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网2024年10月15日发布:袁崇焕的功过：保卫宁远成了英雄，火并东江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死于明崇祯三年(1630,正当明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期。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清)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兴师抗明,仅用三年便占有辽沈等地,接着又觊觎辽西。从此辽东成了全国瞩目的战场,辽事成为朝野舆论的中心。袁崇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挺进抗清第一线,以坚守宁远阻止后金南进之功而成为著名的抗清英雄,并因此由监军佥事、宁前道、辽东巡抚,最后成了总管辽东军民、决策辽东战守的地方最高军政官员。

但是,崇祯三年八月,明帝朱由俭误中后金汗皇太极的反间计,以“谋叛欺君”资敌、通敌等罪名将袁凌迟处死。此后,上自皇帝诏书,下至私家著述,都将袁的某些过错与资敌、通敌联系起来,众口一词骂袁为叛徒、卖国贼,所有功绩被一笔抹杀。一个半世纪后,清修明史问世,方真相大白,袁崇焕的冤案得以昭雪。后来,袁崇焕又作为民族英雄被评价得越来越高。而对他的过错则只字不提,甚至不顾事实曲为回护。这样,对袁崇焕的评价又走上另一个极端。

袁崇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坚守宁远。宁远大捷是明清开战八年来,明朝取得的空前伟大胜利,是袁崇焕多年来依靠辽人、加强耕战、苦心经营的结果。《明史》记载:

“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这次胜利对辽东战局和明、清双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宁远之战鼓舞了士气和增强了将士的决心。

宁远之战粉碎了满洲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明方的士气,增强了广大将士抗敌的决心和信心。

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又乘胜收复了被高第放弃的锦州、大凌河、右屯、松山等城,重新修筑,以增强防御力量,并大兴屯田,继续贯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针。从此,基本扭转了过去明军望风溃逃,不敢与清军交锋的被动局面,在宁锦线与清军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广大将士不仅敢于守城,甚至还敢于同敌人进行野战。

天启七年(1627)五月,清兵再次进攻,满桂、赵率教、何可纲等领兵出城与敌野战,打退敌人进攻,守住宁远、锦州,再次取得宁锦大捷。锦州、松山等城,都是到崇祯十五年(1642)才被清军攻下,而宁远守军则一直坚持到崇祯十七年初,由于农民起义军即将攻入北京,奉命救援,方才主动撒退。

其次,延缓了清军南下的进程，对皇太极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袁崇焕坚守宁远、锦州,延缓了清军南下的进程,客观上对皇太极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努尔哈赤于宁远战后不久去世。新即位的后金汗皇太极,鉴于辽东汉人和蒙人的向背关系后金兴亡,于是立即着手实行以调整民族政策为中心的改革。其中,主要是调整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蒙古封建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允许汉族地主恢复和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允许蒙古封建主发展封建游牧经济3将汉人、蒙人分编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任用汉人和蒙人知识分子为官等等。总之,提高汉人、蒙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之逐渐与满人接近,以缓和民族矛盾,防止人口逃亡。

面对明朝的坚城、大炮,后金在战术上也一度有所调整,如对锦州、大凌河等城,都基本采取长期围困、坐围打援的办法,而不再单纯依靠攻坚战术。

再次,袁崇焕坚守宁远,为保卫明朝统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这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他本人的高超胆识和杰出才能,从而使他成为当时朝野公认的抗清英雄。据《明天启实录》记载,宁远捷报传来,举朝大喜,兵部尚书王永光当即上疏荐举,他说: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独宁远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皇帝准奏,立即超擢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专督关外战守事宜。不久罢辽东经略,以关内外尽属崇焕。他虽然于翌年七月被解职,但仅隔半年,新即位的崇祯帝又重新起用,并倍加器重,委以复辽重任。

袁崇焕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火并据守东江的另一支抗清队伍。

所谓东江,即与袁同时的著名抗清将领毛文龙所驻守的皮岛及辽东沿海其他岛屿。

毛文龙号振南,浙江仁和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自幼家贫,三十岁到辽东,在总兵李成梁部下任千总、守备等职,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升为游击。天启元年三月,后金攻占辽东,派人深入沿海岛屿市牛、征粮、勒取妇女,岛民怨恨刺骨。五月,毛文龙奉命率兵二百挺进辽东沿海,招致辽民,恢复疆土。《明季北略》记载：

他遍历连云、猪岛、广鹿、给店、石城、长山、色利、章子、海洋等十余岛屿,擒斩后金委派的岛官,抚定岛民,颇受欢迎。

毛文龙先后收纳辽民数十万,选精壮为兵,骚扰敌人后方,牵制后金西进,如:天启元年七月收复镇江,二年七月收复金州,六年五月奇袭鞍山驿等,因功屡受朝廷封赏。《明史》记载:

“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

袁崇焕火并东江是在收复辽东名义下进行的。

崇祯元年(1628)二月,袁崇焕被明帝宋由俭重新起用,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天津登莱等处。七月平台召见,崇焕向皇帝保证:“计五年全辽可复”。这是为安慰皇帝而许下的毫无把握的诺言。不明实情的皇帝闻之大喜,钦赐尚方宝剑,偎以便宜从事,并命户、工、吏、兵各部大力支持,有求必应。《烈皇小识》记载有人问及复辽具体方案,袁答道:复辽

“当先从东江做起”。

即以复辽作为火并东江的借口。

袁崇焕火并东江的真正原因是明末激烈的党争。

明朝末年,有一部分官员认为毛文龙得过大宦官魏忠贤的支持,便视其为阉党体系,企图借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大抓逆珰之机,迫害毛文龙,如散布他牵制后金无功,建议将其从皮岛移入盖套(盖州及连云岛一带)等。但因毛文龙手握重兵,身居海岛,很难得手,他们便将迫害毛文龙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

《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亦深感毛文龙桀骜不驯难以节制,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当平台召见之后,大学士钱龙锡等人找他商量对付毛文龙的办法时,袁便果断地回答说:

“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

此事原委,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六月奏疏中有详细记载。他写道:

“总兵毛文龙据海自恣,种种不法,流传参劾,明知之而无可奈何。臣昨年过都下时,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

可见,袁在崇祯元年七月进京时,已和钱龙锡等人私下拟定了火并东江方案,即设法收编这支军队,而将其主帅毛文龙杀掉。

为此目的,袁到任后便采取“设文臣以监之”,“严海禁以窘之”等种种手段刁难毛文龙。所谓设文臣,袁崇焕认为设饷司控制经济命脉比设道员更有效,乃于崇祯二年(1629)月,奏设东江饷司于宁远。

“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船入市。自是岛中京饷,俱着关宁经略验过始解”。

《明季北略》还规定:

“朝鲜贡道往宁远不许过皮岛”结果“商贾不通,岛中大饥,取野菜为粮”。

同时大量裁减饷额,由十余万减到二万八千。以此制造困难,促使将士与毛离心;然后再趁机表示关切,以引诱将士归附自己。当见文龙仍不就范时,便于崇祯二年五月底,以发饷犒军为名,率兵深入海岛,并于六月初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宜布十二大罪,将毛斩于双岛。然后奏撤东江总兵,将皮岛将士二万八千分编为四协,分别由毛承祚、陈继盛、徐敷奏、刘兴祚率领,置于自己麾下。

民族斗争,大敌当前,袁崇焕以复辽为名,将主要矛头指向另一支抗敌队伍,并以极端方式予以火并,不仅大大削弱了抗敌力量,而且对辽东战局乃至对他本人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皮岛已不能对后金起任何牵制作用。

文龙死后,皮岛无主,各支队伍互相攻杀,已不能对后金起任何牵制作用。四协很快并成两协,不久西协首领刘兴治杀了东协首领陈继盛,后来刘兴治又被副总兵沈世魁所杀。参将孔有德、耿仲明走依登莱巡抚孙元化,后因与总兵黄龙有矛盾被逼造反,投降后金。广鹿岛副将尚可喜与沈世魁之子沈志祥亦先后投降后金。

于是,与宁远相犄角具有战略意义的东江抗清阵地便不复存在。

其次,东江内乱,后金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便集中精力对付宁锦一线。

皇太极在毛文龙被杀后四个多月,亲自领兵长驱进关,安然转战北京周围达半年之久,这是从前不可能发生的事。并且,东江将士纷纷投降后金,带去大批比较先进的火器,极大地增强了后金的改治、经济、军事实力。正如当年后金对汉人的错误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袁崇焕守卫宁远一样,这次袁崇焕对东江处理不当,也在客观上方便了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