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观察营2024年11月11日发布:手持40亿欧元，两位耀眼掌门人的欧洲Biotech瞄准中国优质资产

梳理近年来Galapagos的历史，关键事件有两处。第一是2019年与吉利德科学联合宣布一项为期10年的全球研发合作，将一个创新的化合物组合，包括当时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6个分子、20多个临床前项目以及一个经验证的药物发现平台出售给了后者，对价是从吉利德获得一笔39.5亿美元的预付款和一笔11亿美元的股权投资。收购后，吉利德对Galapagos的持股比例由12.3%增加至22%。

第二是2020年，公司唯一的一款商业化产品，JAK1抑制剂Jyseleca（Filgotinib，非戈替尼）在欧盟、英国和日本获批，却遭到FDA拒绝，导致在最主要的美国市场折戟。

将股权与技术平台与MNC绑定，保障了现金流；主力产品商业化遇阻，意味着过去的研发方向可能需要调整。加上外界大环境不佳，正逢十年难遇的医药寒冬，Galapagos亟需对过往战略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与梳理。

去年4月，原强生首席科学官Paul Stoffels加入Galapagos担任首席执行官。在这之后，Galapagos的应对堪称果决，进行了战略上的激进转向。两个月后，公司便宣布与CellPoint和AboundBio达成了收购协议，进入CAR-T和抗体领域。

为集中资源发力新方向，在当年发布的三季度盈利公告中，Paul Stoffels宣布，公司将在欧洲各地减少100多个个职位，从而在新领域“创造再投资的空间”。

一系列动作很快反映在了财报上，2022年全年，Galapagos净亏损超过了2亿欧元；而在2023年半年报中成功扭亏为盈，净利润2831万欧元。账面现金储备更是高达近40亿欧元。

今年7月，Galapagos又宣布了一则新人事变动：任命原吉利德旗下细胞治疗公司Kite Pharma财务和企业运营高级副总裁Thad Huston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CFO) 和首席运营官 (COO)。

值得注意的是，Paul Stoffels和Thad Huston两人的职业履历有着相当的重合点：不光覆盖到了CAR-T领域，更同中国有着不小渊源。Paul Stoffels担任强生首席科学官期间，强生与传奇生物达成了Carvykti的BD交易，第二年Carvykti成为了首款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的国产CAR-T免疫疗法；而Thad Huston曾任职的Kite Pharma不仅是全球第一梯队的CAR-T企业，还在2017年与复星医药共建了合营公司复星凯特，Thad Huston自己也曾担任过复星凯特的董事会成员。

本月初的财报会上，Paul Stoffels又宣布了一则消息：已签署意向书，将公司Jyseleca（Filgotinib）业务转让至Alfasigma。这意味着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调整工作，迈向了轻装前进的新阶段。

来自MNC的两员大将，主导了一家Biotech的变革。一系列复杂的剥离与并购工作后，如今的Galapagos完成了战略转型的第一阶段：瘦身。接下来准备迈进第二阶段：买入优质资产，以补齐下一块技术拼图。

中国，就成为了这块拼图的关键。

合作互补

之所以Galapagos对中国的研发管线如此重视，背后有着多重因素的考量。

首先是质量。Thad Huston对E药经理人融媒体表示，自己在Kite Pharma任职之前，还曾担任过西安杨森的总裁。亲眼见证了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在生物医药行业取得的迅猛进步和发展。不管是科学家的能力，还是研发管线数量和质量，中国在全世界都居于前列。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管线从立项之初就立足于全球市场进行开发，对于国际买家有着极大吸引力。

其次是价格。Thad Huston认为，在质量相仿的前提下，中国的研发管线在价格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反过来，Galapagos能为中国公司提供什么？

首先自然是资金，近40亿欧元的充足账面现金，足以抵御未来数年的风险；其次是商业化能力——欧洲市场有其复杂性，但欧盟作为单一市场也为推进创新药品的商业化提供了便利。在欧盟成员国市场，除了适用欧盟的统一市场规则外，各成员国市场也有各自的准入规则。对于在欧洲市场上的商业化，可以优先考虑几大关键市场，其中包括德国、法国，以及荷比卢市场。后者也是Galapagos的总部所在地。“Galapagos在欧洲深耕多年，在政策、市场准入等方面有着深厚经验，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开拓欧洲市场。”Thad Huston表示。

Thad Huston

而在欧洲之外的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则可以借助合作伙伴吉利德的商业化网络进行拓展。

硬性条件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Paul Stoffels和Thad Huston都有着MNC过硬的职业履历和成功经验，同时Galapagos基于过往经验，对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痛点难点有更深刻的认知。正反两面经验相结合，对推进未来的合作大有裨益。

另一边，中国公司也渐渐对外资张开了怀抱。前不久的启思会上，国内一家大型药企的董事长当众宣布了自身市场化战略方向变动：“过去的注意力不在于BD，而是想自己去国外做，最近一两年做了些调整，将精力聚焦于BD，并充实了BD团队。未来会加大BD，license-out将会成为国际化的主要途径。”

同样的转向不只限于某一家企业，而是逐渐成为了行业里大多数玩家的共识。前两年资本热潮时，Biotech们热衷于讲故事，动辄是要布局全产业链，自建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商业化团队，冲刺IPO，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和浪费，使得投资人的资金沉淀在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不同公司里面，都没能形成完整的商业化闭环。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Biotech意识到对外寻求合作的重要性，放弃了自建实验室、厂房的想法，仅保留研发团队。并且为了提前储备过冬粮，纷纷将对外授权的阶段提前。整个行业都慢慢开始放下浮躁，变得务实。

今年临近年末，相继传来了恒瑞、和黄、亿帆、百利天恒等多家企业成功出海的好消息。在国内，Biotech和Pharma之间合作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了。

天时地利已成，接下来就靠个人的努力了。

Thad Huston对E药经理人融媒体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关注肿瘤领域，对优秀的CAR-T和小分子药物都会很感兴趣。在管线阶段方面则偏向于早期，更关注1、2期阶段资产，优秀的临床前产品也是在选择范围之列。合作形式则一般是针对单一资产的授权许可，但如果有好的团队和技术平台，也不排除会考虑对公司整体进行收购。

Thad Huston还告诉E药经理人融媒体，自己同中国渊源颇深，除了关键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中国度过之外，妻子也是中国人。无论从公司经营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都期待双方之间能够达成合作，一同助力全球医药行业的发展。

如Paul Stoffels在今年年初设定的一个目标那样：在2028年前，希望公司能有一到两款药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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