的困难。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表示，集中式长租公寓主要面临两大挑战：其一，集中式长租公寓所集中运营的成片租赁社区，基本都没有设置居委会，也与当地街道对接较少，防疫消杀、物资保供、租客管理等工作，常是租赁企业独自承担；其二，公寓整体或部分房源，会面临被政府征用为隔离场所，由此带来突发问题。

在此背景下，面对诸多挑战，上海众多龙头住房租赁企业没有退缩，加强对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广泛发动志愿者，克服防疫资源匮乏、保供物资不足、租客居住密集、管理员工短缺、租客收入下降和支付困难等困难，从而保障了租赁社区的总体安全和生活秩序。

以企业员工住宿服务平台安歆集团为例，据安歆集团创始人兼CEO徐早霞介绍，由于安歆房源以宿舍式公寓居多，公寓内部人员密集、缺少独立空间，因此，疫情防控和维稳管理的难度较大；同时，其公寓服务的企业客户中，近半数属于餐饮行业，疫情下一些餐饮企业员工面临无工作收入的窘境。基于此，安歆积极联动“政、企、人”三方，一方面积极对接政府、严格防控、争取物资，另一方面，针对住户的就业及生活问题，安歆与生鲜电商和物流等客户企业合作，推出“抢班侠”灵活用工平台，以“共享员工”模式促就业、保收入，并且聘用租客志愿者为临时员工。

旭辉瓴寓方面，据旭辉瓴寓助理总裁、运营管理部总经理陈懿颖介绍，疫情期间，公寓主要面临高强度核酸检测、外卖配送、消杀巡逻及门店人手不足、物资紧缺等问题，同时，公寓需为援沪医疗队提供保障，这也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在此情况下，旭辉瓴寓基于“精细化治理、租客自治与政企协同”的总体思路，开展防疫与管理工作，采用了三级网格化社区管理及租客自治社区等模式，充分调动员工及租客的防疫积极性，由此形成良好的社区治理秩序。

作为上海房量最多、分布较广的集中式公寓品牌，魔方在上海管理超过100家门店、服务租客超5万名，旗下门店几乎覆盖上海所有区域，防疫工作艰巨。据魔方生活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胡鼎介绍，魔方采用的主要应对策略包括：主动向政府和街道寻求帮助和合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形成政企合力；依托企业内生力，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并在集团运筹方面启动“防疫等级管理”预案，在门店运营方面也坚持“因店制宜”的创新思路。

与此同时，首创旗下长租公寓品牌WePark芳草寓在疫情防控前期，也面临物资匮乏、住户买菜难等问题，而后期则需应对垃圾运送和每天千人团购物资输送的问题。WePark芳草寓总经理王健介绍，芳草寓基于“联络政府、运营线上社群、发挥高浓度青年力量”的思路开展防疫与管理工作，总结出独特的“青年社区防疫模式”。

此外，上海城投控股旗下租赁品牌城投宽庭社区总经理钱世栋介绍，宽庭在疫情暴发初期开展拉网式摸排，第一时间掌握社区人员具体情况并登记在册，为特殊群体制定个性化预案，并构建“党建引领、社区主导、党员示范、居民参与、社民共治、群防群控”的社区防控网络。

趋势：

扮演多重角色租赁企业向社会型企业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以及杭州、南京、武汉等特大城市的居住格局也与上海相近。陈杰分析指出，上海疫情下的住房租赁企业抗疫经验，对其他城市如何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以保障租赁人群的安全与社区秩序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事实上，很多住房租赁企业在上海抗疫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恰如陈杰所言，“既是依据市场合同约定的住房租赁服务提供者，保证了自己没有缺位，也主动承担了本不属于分内事的防疫秩序维护者、保供物资提供者、社区治理引领者、住户心理抚慰者等分外事，跨界进行了主动补位。”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住房租赁社区作为一种居住新形态，对提高城市韧性具有重要作用。陈杰表示，通过临时可征用房源的供给，为城市抗疫提供了一种具有较高弹性、蓄水池式的居住资源（前提是住房租赁企业平时能活下去），是城市居住资源“平疫（即平时和疫情期间）结合”，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基础支撑。

另一方面，从社区治理角度而言，陈杰指出，住房租赁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表现，体现了其主动迈前一步的时代新趋势，不拘于眼前短期经济利益，而是看重长远社会效益，自愿定位为社会型企业，并与服务者利益相关者共同成长。

“不仅在住房租赁行业，物业行业中也有很多企业表示，要向社会型企业转型，这表明我们一大批企业正在成熟、境界跃升、高质量成长了。”陈杰表示，住房租赁企业要与城市一起，在“平疫结合”中找到平衡点，比如业内最近的一个新概念提法“建设抗疫社区，平时高品质，疫情高抗压”。

业内：

回归合理定位，租赁企业不应常态化“补位”

那么，疫情常态化后，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住房租赁企业，又该如何做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对此，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秘书长陈亮表示，租赁企业应回归合理定位，“哪些是企业应做的，哪些是管理部门做的，哪些是特殊部门和租户需要做的，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及分割，各方需合理分工和责任界定。”

赵鑫明也表示，疫情防控过程中，住房租赁企业扮演了多重角色，也承担了较多社会责任，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但从顶层制度来分析，还需要发挥好政府部门、市场以及企业三方的作用，从机制上解决相应问题，“制定一套成熟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是未来行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此外，要对住房租赁企业进行合理定位，赞成在特殊时期住房租赁企业在社会角色分工上进行补位，但不能常态化补位，同时要避免错位、缺位现象，并制定出社会治理和社会优化的相关机制。如果让住房租赁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也影响到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建设。

赵鑫明还指出，住房租赁企业面临的租客是多主体的，但又具有家庭聚合型的特征。与此同时，疫情中很多租客没有纳入社区居民管理体系中，预计未来租客群体可能会越来越多。

在此背景下，在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应将租客与居民结合在一起，尤其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将租客纳入社区防控管理中，让租客与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和基本权益，包括防疫物资的分配，甚至延伸到他们的子女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不能把住房租赁企业居住的对象视同为酒店居住者，后者只是短暂或临时性地居住，而在住房租赁企业居住的人群，和购房居民一样，是最基本的居住生活需求。”赵鑫明如是说。

新京报记者张晓兰

编辑杨娟娟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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