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欺负我

　　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2021年3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已作部分调整，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嫌疑人作案时已满14周岁，可以直接追诉其刑事责任，如果满12周岁而未满14周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也可追诉其刑事责任。

　　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王祖瀚导演的校园霸凌微电影《沉默难鸣》画面。

　　还有许多欺凌发生在学生年代。它们可能无法成为新闻，却是一种真实的青少年暴力。每当有欺凌甚至犯罪引起注意，都有受害者的记忆被唤起，他们想起了多年前遭受的经历，或者说不是“想起了”。就如我们的记者李夏恩说的，“有的伤害，哪怕将来忘了，痕迹也会带一辈子的”。

　　下文是他的回忆。他一直很困惑，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他。对啊，为什么？这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看到欺凌的反应吧，好像必然有个理由才讲得通，哪怕归因于受害者“我自己”。

　　撰文｜李夏恩

　　我还是不明白

　　那天晚上，当我用刀片划开自己的手腕时，我没有想过将来会有一天写下这段故事。哪怕直到开头这句话的时候，我依然不确定这个故事是否有讲述的必要，尽管那个晚上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似乎所有的知觉都被无限放大了许多倍，我能闻到夜气中凉爽的风送来草木的芬芳，宿舍楼里晾着的湿漉漉的衣服散发着水汽，我能看到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露出灰色的痕迹，就像一只只眼睛从缝隙里俯瞰着自己；我能看到楼梯扶手的油漆像受惊的鱼一样乍起片片鱼鳞，我能听到地下的蛆虫正窸窸窣窣发出欢乐的扭动，等待着送上门的大餐，以及那些教室里、操场上、宿舍里的嘲笑与讥讽——还有，无处不在的冷漠。

　　微电影《沉默难鸣》。

　　我走到楼梯的下面，那是我一早相中的地方，那里算不上隐蔽，但是平日鲜少有人经过，只有每天清晨时分，清扫楼道的大叔会路过那里——他大概会在那时发现我的，我不想自己横在地上的样子吓到他，所以，我走到墙角，倚靠着两边的墙壁，盘膝坐好，我能感到坚实的墙壁扶住了我的双肩，不会让我狼狈地扑倒在地。

　　我顺了顺自己的头发，理了理自己的衣服——还是平常的样子，灰蓝色的衬衣、黑色的T恤、深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袜子和帆布鞋，虽然穿了许多年，但我自己都洗得干干净净。我仔细地检查了鞋带，抚平了裤腿上的褶皱，顺好了衬衣上的领子。

　　在确认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终于从衬衣的口袋里取出了那枚刮胡刀片，抬起自己的手腕，划了下去。

　　手腕只是凉了一下儿，并不痛——或者说，比起那时内心的痛苦，这点痛就像被蚊子轻轻叮咬了一下儿一样，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发痒。我看着血从伤口渗出来，顺着皮肤上的细纹铺就的道路，渐渐地淌出来。为了不让血沾到衣服，我把手腕搭在地上，仰着头靠着墙壁，望着远处楼道里被时时往来的人影遮掩得明灭的灯光。

　　墙壁的清凉逐渐透过头皮和骨壳传进我的脑海里，大概再过一会儿，那清凉就会彻底占领我的身体了吧……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呢？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リリイ·シュシュのすべて，2001）剧照。

　　记不清的与记得清的

　　我想，那时，我就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被欺负是怎样的事了——也可能所谓的第一次，在我和周围同学眼中，都算不上“欺负”——那只是同学之间的玩笑，是一场戏弄，就像起个外号，或是干了怎样的糗事被笑闹起哄一样，虽然自己心里有些难受，但或许还会生出些自我安慰的得意感——终于得到关注了，大家愿意注意我了，我终于能够“合群”了，没那么“讨人厌”了。

　　我能想起的最早一次被人欺负的经历，是一次在教室里吃午饭的时候。打开从锅炉房取回来的腾腾冒着热气的饭盒，是我一天校园生活中最开心的一刻。其实我知道饭盒的饭菜都是昨晚的剩饭剩菜，但依然很快乐，尤其是打开饭盒时看到的是蛋炒饭，那种快乐更会加倍，因为里面会很慷慨地放上炒鸡蛋和切成丁的火腿——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蛋炒饭的标配，并不值得特别的惊喜，但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那真算得上高级的美食。火腿啊，鸡蛋啊，在家里都算是很好的荤菜。记得上高三时，我中午足足吃了一个学期的牛肉拉面，实在吃腻了想打牙祭，就吃一碗西红柿牛肉刀削面——它比牛肉面贵一块钱。

　　由此，也能看出我的家境很是一般。但就在我打开饭盒，为今天的午饭是蛋炒饭而开心时，他走过来了。

　　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和长相，只能说，和人们想象得不同，他长得并不凶恶，他不是个满脸横丝肉的胖子，也不是个流里流气的瘦高个，他没有一双三角眼，嘴巴也没有歪在一边，他长得很周正，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是个会欺负人的家伙，实际上，当他站在我旁边开口时，我也没觉得他要欺负我。

　　“我看看你吃的什么好吃的？嚯！炒米饭呐！”

　　他不待我点头，又接了一句：

　　“够香的，我吃一口行吗？”

　　《失控的校园》（Klass，2007）剧照。

　　当时，我觉得他是在夸赞我家里做饭的手艺，于是把勺子从塑料袋里掏出来，递给他，对他说：

　　“我勺还没用过，你吃完把勺子刷一下儿就行。”

　　他拿过勺子，径直挖了一勺填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

　　“就吃这个，你还嫌我脏？”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但抬头看他的脸，居然还是笑着的，但神色已经变了。我有些害怕，于是说：

　　“那……你吃完，我自己刷吧。”

　　“说到底，还是嫌我脏。”他依然笑着说，嘴里的饭渣儿也喷到我身上。见我居然掸了掸衣服，他不笑了，然后做了一件我至今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把勺子放在嘴里转了一圈儿，然后扔在我的饭盒里。拧着眉毛，睁大眼睛对我说：

　　“吃你的破炒饭是给你面子！懂不懂？！”

　　我茫然地愣在那里，既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但他的威胁起作用了，我哭了，他笑了，而笑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半个班的同学。我得承认，那时我哭，不是因为感到自己受了欺负被吓哭，而是心疼我的炒米饭一口没吃就被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糟蹋了，我不吃，一下午就要饿肚子；我吃，但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如鲠在喉的感觉。那种心疼而又左右为难的委屈感，倏然之间冲上我的鼻腔，于是我哭了，但只是流泪没有哭出声——因为那样他和同学们会笑得更厉害。

　　延伸阅读：《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美]埃利奥特·阿伦森著，顾彬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

　　他为什么笑呢？是因为我哭证明了他得逞吗？还是因为他当着众多同学的面侮辱了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懦夫而显示出自己的勇敢？还是因为那天他自己心里不快，恼恨于我的开心，通过捉弄我而发泄了他的不快？抑或是，他就是纯粹地以此为乐？

　　无论是那时，还是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完全理解那根植于人性深处的、纯净不掺杂质的恶，是否真的存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他的欺负真的毫无理由的。面对那个校园遭受霸凌者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欺负你呢？”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像那句不知流传了多久的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欺负人未必需要理由，但被人欺负一定有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被欺负的人自己。

　　《蚯蚓》（지렁이，2017）剧照。

　　是的，我们孤僻、安静、不合群，直到今天，我依然很不习惯在超过三个人的微信群里发言，我能整天坐着看书而不说一句话，而这是从学生时代甚至更久就形成的习惯了。我很少主动找人攀谈，有时甚至是躲着避免和人接触。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后来和我说，我经常自己一个人看书时笑出声来，但又不说一句话，“就像神经病一样”。

　　但是，从内心里，我依然期盼自己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博得大家的喜欢。除了野兽与神灵之外，没人会真正强迫自己孤独，所谓孤僻，更多只是一种胆怯，害怕得不到喜爱和认可的胆怯，我骨子里依然是一只社会性动物。只是，我确实没有与人交往的长项，无论是孱弱的身体，中等偏下的长相，还是谈吐与举止，我都不是一个对任何人有吸引力的对象。我确实从中学时代就会自己洗衣烧饭，喜好读书，但是这在校园里都算不上魅力。我想，当我弓着背，垂着头，脊骨的轮廓从衬衣里露出来伏在案头看书写习题时的样子，再配上那副老气横秋的玻璃片眼镜，真的像那个起给我的绰号“大虾米”一样。

　　虾就应该放在锅里烹煮的，我这样孤僻的家伙也活该被人欺负的，这似乎就是这世界的公理。无论是校园里还是社会上，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句所谓的警世名言吗？“落后就要挨打”，因为我长相落后于人，体力落后于人，举止谈吐都落后于人，样样都落后于人，所以我挨打受辱乃是公理。而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了一条众人公认的公理：“强大就要打人”。他们比我强，比我有力，因此就有权打我，欺负我——这不仅仅是少年时代被潜移默化反复灌输的“公理”，可能也是许许多多成年人心中笃定的世间法则。落后就要挨打，弱小就是有罪，而强大则是值得艳羡，顶礼膜拜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那么多人自愿充当强权者的旗手与鼓手，甚至打着正义的旗号为其侵凌行径百般辩护，指责被侵凌的一方负隅顽抗，不懂得用屈膝投降来换取宝贵的“和平”。

　　而所谓的“和平”，就是“求求您，我配不上您的拳脚，请您不要再打我了。”

　　《少年的你》（2019）剧照。

　　反抗，但是无用

　　我理所当然地屈服，因为我确实打不过他们。我看过一些表现校园霸凌的电影和短片，里面经常会出现一组镜头，一个像我一样体弱的家伙被那些霸凌者围堵到角落里，对其拳脚相加——这时，镜头总会抬起来，以第一视角仰视的角度，拍摄那些霸凌者自上而下的狰狞面貌。

　　诚然，这种镜头制造的压抑窒息的感觉很是到位，但是，经常遭受霸凌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告白》（Kokuhaku，2010）剧照。

　　当你被逼到死角，当那些家伙环伺着你，当你被踹倒在地，拳脚从头顶落下时，你根本就不可能抬起头仰望他们的脸，你只能像只刺猬一样，倒在地上蜷成一团，用蜷起的双腿护住自己下面的要害，用胳膊相对坚硬的臂骨挡下劈头盖脸袭来的攻击。踹在身上、踢在屁股上、打在胳膊上都是可以忍受的疼痛，但是踢在小腹上就会让人冷不丁痉挛一下儿，四肢会发软。后腰也是个痛点，所以要尽量让后背贴着墙壁。被踹到肩胛骨和后心虽然会感到胸口窒闷，不断咳嗽——如果你之前喝了水，水会从食道翻出来，呛到气管；但如果没有喝水，那就会不断咳嗽干呕，肺叶子都要咳出来的感觉。

　　但对我来说，最重要是护住脑袋。我确实长相平平，但也不想被一拳捣成乌眼青，那样会招来全班的哄堂大笑。而我更怕的是伤到我的颅腔里那点儿灰质——那是唯一我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最宝贵的东西，我读过医书，知道成堆被打成痴呆的案例——如果那样毫无质量像个牲畜一样苟活，于我而言还不如死了干脆一些。也许听起来相当可笑，但是有次我被踢中了脑袋，耳朵里嗡嗡地响，我恐惧之下的第一反应是心中默诵背过的文章，脑子里计算着给作业的几何题加辅助线解题。那天我被揍完回到教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那道挨打时脑海里的解题过程写在纸上，以证明自己没有被打傻。

　　我或许真的该被欺负，因为我连求饶都不会。我那点儿可悲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跪在他们脚下，乞求他们住手，也不允许我大声求饶，它只给了我咬牙沉默这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越是告饶，越是乞求，就越是助长了他们的得意，也许，他们欺负了半天，发现踢我和踢一只破麻袋没有区别，也就失去欺负我的兴趣了。

　　我就这样沉默着、忍耐着。

　　但是那一次，我反抗了。

　　《校园规则》（Ondskan，2003）剧照。

　　那是一个课间，我在教室里写笔记，一个欺负我的家伙忽然走过来，从笔下把正写着的笔记抄起来，我看着我手中的钢笔在本子上留下了长长的一道，心里就已经有了几分不满。我抬头看着他在那里乱翻我的笔记，翻了几页，突然把笔记本卷起来，敲打我的脑袋，他忽然注意到了我看着他的眼神，于是咧着嘴角似笑非笑地说：

　　“哎哟，小眼神挺狞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笔记本狠狠拧了一把，扔在桌子上。我看着皱巴巴的本，那是我真的认真写的笔记，是我思考的结晶，就这么被这样一个家伙若无其事地糟蹋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喜爱书本，更何况还是我自己写的。

　　我手里紧紧捏着钢笔，咬着下唇，死死盯着他，我想那时我的眼神或许真如他说的那样，相当狰狞。他看到了我紧捏着钢笔的手在颤动，似乎我的怒火刚好点燃了他的兴趣，他说：

　　“来呀，有本事你拿钢笔捅我呀！”

　　我真的在全班众目睽睽之下，举起了钢笔，他好像更得意了，把身体靠得更近，挑衅地叫道：

　　“来呀！捅我呀！来呀！”

　　《少年的你》（2019）剧照。

　　我高举钢笔的手放下了，我没有勇气捅他，但看到他那副得意洋洋地脸，我忽然之间升起怒火，拿着钢笔猛地一甩，墨蓝色的钢笔水甩了他一身一脸。

　　“你敢！……”他把自己胸前的T恤揪到眼前看了看上面蓝色的墨水点，骂道：

　　“XXX，你知道多钱嘛！赔得起嘛！”

　　他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猛地推到后排的衣物柜上，又把我的钢笔摔在地上。老实说，作为一个身经百炼的人来说，他推的那一下儿虽然狠，但并不疼。但那时，我满腔怒火，因为那支钢笔，我使用它这么多年，写过如此多的文字，笔身上烤漆都已经斑驳了，它见证了我求学生涯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钢笔尖都是我自己换过几次，它是我的一名钟爱的老将，就像冥府判官手持的铁笔一样——我要为我的钢笔，我的笔记本报仇。

　　报仇仿佛是一道替天行道的圣旨一样，卸下了我重重束缚的克制，我站起身扑了上去，那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扼住他的脖子，把他掼在衣物柜上，用手摁着他的脑袋一下又一下地往铁皮柜门上撞，直到他的鼻子流出血来，洒得遍地都是。

　　他的眼睛似乎第一次尝到了恐怖的滋味，他半靠在衣物柜上，喃喃自语道：“疯了！疯了！”

　　那些平日里我被欺负时永远看不见找不到的同学，此刻都围过来，胆怯地、温和地、安慰地、小心翼翼地拉住我的胳膊，搂住我的胸膛，劝我说：“算了，算了……”

　　以未成年犯罪为背景的电影《伊甸湖》（Eden Lake，2008）剧照。

　　我挣开那些拉住我的人，从地上捡起我的钢笔，面无表情地走到那个家伙面前，他显然是吓坏了，以为我真的要用钢笔捅他，用手护住了自己，就像平日我被欺负时用胳膊护住脑袋一样。

　　但我只是俯下身，用笔尖在他的血里蘸了蘸，心里默念道：

　　“铁笔，我为你报仇了。”

　　希罗多德曾经记载过一场战争，残暴的波斯大帝居鲁士在攻打玛撒该塔伊人时，俘获了托米丽司女王的儿子并杀害了他。为复仇之火照亮勇气的女王率领她的子民最终在战场上杀死了居鲁士。战后，她手捧皮囊，走遍尸横遍野的战场，从每一具尸体中汲取血液，装满手中的皮囊。然后，她亲手割下了居鲁士的头颅，放进那满是血的皮囊中，说，你如此嗜血，那么你就饮个痛快吧。

　　《托米丽司女王》（Tomyris，2019）剧照。

　　我很小就读过这个故事，托米丽司女王复仇的凄美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当时用笔尖蘸血复仇，也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这位心目中的女英雄。但女王的复仇，可以载诸史册，成为流传千古的史诗，而我的复仇，得到的却是全班同学另类的眼光。我被欺凌是符合落后就要挨打的公理；他欺凌我，是顺应强者就要打人的定律，而我反抗，就是“脑子有病”；我复仇，就是“急了，疯了”。

　　当然，我还要被“请家长”。

　　当着我和他妈妈的面，我要和那位同学假意惺惺地互相道歉——老师大概觉得“互相道歉”这一点尤为显得她公平公正。在把那位同学和家长送走之后，老师单独把我和妈妈留在办公室里，批评我说：

　　“你是个好学生，怎么也和人打架？他将来毕业就进社会了，你是将来要考重点大学的人，你怎么能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呢？万一落个处分怎么办？”

　　是啊，我是所谓的“好学生”，好学生不仅意味着成绩优异，还意味着品德优良。而所谓的良好品德，最重要的莫过于听话顺从。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家听父母的话，在社会听有地位权威之人的话，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好人来说，这恐怕是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一课——学会如何顺从。

　　而当你受到委屈，遭遇不公时，你唯一的途径就是求庇于一个更高的权威恩赐公平给你——众所周知，公平永远都只能掌握在那些手握权柄之人手中，只有他们才有施舍公正的权力。而我，要想做个好人，唯一的职责就是顺从这一权威，我没有，也不该有自己通过反抗寻求公正的权利。就像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他打你，是他不对，你还手，就变成你不对了。”——或许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对一个学校，一个班级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学习环境。他打我，固然是他不对，但只要不是在学习环境中，其罪过就能减轻不小，因此，把我按在无人发觉的角落里打，证明他还挺顾全大局；我隐忍，没有把冲突放大，同样也是顾全大局，维护了学习环境的和谐稳定。但是，我反抗了，并且是在教室里反抗，便是破坏了和谐稳定的学习环境，我是和他一样的坏学生，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给整个班级丢了脸，就像老师批评的那样：

　　“你一个好学生，在班里当着这么多人面打架，你让别的班看见了怎么想！”

　　这就是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不是没有丑事，只是不可外扬，而为了不外扬，丑事只能当作没发生过——老师说得是对的，我确实不顾全大局，不仅破坏了自己好学生的形象，更给班集体的形象抹黑，我光想着自己的反抗复仇，却没有顾及集体的荣誉——在班级脸面这一更大的公平面前，个人微小的公正理应被牺牲。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哭了，但我那时还不懂得如此高深的道理，我只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太“自私”，不顾“集体”，但这不是我哭的真正原因。而是因为我看着妈妈手里提着的袋子里放着的那件T恤，那件欺负我的人穿着的T恤，那件被我甩上了复仇钢笔水的T恤，那件我真的“赔不起”的T恤。妈妈要把它带回家洗干净。

　　但是，我也是“帮凶”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当我把那只兔子举在半空中，向下摔时，我脑海里并没有想起鲁迅的这段话，我那时脑子里是麻木的，几乎一片空白，只有在学校里受了欺负的那种莫名的悲愤，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愤，一种孤独无助而又无所适从的感觉，在我眼中，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无法变强，就活该被打，我遵守这个法则是如此痛苦，但是不遵守这个法则去反抗，又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斥。是啊，俗话是有“兔子急了还咬人”“狗急跳墙”这样的话，但无论是如何咬人，如何跳墙，终归也只是兔是狗，做不成人，我那时承认这种欺凌是合理的，虽然那些大人名义上说“打人不对”。但他们在教导“落后就要挨打”，在批评我们说“他打你他不对，你还手你不对”时，就已经把人牢牢钉在了这套矛盾而又合理的法则当中了。

　　微电影《沉默难鸣》。

　　所以在家里养的那只兔子身上，我要践行这一让我苦痛却又无可奈何的法则。这兔子本来就很可怜，只有一个破纸盒子栖身，吃我家做菜剥下来的烂菜叶子为食，因为住在四楼，所以几乎就没带它下楼去跑跳。它生在笼子里，长在阳台上，比我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的范围还要狭窄。

　　但它不会欺负我，不会反抗我，它的三瓣嘴伤不了我，哪怕是被它有力的后腿蹬一下儿，也只是软软拍了一下儿而已。于是我把它举起、松手，看着它像一团灰色的、毛茸茸的球一样落在地上。

　　我这样做了两次，不知为什么，我看着这只兔儿在地上伸开它原本因害怕蜷起的脚爪，在瓷砖上扑腾起身，鼻子快速地一耸一吸的样子，心中忽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快感，就像我真的把生死的绝对支配权握在手中一样——被支配者的无助与恐惧，是支配者贪婪的食粮，我也终于尝到了这个味道——

　　欺负人，就是这种感觉吗？

　　我第三次把兔子举起来，但当我把它举到眼前时，我看到了它的眼睛，黑色的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我看见了它的三瓣嘴里，洇出了鲜红的血痕，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它冰凉的脚爪蹬到我的胸口上，想挣扎着从我的魔爪中逃开，但却被我掐得死死的，无法逃脱，也无处可去。

　　它被堵到四角了。

　　我也一样。

　　我突然抱着兔子，跪在地上哭了。“对不起”，我重复着：“对不起”。我知道兔子听不懂我的道歉，但这句话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是现在的我，说给过去以及未来的我听的——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小恶魔”提利昂。

　　在班里，是有这样一个人，长相活脱脱就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小恶魔”提利昂，不过他并非是侏儒，只是个头矮小，他总是龇着牙露出一脸笑，但那笑容中不是透着藏不住的阴损，就是露出遏制不住的谄媚。前者是给我们这样班里常受欺负的弱势，后者则是绽放给那些惯常欺负人的强者。以他的个头样貌，原本也很“讨打”，班里几乎没有喜欢他的人，但是，他似乎在挨了几次欺负后，就靠着如簧巧舌和谄媚功夫，抱上了那几个班里强人的大腿，走路也一时横了起来。他有时会大大咧咧从我桌上拿走作业抄，而我也对他听之任之，起码，他不会像他那几个靠山一样动手打我，但是，我不能违拗他的意愿，他会煽动那些家伙对我报以拳脚。

　　说来奇怪，尽管他从未和我动过手，但是，我对他的憎恶，却明显在那些动手欺负我的人之上。我憎恨他在强人旁边耀武扬威的样子，憎恨他不是凭实力而是凭谄媚靠山狐假虎威。有一件事虽然与我毫无关联，却至今让我记忆深刻。那是在学校运动会上，我看到一个欺负过我的家伙——也是年级的赛跑健将，从赛场上下来后，满身是汗地走到小恶魔的旁边，顺势一头枕在他的膝盖上。而这个家伙，就像苏丹王的宠妃一样，用毛巾给他擦拭头上和身上的汗水，以一种相当宠溺的姿态为他捋顺头发，按摩肩膀。而那个家伙就这样怡然自得地枕在他的膝盖上，仿佛他真是运动场上左拥右抱的王。

　　那一刻，我脑海里飘过的四字成语险些脱口而出：“狼狈为奸”。

　　在那之后，我明白了一个本不该明白的道理：不仅打人是种实力，谄媚有实力的人也是种实力。比起前者，后者抛弃的不止有善恶良知，还有自尊心。

　　在高三的那年，我其实并没有怎样被人欺负，而原因，是来了一个外地转校生。

　　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记得他的长相，他和我一般高，瘦瘦的，头发邋遢，浓浓黑黑的眉毛下是一双细长的眼睛，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薄薄的嘴唇总是抿起来，因此，看见他，就让人想起那个网红一时的悲伤蛙表情包，但每当见到同学，他总会露出一副微笑的神情，但却透着一种淡青色的阴郁。

　　他的校服只有周一是干净的，到了周五就脏脏的了，一个学期永远穿着一双脏兮兮的廉价白球鞋——我之所以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所有人都穿着校服，只有鞋子能区分出家庭境况。有钱人家的同学会穿一看就价格不菲的篮球鞋或是足球靴，而我这样家境一般的学生，一年到头穿的都是从大胡同批发市场买来的蓝色和灰色的帆布鞋，穿那种廉价白球鞋的同学，就只有他而已。

　　我骨子里是很有些势利的，但这种势利不是崇拜强权，而是我很看重学习成绩。我最好的朋友和我一样，都是班级前五名左右，我们互相帮助，也互相竞争，彼此都是成绩上的势利眼。在我和我那帮“学习好”的朋友们看来，能在高三从外地转到我们这样的学校，穿得又这么寒酸，家境应该不会很好，不会交得起高昂的转学费。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忐忑，希望能从他身上学到些新的知识点，也害怕他会在成绩上超过我们。他沉默寡言，上课总是很安静地看着黑板，说话时有些结巴，种种迹象都像是学霸的样子。

　　怀着一颗势利的心，我想尝试去接触他，和他交朋友。一天下午，我去水房，看见他拎着两个班里的公共暖壶打水。虽然我也很怕和陌生人交谈，但是势利心冲破了社交障碍，我和他说：“我帮你拎一壶吧。”

　　在回班的路上，我们聊了一会儿天，他虽然有些磕巴，但是很认真地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进到班里放下暖壶时，他对我笑了笑，说“谢谢。”

　　从那之后，他时不时会拿着作业本向我问问题，我努力回答，但也觉察出一些不对劲，因为有些问题并不难解，但他却解不出来。累积的怀疑，终于在第一次月考时揭示了答案。那次下分前，我的一位朋友抑制不住兴奋地对我说：“那个转校的一来，班里的倒数第一马上变成倒数第二了。”

　　必须承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长长出了一口气。那之后，我也听到了一些传闻，说他家里其实很有钱，他转学进来是花了高价。只是父母做生意，不管他，他自己也不爱打理形容，于是看起来“抠抠索索”的样子。

　　他学习很不好，长相虽然一开始受到一些女生的关注，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他的磕巴与沉默而归于零。他就总是这样坐着，听别人聊天却搭不上话。找我来问问题时，我依然会给他仔细解答，但是却多了几分不耐烦。——那时的高三流行一种迷信，认为和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起，会沾染到他的“衰气”，考试会考不好——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他常来找我，就开玩笑地和我说：“你和他这么近，别传染了他的衰气吧！”

　　因此，越是临近考试，我越是会有意减少和他的接触。而我渐渐发现，那些原先欺负我的人，都不怎么再搭理我了。毕竟，相比于一个中午顿顿吃牛肉拉面，还不知怎样就会“发神经病”的家伙，一个有钱、没背景、学习不好又沉默寡言的转校生欺负起来有意思多了。

　　我不知道他遭受过什么——也并不关心，只是有时下午上课前，他进班时校服总会比先前变得更脏。在同学无视的喧嚷中，他耷拉着头走到座位上坐好。如果他看到我在看他时，会给我露出一个微笑。

　　那天，我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大概是想找个清静地方背题，因此走到了教学楼后面的一个少有人走的楼梯间那里。

　　微电影《沉默难鸣》。

　　当我从走廊那头转过来时，我看见楼梯间前躺着一个人。是他。他横躺在那里，像个扔在地上的破布偶，胳膊和腿都软绵绵地张开着，因为校服和球鞋本来就很脏，所以看不出他遭受了怎样的欺凌。

　　而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左顾右盼看了看，确定那些人已经走光了，才敢走上前去。

　　我看见他的眼镜被扔在一旁，浓黑的眉毛下，那双总是含着阴郁微笑的细长眼睛睁得很大，无神地直直望着天花板。

　　我有些害怕，但还是叫了他的名字，他仿佛没有听见，眼睛也没有动一下儿。这让我更紧张了。直到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他，想伸手摸摸他的脖颈的脉搏，他才把眼睛转向我，很努力地笑了一下儿，低声呢喃说：

　　“对不起，对不起……”

　　他自己戴上了眼镜，攀着我的胳膊起来，直到此时我才发现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但因为快要模拟考试了，所以我很有些犹豫要不要扶着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我那一刹那为难的神色，但是他却摆了摆手，只是扶着我的肩膀很努力地正常走路。

　　快到教室前，他忽然把手从我的肩膀放下了，自己一拐一拐地向前走了两步，回头笑着对我说：

　　“你真好，不讨厌我。”

　　一周多后，他又转走了，我没有再见过他。

　　沉默难鸣

　　我已经忘了，或者说，我也不想再重复一遍最终把我逼到楼道死角的那根稻草。也许我所经历的每一次欺凌，或许都可能把我逼到死角，只是，这一次，我扛不住了而已。就在那天上午，有同学觉得我眼神不对，但他开着玩笑对我说：

　　“你这眼神很狞啊，你不会变成马加爵把我们都锤了吧！”

　　而我只是微笑着低声说：“没有，没有……”在那一刻，我似乎有些明白了那名转校生微笑的含义。只是，我当时没有语言能表达，今天依然如此。

　　我坐在楼梯下的角落里，等着手腕的血流逝，但它流得如此缓慢，我有些着急，又恨恨地划了两刀，有一刀还划在了手背上，但血还是不疾不徐地流着。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去操场看看。于是我滴答着血，就像平时散步一样，走到操场上。

　　我躺在草丛间，仰望着星空。那璀璨的繁星之间是无穷无尽的黑暗，而所谓的光亮，就像是黑纸上用针尖戳开的几个小孔而已。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死，就如同繁星间的黑暗一样，毫无意义。

　　我的死不会让那些欺凌我的人付出代价，受到惩罚，甚至连让他们良知受到些许谴责都做不到，甚至，还会成为继续鼓舞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欺凌弱小的证据：看啊，我们把他逼死了，一点惩罚也没有。学校为了顾全大局，也会将我的死说成是我个人的心理问题，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即使是有同情我的人，也很容易被扣上恶意炒作，吃人血馒头的罪名，在汹涌的网暴狂潮中缄默无声。

　　我的同学会很快遗忘我，我的朋友即使愿意纪念，三个月、半年，就是纪念的界限。只有我的父母会为我悲伤终老。

　　活着沉默，死了同样沉默，有多少像我一样沉默的人，永远无法讲述自己被迫沉默的故事呢？

　　我不知道。

　　我已经习惯了沉默，当年校园遭受的欺凌，我选择了沉默。硕士老师剽窃我的论文成果发表，但最后我还是被劝着沉默——因为没有人愿意聆听，人们说：“算了吧……”

　　当我的朋友生前遭受网暴，死后遭受毁谤，想要为他讨回公正，但，周围徜徉的还是那句话“算了吧……”

　　于是，只剩下沉默。

　　但我也留下了一点点痕迹。在我编剧的动画《中国唱诗班》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有两部动画的主人公，都是被同龄人欺负的孩子。在最后那部《咏梅》里，被欺负踢打的小男孩周颢，与他保护的梅树化作的精灵，结下了一段情缘。许多观众觉得这个聊斋式人妖相恋的故事太老套。但，故事里的周颢，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