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2024年10月13日发布:在今天，我们为什么想起康有为

“晚近三十余年，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政治进程在全球各个区域遭遇了程度不同的挫折，在各种资本集团日益主导各国政治的时代，社会不平等程度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极端右翼政治在全球日益敷衍成势，而扭转这一趋势的政治能量薄弱，政治路径狭窄，寻求改变的社会意愿未成潮流，也缺乏方向感。这是一个与革命浪潮涌动的20世纪初期截然不同的时代。以此为背景，宗教意识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复兴态势。充分把握康有为的孔教论与国教论的内在脉络，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20世纪初的特殊氛围（例如争言“大同”），以及一个世纪之后问题情境的变化，进而从康有为及其时代获得启发。”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大同立教：康有为政教思想研究》（后简称“《大同立教》”）“第七章：共和与国教”235页。这也许就是促使作者张翔写作这本书的部分原因。

如今，我们能从康有为的故事中得到什么启示？在今天，我们仍然充满梦想，但也有着犹豫和彷徨。我们的未来理想世界和康有为所构建的乌托邦有何异同？有关阶层的不平等，贫富悬殊，中西文化的冲突等等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那么，该如何解决呢？

阅读张翔的《大同立教》，回望康有为以及百年前的时代，也许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儒学为何重要？康有为为何失败？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是处于启蒙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承前启后，影响了当时和后世很多人，包括谭嗣同、梁启超等。他也是参与戊戌变法、张勋复辟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这么一个有故事的人物，可以讲述的地方很多。作者张翔关注的重点是：分析康有为在思想和实践上所做的努力。他聚焦在“1899年康有为与梁启超、欧榘甲等倾向革命的弟子之间的辩论”这件事上，认为这是“康有为一生思想发展调整最为关键的节点。”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巨变”中。《大同立教》中写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真正让中国人清晰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康有为的突破在于，分析和叙述里另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即共和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在他看来，相对于列强环伺的巨变，共和革命的巨变更应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他指出，共和革命的特点在于：它是同时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革’中国数千年帝制及其依托的教、学、俗等文化基础之‘命’；它已经超越了革命兴起之初的‘排满’目标，不再仅仅是‘革满洲一朝之命’，而且要摧毁整个帝制及其文化基础。”

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康有为为什么要大声疾呼振兴儒学。在当时，儒学无论在动力与内涵上都面临严重的困境，中国也正处于政教衰微、内忧外患的局面。康有为认为，儒学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大同太平”思想，它不仅囊括万有，还指向未来。所以需要振兴儒学。而如果不讲大同太平之义，难以凝聚人心，儒学又很可能被淘汰。他非常重视君主的权力，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在满清结束、复辟失败后，他又希望推动孔教为国教，奉孔子为“大地教主”，以建立全球公理之学。

康有为一生著述很多，最重要的是三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书》。张翔重点解析了《大同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将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归结为儒家经典道德“仁”，并为它注入“大同”等新鲜的血液，以便让它适应新的时代。

但康有为的思想和实践，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翔总结道：因为立孔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制度设置，“人们对于立孔教的内部政治效应的顾虑乃至忌惮，正是康有为戊戌维新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而“康有为以大同立教在当时士林并不得人心。”“通过立孔教来抗衡西方宗教的‘文明’压力的立论，并不能取消孔教会可能成为皇权之外的新的政治中心的问题。”

从书页间只要稍稍抬起头来打量今天的世界，会发现，儒学在今天同样面临危机。它的危机，还不仅在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挑战，更在于儒学本身失去了因时而变的影响力、创造力和活力，没有了榜样和人群的召唤，“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和康有为百年前失败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深入民众，真正走到人心里去。

但儒学仍然是有生命力的。虽然历经重重考验儒学经历过重重考验，但如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儒学的重要。人们明白，儒学是治疗今天各种社会和心理问题的一剂良药。儒学的“仁”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值得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

《大同立教: 康有为政教思想研究》

张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3月

什么思想？什么道路？

对康有为，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固定的评价。大体而言，就是比较肯定康有为前期的变法思想和变法实践，但基本上否定了他以后作为保皇党的思想和实践。

在《大同立教》里，我们看到一个更丰富、立体的康有为。而学者汪晖正是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非常不同，”《大同立教》这部著作“包含了对当时学术潮流的批判性回应。”

汪晖从张翔的书里总结出四点，以此来说明这与后期康有为政治上的保守性形成了复杂的张力。

第一，张翔以“大同立教”作为全书的论述中心，将康有为早期即开始发展的大同思想与立孔教的实践结合起来，特别强调其后期礼教思想依旧以大同观念为内核；康有为对共和革命的回应包含了吸纳和整合全球经验、自主选择变革道路的思考，从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保守主义”。

第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启蒙和革命的前缘而非“保守”的脉络中，又加以新的阐释。

第三，张翔将康有为的“大同立教”的具体时间，视为一种以宗教形式参与政党政治的运动，其目的是重新整合政治阶层和文化阶层，以回应共和革命导致的政教分离。

第四，张翔在对《大同书》进行阐释的时候，关注康有为对国界、种界、业界等的区别，认为这预示着日后社会科学对国家、阶级等的区分。

康有提出“大同三世说”，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他说，这是从孔子思想里来的普世性的学说，它指明了人类历史的总方向：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直到最终，是世界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书稿完成后，为什么曾在多年内“秘不示人”，更在生前不出版《大同书》全书？

对此，张翔的解释是：由于后期孔子之义在《大同书》里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而一旦作品完全发布，会有损于孔教运动的发展；康有为“希望中国在进入大同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整合亚洲的主要力量。虽然进入大同世，国家消亡，但三世‘不可躐等而进’，中国在小康世要承担应有的全球角色，孔教不可或缺。”

康有为心中理想的“大同世界”真的会到来吗？如果真的能到来，它又何时到来呢？没有家庭，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很多年前，我们觉得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如今，逆全球化的潮流也方兴未艾。

面对晚清世局，康有为构建着他的理想国、理想主义。他在《大同书》中主张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亦即去除宇宙及人生一切分别相与“疆界”，达到所谓佛、道、儒以及西学、西教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

在晚清，不仅康有为抱有乌托邦的思想，很多人也都抱有类似的思想，但他无疑是重要的先行者，也是最深入思考并实践的人之一。现而今，人们又该用何种新思想、新道路，来指引中国的未来呢？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和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更加尖锐，而儒学仍然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仍然有人渴望接过康有为大同的理想，以更大的激情去展开另一场实验，另一场“革命”。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总有人不断被康有为吸引，直到今天还在研究他的原因所在。而这，也彰显了康有为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造成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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