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中美生态学者从中国电动汽车聊起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被称为‘新三样’，这是基于对外贸易的一种归类。”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朱留财指出，从背后逻辑来看，“新三样”的兴起是中国从政府、企业到民间各个方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结果。中国制造的“新三样”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企业的倒闭和付出后，最终走到了世界市场的前沿。这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向企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以一种量化的思路，从追求相对减排逐步实现绝对减排。

2009年，中方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蓄积量达到150亿立方米”。2023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报告显示，上述目标已超额完成。

也是在2023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对此，朱晓明重申，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控碳”，而非“一刀切”限制能源使用。朱留财进一步指出，正是在政府引领下，中国企业积极进行技术研发，最终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实现了“换道超车”。

朱留财曾亲自参与《巴黎协定》《哥本哈根协议》等多项国际性气候变化协定谈判工作。他向在座中美青年分享了两个深刻体会：

一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阶段，各国由于利益不同吵得不可开交、相互推卸责任，他形容自己“看到人类最悲惨的一幕”。站在国际谈判前沿，朱留财感受到气候变化议题正在被很多国家“过度政治化”，“这种过度政治化正在阻碍人类用理性来应对气候危机的正常进程。”他呼吁各方回归理性，希望中美青年能看到中国企业在探索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做出的努力，以及如今受到个别国家“制裁”和“惩罚”的不公平之处。

二是过去十多年里，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从政府到地方，再到非政府组织层面，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开展了务实高效的合作。如今，中美气候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合作高级总监迪亚戈・蒙特罗也认为，沟通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好方式”。蒙特罗所在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智库，在中国北京市和西班牙马德里市同时设有办事处。在回答罗拉的问题时，蒙特罗分享了他所在的智库在联动中美城市和相关机构交换减排经验的案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积极参与中美地方气候合作的典型，也见证了近几年中美双方各层级气候合作的一个又一个成果。但蒙特罗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和国家层面相比，地方外交能力和对外互动范围有限。中美在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等领域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可以借助两国合作为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危机提供范例。

在场中美生态专家有一个共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代代接续。

巧合的是，传承的故事就发生在中方专家之一、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廖凌云身上。廖凌云的父亲曾从事武夷山保护工作，如今，廖凌云也投身到保护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体制建设中来：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碳汇计算，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提出以监测为基础的适应性管理等等。

活动现场，廖凌云回答了一位同样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中方青年的提问。这位年轻人即将去武夷山国家公园进行社会实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廖凌云说，“做好自然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未来在青年人身上。希望每个人都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