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之家2024年10月11日发布:对《娱乐至死》的认识与对“娱乐至死”的认识的认识

尼尔·波兹曼出版于1985年的《娱乐至死》畅销二十多年，其观点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像著书之时那样小众而不被人接受（乃至于在书中分明能感受到作者几近被迫害妄想症似的战战兢兢的勇气），反倒成为某种主流论调。恐怕在当今社会，没有人不承认过度娱乐化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一种流行的思潮。

基于尼尔·波兹曼写作本书所处的历史语境，其洞见力之敏锐与预见力之深刻都令人钦佩。而时间流转到今日——一个基本快要过了作者最担忧的电视入侵人们生活的时代，转向一个互联网全方面植入人类生活的数据化的大信息时代——信息碎片化、信息过剩等问题显然愈加显著地摆在人们眼前，因此重读二十多年前的“预言”依然很有必要，只不过，需要进一步结合当下形式对其做一些补充。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的部分局限性，我认为尼尔·波兹曼并非过于偏激，而是因为人术业有专攻致使其最擅长的领域集中在传播学原理这一块，而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稍显“幼稚”，天真地将问题绝对化地归咎于娱乐化的危险。

本书结构与写作逻辑梳理

第一章“媒介即隐喻”和第二章“媒介即认识论”，是传播学的理论上的形而上的媒介本体论阐述。作者师承麦克卢汉，继承了老师的许多思想，并自己做了补充性的生发，在“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智商提出了“媒介即隐喻”与“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并加以阐述。在这两张里，读者能够领会到“媒介”的革新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传播速度和广度上的提升，更是改变了整个传播过程的逻辑（“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甚至于建立起新的一套信息规律和认知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媒介所构建的话语体系正在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维模式，娱乐化的传媒将悄然剥夺人们思考的能力。这是应当为人所警醒的。

第三章“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和第四章“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归纳并分析了“铅字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概况及其相应的人的思想特征。“理性”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由于人们对理性的推崇是通过阅读、理解和思考实现的，书籍报刊等印刷品成为最重要的传播载体。他指出，印刷术鼓励严肃、有序、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这一点在美国这块新大陆上的移民国家表现得最为突出，人们对知识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对规则的建构、对伦理的探讨、对辩论和演讲等思维碰撞的热衷等等，都是建立在以印刷品为核心的传播所建构起来的对文字本身的重视。

第五章“躲躲猫的世界”和第六章“娱乐业时代” ，作者开始阐述新时代的媒介发生转变——即印刷品地位的迅速下降，和以图像为和核心的、碎片化的、快餐化的信息的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被信息引导，思考的主动性在丧失，逐渐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却真正吸收到很少的有价值的部分；娱乐化的传播开始成为主流，而它并非渗入到各个领域中，而是各个领域都慢慢沦为一种娱乐化的话语模式，所有的文化传播都带有娱乐的倾向甚至有不自觉的娱乐化的内核。

第七章“好……现在”侧重于当代新闻业（尤指电视新闻播报）的娱乐化本质；第八章“走向伯利恒”关注的是宗教在寻求与电视合作的过程中被后者的娱乐化模式同化，丧失了原有的严肃和崇高；第九章“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将目光转向政治领域，再一次关注政治的表演性质，在电视传媒的助力下愈演愈烈，连政治这种严肃的话语都被娱乐化的潮流所左右；第十章“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又谈及教育领域，立场鲜明地批评了所谓将娱乐与教育相结合的“寓教于乐”，认为其不可能达到所设想的美好目的，反而事与愿违；第十一章“赫胥黎的警告”是一次重申：贯穿全书，作者都在以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反乌托邦名著作比较，他的观点恰恰认为赫胥黎的预言更接近当下、人类失去自由不会像奥威尔所预言的政府集权而是人类自己“娱乐至死”。

值得注意的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应该如何理解？它不只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娱乐行业，而是一种模式、一种逻辑、一套方法：信息的传播不再像铅字时代那样，将主体想要表达的东西借由媒介传播给客体，而是受众导向型的，其目的不再是传播思想、使人理解、相互交流，而是试图牢牢抓住受众的眼球，向其灌输很多“无用的”信息，但最终使受众无法离开这样的体系深陷其中甚至成瘾，最关键的是受众往往还不自觉。“娱乐”的重点在于使人愉悦地接受信息，没有任何压力，甚至无需思考。

批判认识《娱乐至死》的偏激性

关于娱乐化对社会的危害已经毋庸赘述了，尼尔·波兹曼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正如前文提到的，作者有他的局限性，无怪许多接收了其观点的人也表示他过于偏激。我认为，就这本书而言，它的“营养价值”从前到后递减，也就是说，作者在传播学理论一块的表述最为启发人，而在结合具体社会领域展开论述的过程中难免有失偏颇——最重要的是，他坚定地并自始至终地驳倒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预言，并极力证实赫胥黎的预言，尽管代表的是她的个人观点，却透露出他对于政治、对于社会学等方面较为天真的认识，亦或是他受限于自己所处的社会而缺少了对其他社会的考察和认知。

他将政府权力和大众传媒割裂开，认为电视的时代已经不像印刷品的时代那样容易被强权控制、肆意践踏，洪流般的信息和娱乐化的文化使得政府权力再难干涉，反倒是这种“娱乐至死”的趋势是值得担忧的。

事实上，尼尔· 波兹曼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所讨论的传播现状大致是基于美国的国情，即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里肆意生长的娱乐文化。虽然这种趋势是世界的大势所趋，是具有共性的，但又的确是有独特性的。在美国的语境下，很难想象政府权力大范围干涉传播领域，事实正是波兹曼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政治家在利用传媒手段进行一种娱乐化的自我宣传的同时，也沦为了娱乐时代的奴仆，不得不屈从于新的媒介所要求的传播逻辑，即一种广告式的宣传——因为在民主国家，想要收集选票必须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这与商家推销货物非常类似，于是乎同娱乐文化的内核不谋而合，互为同谋。但是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许多专制势力仍然强盛的国家，政府权力是完全可以干涉传媒领域的，甚至将后者变为自己的工具，变为政治宣传的喉舌。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作为一种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业已失效。大众化与商业化只在这样一种意义下有价值：商业化是对文化专制的一种突围，它以大众狂欢的形式解构了禁锢思想的道德机器。但是当商业与政治已牢牢地纠结在一起，它所具有的反抗力是值得怀疑的。

对“娱乐至死”的认识的认识

由于后现代的思潮在近些年来（尤其在国内）迅猛发展，对于后现代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使之“日常化”了：我们不再像作者所处时代那样审视后现代文化对社会的“危害”的苗头，而是逐渐接纳它、习惯于它，并在不断完善的理论构建中将其看作稀疏平常的生活——正如罗兰·巴特所言，神话将历史变为自然——因此对尼尔·波兹曼反而持有不小的批评意见，无非将其当作一个过于谨慎的现代主义者了。

怎样看待诸如“娱乐至死”一类的后现代现象，人们持有不同观点，也有不同立场。如果按照“存在即是合理的”的思维去认识其合理性、将其作为某种必然的历史过程，则更倾向于建立起新的一套理论话语，试图去分析去把握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如果将其看作某种社会的畸形发展，以一种更加保守但更加稳妥的经验主义去分辨它的利弊所在，则更倾向于从道德的角度、从规则的角度呼吁一种更严肃、更理性的话语体系，谨防无节制的娱乐化毁灭了人类。事实上，与其说波兹曼是以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审视后现代的现象，不如说他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和承接关系、揭示了内在的逻辑、指出了问题所在并呈现出来但并未提出对策。

然而，我从中读出的最悲哀之处在于：哪怕尼尔·波兹曼等学者如同先知一半预见了时代的危险倾向，终究绕不过“是否应该改变这样的局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被避而不谈，原因并不是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去做出改变、或是有更强的势力阻碍改变，而是连“先知”们也不敢给出确切的出路，因为谁也无法直到历史的走向究竟如何，在很多年后回看这一段历史，究竟会是可笑的还是泰然处之？但是后者的人大概是看不到时代再一次发生转向的时刻，那么，当下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娱乐化的趋势？一切都是未知。更何况，顺应潮流获取大量利益的人已经成为了“成功者”，或持悲观态度或犹豫不前的已经落后在利益链上。

不妨做一个大胆的猜想，人类社会已经逐渐从一个“人支配人”的时代过渡到“资本支配人”的时代。娱乐，背后的推动力正是资本，或者说利益。娱乐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和资本运作的目的：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二者都有一个特点，即看似是人在支配这样的运作模式（娱乐也好，资本也好），实际上是人被其支配，而且往往不自知，也无法控制，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一巨大机器中，一旦你停止运转就很可能被淘汰出去，因此不得不跟着走。到未来的未来，资本的思维完全奴役了人类的思维，人类也就彻底成为资本的奴隶。

这个猜想的关键在于：或许是资本而非人是这种运转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但一个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出现——社会加剧分化。殊不知，在娱乐当代的今天，真正被娱乐所左右的，大部分还是普通人，或者说庸众，真正的精英阶层受其影响其实很小，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足够的理性作为防御。如此一来，精英阶层和庸众更加分化，社会资源也更集中在精英手中。最终究竟是“娱乐至死”，还是娱乐到极致引发“《1984》”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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