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最后攻击的冲锋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里称：

强大而自信的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领导了反专制主义的斗争。确实，雅各宾平民派不得不把革命推向前进。但这些人都是不像样的乌合之众，他们自己没有一贯的纲领。他们只能偶尔对抗富有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在经过了罗伯斯庇尔的短暂专政之后又恢复了优势。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德国和奥地利。但德国的中产阶级既没有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强大，也没有那样自信。反对专制主义所必需的勇气又因为害怕新兴的无产阶级而变为气馁。1848年的平民群众不再是与愤怒和偏激的赤贫者混杂在一起的下层中产阶级，而是工厂中的工人阶级了。他们探索着走向政治独立，不但反对君主，更直接反对雇主。工人阶级虽然强大到已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但还是太软弱、缺乏自信，不能领导全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弱无力，而无产阶级还不够强，二者都无力承担革命的领导，革命因此失败。

最后，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车轮转了一整圈后回到原位。但革命再也不是没有领导的革命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太软弱无力，又太害怕无产阶级，不能指挥对专制统治的斗争。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到产业工人的肩上。他们已经比1848年的德国工人强大得多，而且如饥似渴地吸收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最先进的思想。

1905年的警告对沙皇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专制政府继续存在,而且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革。大约三万名地主仍然拥有将近七千万俄亩(1俄亩=2.7英亩)土地。另一方面，一千零五十万名农民却只占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分之一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农业技术水平惊人地低下：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正在使用的有一千万木犁和“索哈”(一种极简陋的犁)以及二千五百万木耙，而铁犁只有四百二十万个，铁耙则不到五十万个。机械牵引几乎没有牲畜。因此，大战前几年，俄国谷物每英亩的平均产量仅仅达到德国农夫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和法国农夫收获量的二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贫困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由于他们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价值约四亿至五亿金卢布的租赋而变得更难以忍受。抵押给贵族银行的地产半数以上租给农民，向农民的征收实物地租或其它封建形式的租税。地租往往是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在解放农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农奴制的残余还大量存在而且颇有势力，在某些地区，例如高加索，直到1912年还公开存在着“短期农奴制”。要求降低租税或减免“劳役”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一直发展到大声疾呼地要求完全没收地主的财产并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种情况使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迟早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托洛茨基用观察俄国史上百年之久的各种趋势之间相互关系的眼力回顾新近发生的危机事件，然后转向国际舞台，明确了俄国革命在欧洲现代史中的地位，还概略地预测俄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俄国革命的影响。

托洛茨基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承担这个角色。他当时更深入地论证说：工人阶级由于自己在革命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甚至在西方社会主义高潮开始之前就不得不把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向社会主义阶段。

俄国是一个半亚洲式、半欧洲式的国家，是以发展缓慢、没有分化的原始社会为基础的。形成这样的国家不是由于俄国社会的推动，而是由于占优势的欧洲列强的军事压力。从很早的年代起，俄国先是反对鞑靼人统治的斗争，继而反抗波兰一立陶宛人和瑞典人的入侵，国家强迫俄罗斯人民尽了最大努力，耗费了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财富，因此阻碍了本来就缓慢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过程，也阻碍了生产力，使它的增长更加缓慢。

托洛茨基认为

“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制造社会集团和阶级”。然而，统治者的主动权大得这样惊人，而俄罗斯社会又如此迟钝和麻木，以至在俄国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像是国家的产儿”。旧俄城镇与欧洲的城镇不同，它一直不是工商业中心，只是某一军事行政单位或城堡（莫斯科是皇村）。俄国城镇和亚洲城镇一样，不生产、只消费；既不积累财富，也没有逐渐发展分工。

沙俄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弱势，外国资本在俄国工业中占的支配地位，中产阶级传统的缺乏——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使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成了死胎。然而，现代工业虽然没有明显加强中产阶级的实力，却把无产阶级推上了显著地位。

托洛茨基宣称：革命如果成功，其结果必将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目的都是夺取政权，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能比先进资本主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夺取政权。……俄国革命造成了条件，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有机会充分显示他们的政治家才能之前，政权就可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革命的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授助。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全力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不能把它的暂时统治转变成稳定而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这样，从一开始就使事件的发展具有国际性质，并展示了最广阔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由于领导政治解放斗争而上升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手中积聚有巨大的力量和手段，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消灭资本主义的首创者……

俄国无产阶级……将遭受到全世界反动势力有组织的敌视，也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给予革命的有组织的支援。

俄国无产阶级将把巨大的国家政权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这个巨大的国家政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难得的机遇所给予它的。手中有国家政权，背后有反革命，面前有欧洲反动派，它将向全世界的兄弟们发出那个熟悉的号召，这一次却是最后攻击的冲锋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狱中度过的几个月中，托洛茨基深入思考并领悟了新近的经验，《不断革命论》这本80页的小册子正是这个人的实质与精华。1906年这本书刚出版就被警察查扣没收了，到读者手中的寥寥几本没有引起注意。

1906年9月19日，托洛茨基走上被告席。

审判不像料想的那样在军事法庭上进行，因而被告席上并没有笼罩着死刑的阴影。但是被告们都有长期服劳役的准备。大批哥萨克骑兵和步兵围住法庭。在宣布处于戒严状态的区域内满是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准许旁听的只有百把人，其中有托洛茨基的父母。辩护律师共40人。25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证人对苏维埃活动的每一细节提供了证词。从第一天起，由几万名工人签名反对这次审判的抗议书像潮水般涌到法庭。有一份典型的抗议书说：“我们，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宣布……苏维埃绝不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组成的，而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如果我们尊敬的П.A．兹雷德涅夫同志有罪，那么，我们大家都有罪，我们用签名来证实这一点。”

一次，被告们起立为一个在审判前就被处决的人默哀。律师和听众都站了起来，尴尬的宪兵军官和警察也都站了起来。革命的余波仍在空中飘荡。
托洛茨基称：“罢工已使千千万万的工人从工厂中出来冲上街头，已唤醒他们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谁能接管对群众的指导，谁能使群众队伍遵守纪律？旧政府的哪一个机关？警察吗？宪兵吗？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谁也不能。”

“罢工既然已使现政府瘫痪，因而就需要有另一个政府取代它。类似双重政权的情况已经成为现实。”“事实上己经存在两个政府。两个政府都坚持自己的权力，都竭力争取军队支持自己。两个政府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体现无政府状态和嗜血的正是旧政府，并不是苏维埃。要求秩序就得推翻旧政府；只有暴动才能推翻它。”

“这个政府早已和全国人民决裂了。……我们拥有的不是全国的行政权力，而是一架屠杀群众的自动机器。对这架把我们人民肉体活生生地剁成碎块的政府机器，我找不出任何别的名称。要是你们告诉我杀人、放火、暴行，……要是你们告诉我在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谢德尔策发生的一切，……要是你们告诉我基什涅奥夫、敖德萨、比亚威斯托克（一直在进行大屠杀的地方）是俄罗斯帝国政体的代表，那么——是的，那么我就同检察长一起承认：我们在10月和11月里是在武装自己，反对这个俄罗斯帝国的政体。”

1906年11月2日，在空无一人的法庭上宣读了判决书。关于主要罪状，即暴动，法庭宣告苏维埃成员无罪。但是判处托洛茨基和其他14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褫夺其全部公民权利。

1907年1月5日黎明，这些犯人身穿灰色囚服上了路。关于他们动身的日期及目的地，事前都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兴致勃勃地下棋”下到后半夜，刚刚躺下睡着，就被叫醒上路。不过，他们在动身前还是设法私下送出一封给彼得堡工人的“告别书”，对工人群众与苏维埃的团结一致表示感谢，并重申了革命最终胜利的希望。
这批流放犯，有些带着妻子和小孩，在大队军人押送下经过空无一人的黑暗的街道，走到火车站。俄罗斯帝国政府仍然害怕有人企图劫救他们，因此预防措施十分严密，由于认为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士兵不可靠，押送的军队是从莫斯科调来的。沿途各站都有密密麻麻的宪兵警戒线包围住犯人的车厢，直到押送行程快到终点的时候才告诉犯人流放的地方。尽管如此，犯人们仍受到尊重和照顾。押送士兵公开地表示同情。他们都读了审判报导，当他们得知要押送工人代表到流放地而不是押赴刑场处决时，感到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