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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谈疫下中国与世界

来源：中评社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阎学通办公室所在处——清华大学明斋（中评社 赵思雯摄）

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阎学通（中评社 赵思雯摄）

阎学通出席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媒体吹风会（大会秘书处供图）

中评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 徐梦溪 实习记者 赵思雯）6月24日，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阎学通接受中评社专访，就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一年来国际秩序的变与不变、中美关系的定性和各领域的竞争趋势、中美俄三角关系、中欧关系，以及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等问题发表看法。

阎学通在谈及论坛主题时表示，疫情仍是塑造今年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由于疫情严重影响人与人见面的真实外交，国家间相互理解更加偏离客观实际，误解和猜疑更加严重，本能达成的国际合作也无法实现。此外，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主要依赖网络上的信息，由于网络信息中有大量的谣言和人身攻击，加剧了不同国家大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影响到决策者，加剧了国家间的对立。

针对中美关系和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阎学通认为，由于中美对双边关系的定义不同，这意味着中美双方没有进行合作的基本共识，中美竞争给大家的感觉是无底线。因此，双方冲突将更加激烈，面对冲突加剧，双方将采取减少交往的政策和报复措施，形成恶性循环。在科技领域，美国单边的“小院高墙”策略和多边的俱乐部策略已经增加了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困难。如果我国能加大引进来的开放政策，减少对外国人员、企业、技术、资金进入中国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美国的政策就可能被破解。

阎学通在谈到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时指出，拜登的印太战略是军事和产业链并重，因此提高了印度和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信任，给中国造成的地区困难远大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这意味着，我国不仅面临印太地区的安全态势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会出现地区产业链与我脱钩的趋势。

此外，阎学通就中欧关系表示，中欧的共同利益在减少，对抗性利益在增加。我们在调整对欧政策时，可以一方面加大对欧开放，另一方面将人权冲突限于政府之间而不扩大到社会层面。

最后，阎学通在谈到本届论坛的筹备时指出，今年出现了一些外国学者对于参加世界和平论坛这一国际学术讨论存有疑虑的现象，从这样的国际社会现实中可以体会到最前沿的国际关系的真实状况，值得我们就如何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进行深思。在这一背景下，组织世界和平论坛是一项积极正面的工作。论坛提供了一个宽松、包容的国际安全问题交流平台，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

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以“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为主题，于7月2－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创办于2012年，作为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长期坚持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原则，为各国与会嘉宾表达各自的观点、思想、方案提供平台。

以下为专访内容：

中评社：今年的世界和平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请问您对这⼀主题设置有哪些思考？今年论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议题或嘉宾？

阎学通：今年国际秩序问题的争论向搞什么样的多边主义聚焦。拜登搞排他性多边主义，中国反对拜登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在中美竞争中，其他国家采取了对冲战略，这种对冲战略表现为加入中美各自领头的多边合作机制。因此，所有国家都面临了如何实践多边主义的问题。例如，G7的多边主义与金砖组织的多边主义是否相同，北约和上合组织的多边主义是否相同，G20和APEC的多边主义是否相同。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多边机制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当人们分不清各种多边主义的性质差别时，也不可能使多边主义比单边主义有更大积极性。希望通过嘉宾们讨论能使人们真正理解什么是多边主义。

今年论坛的四场大会的主题分别是，国际秩序变化趋势、重振多边主义、创新区域合作、重塑大国关系。此外，我们还组织了20多场小组讨论，分为线下、线上和线上线下结合三种。今年驻华使馆大使接受邀请表示愿意参加会议的已经有50多国，比过去多了很多。

中评社：去年疫情的突然暴发加剧了国际政治的变化，随着疫情继续在全球传播，这⼀年来，世界局势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阎学通：疫情仍是塑造今年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疫情继续阻断人员往来和正常的国际合作，因此逆全球化仍是当前的最主要国际形势特征。由于疫情严重影响人与人见面的真实外交，过多依赖网络会议和交流，因此外交人员的沟通减少，国家间相互理解更加偏离客观实际，误解和猜疑更加严重，本能达成的国际合作也无法实现。各国大众之间交流的减少，还有利于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主要依赖网络上的信息，而网络信息是不署名的，有大量的谣言和人身攻击，加剧了不同国家大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决策者们为了提高自己国内支持度，取悦网络上的不健康舆论，从而加剧国家间的对立。

当下国际秩序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一是不遵守国际规则的现象更加普遍。政府们违反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随意废弃以往达成的国际协议。以疫情为由随意制定控制边界的新规定正在向其他领域扩散。二是双重标准的冲突更加突显。大国们采取一面批评他国的某种行为但同时自己采取相同的行为。这在网络监控和经济制裁的问题上特别突出。三是产业链重置的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大。产业链国内化和产业链俱乐部化是两种不同的逆全球化策略，这两者正在主导世界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中评社：过去⼀年来，伴随拜登上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也发⽣了变化。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拜登⽤“激烈的竞争”来描述，⽩宫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称“竞争成为主导模式”，对此，中⽅认为⽤竞争来定义是错误的。为何中美对两国关系的定性不同？这种差异对两国接下来的互动有什么影响？对于拜登政府强调“竞争但不冲突”，中⽅应该如何应对？

阎学通：中美对双边关系定义不同，主要原因是双方的战略目标不同。美国在继承了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为竞争后，现在这个定义成为了美国国内两党的共识。美国想通过夸大中美竞争的威胁性来争取盟友的支持，从而抑制中国实力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否定中美竞争的性质，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甚至和美国的关系，为提高实力增长速度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由于中美对双边关系的定义不同，这意味着中美双方没有进行合作的基本共识，连讨论如何管理双边竞争的认识基础都没有，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中美之间没有共识，所以中美竞争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无底线。因此，双方冲突将更加激烈，而且面对冲突加剧，双方采取减少交往而不是扩大沟通的策略。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的大众往来将更少，难有恢复的机会。

面对拜登的“竞争但不冲突”的策略，中国政府采取一面否定双边关系是竞争，一面实施对等报复的措施。这种策略显然没有产生缓解或稳定中美对抗关系的作用，但是，目前，还不看出中国政府有调整这一政策的迹象。

中评社：美国正在研究应对来⾃中国的技术挑战，可能会采取包括“⼩院⾼墙”、在关键领域脱钩和联⼿盟友等策略。您如何评价这些策略的有效性？这会对国际政治带来哪些影响？您又如何看待美国盟友和伙伴⽬前对中美科技战的态度？

阎学通：美国单边的“小院高墙”策略和多边的俱乐部策略已经增加了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困难，与此同时降低了特朗普时期“大水漫灌”和单边主义策略的成本。这种政策增加了第三方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的压力，从而加剧了中美两极的分化，加快了两极格局的定型速度。美国的俱乐部式国际科技合作策略得到了其盟友的支持，其盟友们正在加强限制与中国的科技合作。

美国盟友们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压力，还取决于我国的开放程度。如果我国能加大引进来的开放政策，减少对外国人员、企业、技术、资金进入中国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美国的政策就可能被破解。

目前我们对外国人财物进入中国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这也阻碍了我国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例如，与外国机构共同在中国主办国际会议的现象已经寥寥无几了，外国的报刊杂志也很少能进入中国了，外国人到中国来工作的也越来越少了。中国主要是得把开放政策执行起来，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成为我们解决国际合作问题的第一步。

中评社：美国财长耶伦6⽉16⽇表⽰，预计美国将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但对双⽅可能在技术领域完全断绝关系表⽰担⼼。为什么耶伦会产⽣这⼀⽅⾯的担忧？中美科技完全脱钩的可能性有多⼤？

阎学通：拜登的决策团队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团队，成员们善于做政策可行性评估，即评估如何采取美国付出的成本或损失最低而收益最大的策略。所以拜登的对华政策就明确提出叫“耐心”的对华政策，重点就在于所有的政策要先内部讨论完，再跟盟友协商，协商一致后再出台，所以这样看，政策出台慢但失误少。

采取科技全面脱钩成本高且效率低，“小院高墙”就是指选择性的脱钩，而不是全面脱钩。美国选择性脱钩的政策对中美技术合作关系的影响只有50%，另外50%取决于中国是否决定与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如果中国决定全面脱钩，中美科技全面脱钩也能发生。中国采取内循环策略，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科技自主，如果实现了所有科技全部自主，这与美国的科技关系也就所剩无几了。也就是说，中美只要有一方实行科技全面脱钩的政策，全面脱钩就能发生。

中评社：您如何看待当前中美之间军事博弈的趋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将扮演什么样的⾓⾊？

阎学通：军事实力自古以来就是大国战略竞争最基本的力量，至今仍未发生改变。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与美国巨大差距下仍能保持在全球安全问题上有一定的发言权，靠的就是其军事实力。同样，比较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因此中国难以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军事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力远大于经济实力。

中评社：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会对中国带来哪些挑战？中国应该怎样处理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关系？

阎学通：拜登的印太战略给中国造成的地区困难远大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特朗普的印太战略重心在经济上而不在军事上，因此印度和日本对美国缺乏信任。而拜登的印太战略是军事和产业链并重，因此提高了印度和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信任。而且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还没有达到首脑级，现在已经达到首脑级峰会，所以因该说现在的印太战略比特朗普时期产生的作用更大。

这种信任推动着两国向美国靠拢，因此造成我周边大国，俄、印、日三国中的两国选边美国。这意味，我国不仅面临印太地区的安全态势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会出现地区产业链与我脱钩的趋势。

我们现在第一需要明确中国的竞争对手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中国要对美国之外的国家都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如果把美国的盟友都作为美国的“马仔”进行打击，结果就会出现中国在国际社会总是面临“一对多”的局面，这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之外的国家我们都应该采取尽量争取合作的政策。

中评社：从中欧全⾯投资协定谈判达成到拜登着⼿修复盟友关系，中欧关系在这⼀过程中似乎也不断出现波动。对于接下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您有哪些判断和建议？

阎学通：当前中欧洲关系疏远的直接原因是拜登以多边主义取代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但深层原因是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减少，而对抗性利益在增加。中欧共同的国际产业链利益在减少，中欧在人权上的对抗性利益在增加。目前看这个趋势还在发展。

如果我国想扭转这种趋势，改变美国的政策不在我们能力之内，因此只能调整我们的对欧政策。一是加大对欧开放，主要是允许欧洲人、企业、组织来中国进行合作，二是将人权冲突限于政府之间而不扩大到社会层面，减少与欧洲大众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

中评社：包括印太战略和不久前G7峰会公报的涉台内容等，我们都能见到⽇本的⾝影。⽇本会如何在接下来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发挥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关系？

阎学通：日本看到拜登恢复了注重盟友的多边主义策略，因此对美国的战略信任上升了。这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美国，因此增强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力。

我们已经无法争取日本在中美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因此目标只能是促使日本选择性地而不是全方位地选边美国。也就是说，凡是能和日本合作的领域尽量进行合作，如贸易、气候、文化、学术等领域。对日政策最好采取不同类型事务不挂钩的政策，因为只有不挂钩还能留出一些领域让日本不选边美国。如果所有事情都挂钩，则可能使日本在所有问题上都选边美国。

中评社：近期，美俄元⾸举⾏会晤，美⽅称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您对此怎么看？这是否会影响中美俄的三⾓关系？

阎学通：美俄首脑会晤发表了《美俄总统战略性稳定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本身就是双边关系趋向稳定的标志。战略稳定是指双边关系保持在一定相对固定的水平上，并不意味双边关系明显改善，当然也不是严重恶化。目前美俄是对抗为主的战略关系，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即意味着长期对抗，但双方保障这种对抗不升级为核战争。而为了不升级为核战争，双方实际上就要防止直接战争。直接战争不发生，战略稳定的目标就实现了。

这对中美俄的关系影响是必然的。美俄战略对抗关系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向任何方向发展，美俄战略关系都不发生性质改变。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如何恶化，俄罗斯都不加大与美国的对抗力度，这意味俄对中国的战略支持只能维持在目前水平，难以大幅度提升。由于美俄战略关系有了一定的稳定性，美国减少了担心俄罗斯给中国更多战略支持，因此与中国对抗的顾虑会少一些。

从三者的战略关系上看，美俄战略关系稳定意味两国之间的战略距离不变，如果中俄战略关系也保持不变，则今后三边关系的主要变化是中美战略关系变化。目前，中美战略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小，而恶化的可能性大。这意味今后的中美俄三边战略关系是俄罗斯与中美的双边关系稳定不变，而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日益疏远，俄罗斯将在三者中间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

中评社：您在之前的回答中提到，希望人们通过讨论理解什么是多边主义，请问您如何理解“真正的多边主义”？之前中美就多边主义的定义在国际场合上展开了一定的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争取更多的国家站在我们一边？

阎学通：“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中国政府以前没有提“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多边主义的活动没有明确排斥中国；而在现在俱乐部式的多边合作针对中国，中国才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

我个人理解多边主义分两类：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的。所以如果要用严格的学术定义，只有全球性的合作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如欧盟、东盟、非盟、阿盟都不是全球性的和开放的，所以严格来说都算排他性多边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恐怕“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个概念，会由于无法界定什么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国际社会上难以流行起来。

做宣传的人天然地相信把宣传做好了就会获得支持。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我认为获得支持不是因为宣传，而主要是因为政策，主要有三个办法。第一，政策能否给别国带来好处。第二，政策行为是否被别国认为值得效仿，有样板作用。第三，在国际事务上，一国能否去惩罚那些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如果不能惩罚，就不能获得别人的支持。

中评社：现在国内对于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有很多公共讨论，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对于加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您有什么建议？

阎学通：大国都会挨骂，美国在国际上挨骂的情况也很严重。挨骂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别人嫉妒，另一种是自己伤害了别人。我们需要区别这两种不同原因导致的挨骂。前者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嫉妒是人的本性；但后者是可以减少的，即减少崛起国对别国利益的影响。如果将挨骂理解为都是因为别国嫉妒，就永远不可能解决。如果意识到我国的崛起是会伤害一些国家的，那么就可以调整政策，减少伤害，从而减少挨骂。

国际传播能力除了需要有资源，还需要宣传能够被别人接受。被别人接受很大程度在于宣传者本身的信誉，就是别人认为媒体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发现有一些国际媒体也造假，但是仍然有很强的国际信誉，原因就是假话说得相对少，实话说得相对多。

所以，中国媒体的国际宣传信誉还达不到国际高水平，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媒体的报道中忽视了提高信誉的问题。怎么样才能提高中国媒体的国际性？提高我国传播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做一些自我批评。由于中国媒体对中国的事没有任何批评，而世界上不存在没缺点和没问题的国家，中国媒体不批评中国自己的缺点这就影响信誉。如果中国媒体能对中国的缺点做点批评，媒体的传播力会有很大提高。

中评社：您提到的这种方法是否只会解决“可信”？要如何塑造“可爱”和“可敬”的形象？

阎学通：一般来讲，人们不仅尊重谦虚谨慎的人，还特别尊重能够自我批评的人，因为能做到自我批评是很难的。人的动物性导致人们不愿意承认错误，文明程度高的人才能做自我批评。当一个国家自我批评多的时候，他的国际就上升了，例如，德是承认二战罪行而日本不承认，德国的战略信誉就比日本高。自我批评多的时候，得到的尊重就增加了。

中评社：您还有哪些希望补充的么？

阎学通：在筹备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根据一些国家的学者是否接受论坛邀请，我们从这样的国际社会现实中可以体会到最前沿的国际关系状况。一般来说，世界和平论坛为学界、思想家、战略家和退休政治人物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机会，参加者都会从中受益。但是我们感受到，有些人因为担心在论坛发言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国内的压力，拒绝我们的邀请。尤其是邀请一些和我国矛盾较多的国家的学者来论坛发言变得困难。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第三是欧洲，第四是印度。这就说明，这些国家的对华的认知和社会上对中国的态度在发生变化。

总的来讲，如果学者参加国际学术讨论都存有疑虑的话，我们确实存在一个如何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认识的问题。这一点恐怕特别值得我们从事外交、国际关系具体工作的人思考，每个人的言行到底是让别国的人喜欢中国，还是让别国的人不喜欢中国？我认为，组织世界和平论坛这项工作是有正面影响的。论坛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松、包容的国际平台来讨论国际安全问题，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和增加中国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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