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反击战15年后，5件事如何把印度打回现实，主动解冻中印关系

在尼赫鲁总理于印中发生边界冲突时发给各国首脑的信函后两个月，“六十个亚非国家中的四十五个有了答复，其中二十六个支持印度，包括十三个不结盟国家，而这十三个中只有一个是主动支持，其余十二个是经请求后延迟支持的”；南斯拉夫虽与中国交恶，而且同印度结下不结盟友谊，其反应却是奇怪的沉默，铁托说他希望和平解决。

恩克鲁玛宣称他对英国将向印度提供武器“感到沮丧和悲哀”，希望英国“不做任何可能加剧不幸局势的行动”。

亚非国家态度冷漠的原因：

一是受苏联态度的影响，苏联原先希望通过无先决条件地举行谈判，和平解决；二是害怕中国或受中国人控制的当地共产党；三是一些东南亚和东非国家一向不喜欢并妒嫉印度，加上当地印度人社团不得人心。

有的则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如尼赫鲁同苏加诺、铁托和恩克鲁玛打交道时傲慢无礼，印尼还不满印度长时间反对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而且正好又发生一位印度官员贬损在雅加达召开亚洲运动会的巨大成功。

英国《每日电讯报》(1962年10月29日)说，“真正使新德里感到伤心的是，它发现中立集团的其他国家全都抛弃了印度。看来大多数国家宁愿相信中国关于导致最后发生冲突情况的说法”。

《印度斯坦时报》(1962年11月2日)也哀叹，“成为讽刺的是，印度一直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许多亚非国家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并没有支持我们”。其后的情况也并未好转。

1965年3月26日印度《政治家报》的政治评论说：

“1962年开始的印度威信陡降的过程，继续在发展而没有停止，必须正视这个伤心的事实。潘迪特夫人（按即尼赫鲁胞妹）也说：印度昨天在世界上保有的地位今天已遭到破坏，明天可能会丧失殆尽”。

《印度快报》(1965年3月27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说：

“印度在国外的威望空前低落。连我们的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在访问尼泊尔、阿富汗和缅甸之后所作的报告中也承认，印度在国外的形象被玷污了，许多亚非朋友对我们不是采取敌视的态度就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文章说，“中国有了原子弹，巴基斯坦又在同中国进行危险的勾搭”，“印度孤零零的处在亚洲的下腹部”，“印度不再是个亚洲国家，而只是一个区域性国家了”。

据该报(1964年4月10日)报道，无党派的斯韦尔博士在人民院批评印度外交政策时也指出，“印度非但没有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陷于孤立，相反却使自己渐渐孤立起来了”。有的印度学者认为“许多第三国对于印度保持与中国相斗不感兴趣”。

事情也正是这样，中国同印度的共同邻国巴基斯坦于1963年3月2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中国考虑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为避免介入这个争议，要求协定中规定，在巴印解决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协定。

这既有利于确立中巴边境的安谧，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同年8月，中巴签订航空运输协定。中巴关系日趋密切。在1965年发生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得到中国道义上的支持。

印度国防部长斯瓦兰·辛格1969年7月13日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说，“对印度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单个的中国或巴基斯坦，而是来自两国的罪恶共谋”。

有的印度学者则认为，“印度外交的最大失策是使中巴联合起来”，但两国“除了反印这一点外，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战略和经济合作上毫无共通之处”，“这种友谊不是能够持久的。

2、邻国与中国边界问题解决的刺激

印度可能从中插进楔子”，办法之一是印度改善对华关系。

另一邻国缅甸同中国早在1960年1月就签订了边界问题协定，同年10月签订了边界条约，两国关系一直很好。阿富汗同中国继1960年8月26日签订了中阿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后，又于1963年11月22日同中国签订了《中阿边界条约》，两国之间出现了一条明确划定的和平友好边界。

印度一向把它北方小邻国视为“禁脔”，对它们既压又拉，但也未能阻挡住它们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尼泊尔同中国在印度开始反华后的1960年3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同年4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1961年签订了边界条约。1966年5月重订了1956年9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并改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交通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协定》。

1972年1月31日马亨德拉国王逝世，比兰德拉王储继位后，尼泊尔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友好，比兰德拉国王本人在七十年代曾四次访华(1973年12月、1976年6月、1978年5月和1979年8月)。1974年尼泊尔应中国的请求也为尼自身社会稳定着想，捣毁了西藏叛匪在尼境内的木斯塘山区强行设立的向西藏进行骚扰活动的据点。

与此相对照，尼泊尔却迫使印度在1970年之前撤回其在尼的军事联络小组。印度1974年春吞并锡金后，自认为加强了在春丕河谷的战略优势，但仍未能迫使不丹跟随它反华。根据1949年印度同不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丹内政自理，外交“接受印度意见的指导”。

印度不让不丹与印度之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关系。不丹国王在1962年1月30日印中关系已然紧张之际宣布“不丹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处理自己的外交事务”，其后又多次宣称不丹“不是印度的保护国”，拒绝印度把印度不丹条约解释为共同防御协定。

印度自1959年至1964年花巨资修建五条从印度到不丹各地的公路，其中四条到1961年已建成。但在1962年印度同中国发生边境战争时，不丹拒绝印度军队通过或进驻其领土，以后亦然。1971年9月不丹终于争得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同年10月不丹在联合国大会也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驱逐蒋帮的提案。

3、孟加拉问题的影响

原东巴基斯坦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亲印的人民联盟，在1970年12月的巴基斯坦大选中，几乎获得东巴基斯坦的全部议席，该党提出的口号是东巴基斯坦“充分自治”和“全面独立”。

1971年3月6日，穆·拉赫曼宣布接管东巴全部行政权力。3月26日，又宣布东巴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共和国。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乃颁军事管制条例，逮捕了穆·拉赫曼，取缔人民联盟，并采取军事镇压行动，激起了东巴人民的强烈反抗。4月17日，一部分逃到印度的人民联盟成员在加尔各答宣布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此混乱情势下，英·甘地指示印度陆军参谋长马内克肖做好战争准备。

于是8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访印，双方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的第九款规定，“在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的情况下，双方应立即相互协商，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消除这种威胁，保障两国安全”。这既可针对中国也可针对巴基斯坦。条约签订后，英·甘地又出访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以争取他们对印在孟加拉国问题上立场的支持。

她认为她的这一目的已达到。在国内，她也处于较为稳固的统治地位。她在1969年12月同党内的辛迪加派彻底决裂后，国大党分裂为均自称为国大党的两个党（后另一派称组织派国大党）。这使她的国大党在人民院520席中只占222席，仅由于得到一些小党派的支持，她的政府才得以维持下去。

她为改变少数党的地位，请总统宣布解散议会，把第五届大选提前一年在1971年3月举行，她以分裂国大党过程中所树立起的进步形象，在竞选中高呼“消除贫困”、“向社会主义迈进”等口号，使她领导的国大党赢得人民院议席中的三分之二(518席中的352席)，她本人也巩固了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因此，她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势之下，依赖苏印条约，悍然于同年11月27日出兵入侵东巴，对巴宣战，两国断交，亦即发动了第三次印巴战争。

12月16日印军占领达卡。12月20日叶海亚交权给人民党主席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布托就任巴总统兼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21日，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从印度的加尔各答迁回达卡。穆吉布·拉赫曼于1972年1月3日获释，1月10日回到达卡，就任正式成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统。

印度原以为由它一手支撑起来的孟加拉国，能成为遏制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好帮手，但印度对孟以“解放者”自居的态度，印度商人对孟的掠夺，加以孟印之间关于恒河水使用权益的纠纷加剧，孟反印情绪日益高涨，终于酿成了1975年8月15日孟加拉国发生政变，穆吉布·拉赫曼总统惨遭杀害。

中国在1974年6月10日就在安理会赞成推荐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赠送了包括5000吨小麦在内的一批物资救济孟水灾。1975年5月孟加拉国应邀派人参加了春季广州交易会。

同年8月31日，周恩来总理电告孟新总统孔·穆·艾哈迈德，中国政府承认孟加拉人民共和国。9月1日，艾哈迈德总统即复电周总理，欢迎中国承认孟加拉国。10月4日，两国外长在纽约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76年1月两国互设了大使馆。

印度的东翼又有了个对华友好的国家。印更担心中孟“合谋利用”印东北部那加、米佐族的武装叛乱，加剧这一地区的不稳。这无疑直接促使英·甘地总理决定迅即恢复向中国派出大使、改善关系。

4、苏联在印巴之间的平衡战略

苏联为与美国争夺在南亚的影响，在印度反华后，一面积极支持印度，一面也开始拉拢巴基斯坦，巴为争取苏，也改变了过去一再拒绝接受苏援的态度。

1960年11月派经济代表团去苏，要求给巴全面援助，特别是重工业基本建设援助。1961年3月巴苏签订协定，苏贷巴3000万美元。1963年巴苏又签订了贸易协定和航空协定。

1965年4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问苏联时，还同苏签订了有关贷款、贸易和文化交流三项协定。同年印巴第二次战争时，苏摆出“和事佬”姿态，趁美国忙于越南战争无力他顾之机，在印巴停火后，撮合举行了塔什干会议，印巴双方就解决两国武装冲突与恢复正常的和平关系等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塔什干宣言》。

苏联又趁美国因印巴战争停止给它们军援之机，不但成了印度武器的最大供应者，而且也向巴提供军援（到1969年苏对印军援数已达10亿美元，对巴的军经援助共仅1.7亿美元)，苏联在印巴之间采取的“暧昧”态度，使印度产生对苏“不满的潮流”。

“新德里高级圈子认为，缺少外交杠杆已促使苏联实际上把印度当成理所当然要听命于苏的国家”，与中国“和解”将获得印度亟需的“外交杠杆”。

1969年3月，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被中国边防军击退。

珍宝岛事件在印度引起广泛的注意。印度外交部和印度高级人士为此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政策辩论”，研究“印度如何做出适当的公开反应，而又不使自己在政治上陷进去”。

“新德里一般的看法是，虽然印度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密切关系，但不应对中国采取狠批狠责的行动，从而冒使北京再在喜马拉雅山对面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危险。”

“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力量减少了”。实际上印度认为从此它对苏的讨价还价地位增强了，可以在对华关系中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

因此印度不仅未在“珍宝岛事件”中对苏做出军事配合，对其后苏联提出的针对中国的建立“亚安体系”和签署苏印条约亦未做出积极响应。

印报说，“在现阶段，印度如高举反华旗帜，得不到什么好处”。印“对苏联的集体安全体系不能偏爱”，“因为中国对印敌对是基于它害怕印与美苏合谋包围中国”，“印度应尽可能使北京相信，印不会做任何包围中国的阴谋”。

英迪拉·甘地总理公开声称，“中国不会构成对印度的真正威胁”。

这时印度更关注的是1967年8月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摒弃印度，担心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受损和更加孤立。

英迪拉·甘地总理本人于1968年、1969年连续访问一些东南亚国家正主要是为了弥补印度“独立以来把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放在次要地位”的失策。

苏印条约直到1971年印度打算肢解巴基斯坦时才正式签署。达到肢解目标后，印便亟欲摆脱苏联的羁绊、改善亲苏形象，一再声称这个条约不是针对任何第三者。

而且不再让苏在印巴间进行斡旋，决定由印巴双方自己解决问题。几经磋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乃于1972年6月28日至7月2日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举行会谈，于7月3日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全称为《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双边关系协定》)，协定强调“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或使用其他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

从塔什干到西姆拉的印苏关系的变化还是有其深刻内涵的。西姆拉协定签定后，印巴关系虽仍时有摩擦、军备竞赛加剧，但未再发生另一次印巴战争。

苏联虽未能操纵印巴和谈，仍继续利用美国此时忙于准备从印支脱身，加紧在南亚扩大势力，除向印度提供大量军火外，对巴基斯坦也做弥合工作，表示要建立“良好”关系，答应恢复对巴经援。

对孟加拉国更是大力拉拢，希望在孟加拉湾取得立足点。

在孟加拉国成立的头一年内，就派了工会、贸易、友好等五个代表团访孟，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贸易、运输、渔业等四个协定，许诺约6000万美元的经援，苏各类专家300多人到孟，苏还答应提供一个中队米格飞机和一个小队运输机，帮助训练空、海军，并抢先承担清理吉大港和查尔纳港。以“地区大国”自许的印度，对苏联向南亚的积极渗透颇为警惕。

印度对苏联的军火供应依赖尚深（印度报纸说印70%的武器装备靠苏)，但对苏经援的兴趣进入七十年代已逐渐下降，双方经济上的矛盾也日形突出。在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数达130亿卢比(约合16亿美元)的苏联经援中，有30多亿尚未动用，因为苏联的经援主要是帮助印度建立重工业部门，它虽为印度发展重工业打下基础，但也造成印度经济结构中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

而且随着苏援工程的陆续建成（到七十年代中期，苏答应援建的90项工程，已有50项完工或投产)，印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大为提高。例如印度所需的机床在1955-1956年度84.8%靠进口，到1973-1974年度已降至41%。有些重工业企业已出现严重的开工不足。

这同向印度推销机器装备为主的苏援发生了矛盾。在苏对印的出口中60%以上是机器装备。印度希望从苏联多进口一些印亟需的石油、化肥、合金钢、有色金属等，苏联为了以它们赚取硬通货又不予满足。

而且从70年代起，苏援的条件已不如西方的优惠。

据世界银行计算，苏联贷款的“优惠部分”仅占44%，西方的却占65%。1974年印度财长访苏时，曾要求苏放宽贷款条件、向西方看齐，但遭苏方拒绝。1975年苏联又借口印度卢比贬值(38%)，单方面将卢布升值33%，这使印度额外增加5亿美元的对苏债务负担，在印引起公愤，成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纠纷。

凡此种种都促使英迪拉·甘地总理要在维持对苏友好的同时，更多地摆出“独立”姿态，以维护印度的利益，同中国改善关系不失为达到这个目标之重要一途。

1976年她正是在即将访苏之前，在没有同苏联商量的情况下，决定率先恢复向中国派出大使的。

5、中美关系解冻的刺激

印度报纸在1969年初就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正在起变化，《印度快报》（1969年2月12日)驻华盛顿记者说，“尼克松政府正在悄悄地考虑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印度时报》(1969年6月25日；7月28日)也说，“美国敌视中国的高蜂已经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了些重大变化，要同北京对话，甚至建立外交关系”。“从长远看，参加反华联盟不会得到多大好处”。

美国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当年7月，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关系开始松动，1978年12月16日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于1979年1月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过程基本上也是中印关系“解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美坚持建交三原则的态度，对密切注视中美关系发展的印度，印象是深刻的。中美建交无疑也增强了印度对苏联的讨价还价地位，促使印度下决心主动与中国恢复互派大使和关系正常化。

而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所起的“传话”作用，特别是基辛格秘密取道巴基斯坦访华，也令印度震动。想当初在万隆会议之后是尼赫鲁总理为中美开始华沙会谈“搭桥”，而今这个角色却为印度的宿故巴基斯坦所取代。

基辛格1971年7月的经巴秘密访华，对同年8月印度决心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多少也有所影响，而在其后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美中又“偏向”巴基斯坦。因而印度十分担心中、美、巴结成“轴心”。为打破这个“轴心”，印度一面继续推进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一面在印美关系因美在印巴战争中支持巴而降到“最低点”的情况下，即准备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实际上，印度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也较深。仅在1965年至1971年两次印巴战争期间，印度平均每年从美国获得7亿美元的经援，包括三四百万吨粮食。美国面对苏联的加紧向南亚渗透，自也不会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