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 “梦”中的政治寄寓：晚清三部《维新梦》时事剧考论

惜秋等《维新梦》绣像插图（《绣像小说》）

编者按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对“维新”的想象仍借助文学的形式而得以表达，并透露出丰富的政治意味。宋雪博士注意到1903-1904年间先后有三部同名时事剧作《维新梦》问世，它们以不同的“借梦言志”手法，体现出晚清士人的空间想象和政治寄寓。作者出入文本内外，细致分析三部剧作如何以新义熔铸古典，以传统演绎新知，以面向未来的乌托邦理想把握当代史事，为我们呈现了处在中西、古今历史交汇点上的晚清士人在特定历史时刻建构的意蕴丰富的文化图景。本文初刊《东岳论丛》2023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梦”中的政治寄寓：晚清三部《维新梦》时事剧考论

宋雪

摘要：1903-1904年间，三部同名时事剧作《维新梦》先后问世。三剧均取材于维新史事，但立意、结构各不相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维新梦”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未竟志业，亦寄托了国人对清季变局的反思。这里的“梦”着意纪实喻世，乃思想的“寓言”而非情节的“预言”。在现实政治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科学新知、历史意识与国族精神，交织成不同角度的“当代史事”与文化图景，亦体现出清季变局中士人的空间想象和政治寄寓。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成为未竟的事业和梦想。百余年来，“戊戌政变已大书深刻于旧朝晚季之史乘”[①]，相关故事也在传奇说部中被不断演绎和述说。虽然部分作品未能留存下来[②]，但铺写维新史事之作，并未因政治压力而匿迹。1903-1904年，先后出现了三部同名时事剧作《维新梦》。三剧分别标以传奇、小说、京调名目，所演故事取材于共同的史事背景；而不同的“借梦言志”手法，体现出晚清士人的空间想象和政治寄寓。

三剧作者之一的廖恩焘（1864-1954）曾在其同时期作品《学海潮传奇》“叙事”中写道：“我戊戌、庚子，去今几何年矣，能无余悲，能无厚望？用绎其事，纪以传奇。愿为有心人道焉。”[③]深怀对国家命运的“余悲”与“厚望”，变法五年后集中出现的三部剧作，在追怀往事、感慨今时之外，也彰显出对现实政治、国族未来的深切思考。

一．三种《维新梦》剧本简述

（一）惜秋、鲫士、旅生、遁庐《维新梦》。共16出，《绣像小说》第1-6、9、19-25、27-28期连载，有绣像16幅。叙书生徐自立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深感壮志难酬，酒后成寐，梦境中被有外山王召见，封为巡环都尉。在明君支持下，徐自立举策兴国，变法维新，修路采矿，练兵兴学，裁官重农，开厂通商，实行立宪，和平外交，最终实现五洲大同。然梦醒时分，所见仍是晚清颓势，剧作借梦境的幻灭影射变法失败。

该剧第1-6出为惜秋填词，第7出为鲫士所作，第8-14出系旅生续著，15-16出由遁庐补完。虽出自四人之手，但前后故事连贯，笔法并无明显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该剧情节简单，由入梦到梦醒，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中间各出为并列结构；另一方面，四位作者均为《绣像小说》的同人群体，在写作中当有所沟通。遗憾的是，四人中仅惜秋可以确定为欧阳淦[④]，另三位作者身份尚有待考察。

欧阳淦（1883-1907），字巨源，又作钜元，别署蘧园、茂苑惜秋生，协助李伯元办《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另有传奇《新上海》[⑤]《拿破仑》[⑥]，小说《负曝闲谈》（载《绣像小说》6-41期）；

鲫士，身份生平不确，另有《时调唱歌》（载《绣像小说》4-8期）；

旅生，身份生平不确，另有小说《痴人说梦记》（载《绣像小说》19-54期）；

遁庐，身份生平不确，另有传奇《童子军》（载《绣像小说》29-54期），小说《学生现形记》

[⑦]《斯文变相》[⑧]《苏州新年》[⑨]《当头棒》[⑩]，时调《新闺叹开篇》[⑪]。

（二）春梦生《维新梦》。背景设定在唐朝，所演却是晚清维新史事，剧中人物都有现实参照。故事从大唐天子（光绪帝）决意变法讲起，包括黄朝（王照）上折、擢用新人、施行新政、两党攻讦、罢免洪士孚（翁同龢）、侯三捷（袁世凯）告密、武后（慈禧）重新掌权等故事，以六志士被捕遇难，张愫（康有为）、任当世（梁启超）流亡，变法失败告终，情节基本依据戊戌史事编排，仅少数片段有所调整。春梦生即晚清外交官廖恩焘，字凤舒，号懺盦，又号珠海梦余生。曾任驻古巴领事、巴拿马公使等职，著有《嬉笑集》《影树亭词沧海楼词合刻》等[⑫]。其《维新梦》不分目，横滨新小说社1904年出版（与《黄萧养回头》合本）[⑬]。剧词在传统京剧基础上，吸收维新派诗文，以戏曲形式表现志士情怀。

（三）佚名《维新梦》。载《大陆报》1904年第9号，共2出，为“游园”“璧信”，全剧未完。该剧述主人公宋酉在戊戌之后寓居上海，忧心国事，愤时拒仕的故事，表现乱世中绝意仕进、纵情诗酒、不与当道者同谋的处世态度。因全剧未完，作者立意未能完整展现。

由是，三剧虽皆取材于维新史事，但立意、结构各不相同。不论是铺叙梦境与现实的对照（惜秋等《维新梦》），还是假借历史的现实书写（春梦生《维新梦》），抑或倡言隐于市井的处世观念（佚名《维新梦》），表现的都是与现实社会对抗的态度。这里的“梦”着意纪实喻世，也是超越当下的理想寄寓与未来期待。

二．言梦喻世：“梦”的时代新义

从庄周梦蝶到髑髅之喻，《庄子》一再以“梦”的方式超越有限的世界，以吊诡的虚幻故事寄寓生命哲学，并由此开启了“言梦喻世”的文学传统。脱胎于唐传奇的“南柯梦”“黄粱梦”皆成掌故，“以梦为名”的《红楼梦》，亦成写梦的典范。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言“梦”者甚多，乃有“中国小说，无一书不说梦”[⑭]之说，以梦境之神游，拓展故事情节和叙事空间，乃至于借“梦”的书写超越时空，轮回生死，纵骋天地。不过，古代文学中的“梦”，多是指向现实之外的幻境，以之为故事发展的预言，例如《红楼梦》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预示着贾府由盛转衰，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透露出大观园众女子命运。“盖国人莫不以梦为兆，非兆梦，则不笔之于书”[⑮]，即道破古代戏曲小说的梦境预言。时至晚清，在变局时代，关于“梦”的文学书写，也展现出时代新义。

1. 作为“当代史事”的“维新梦”

作为描写重大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三部同名剧作集中出现，并非偶然。从变法失败到民国肇兴，“维新梦”这一概念也被不断称说。不论是出亡者的嗟叹追怀（如康有为“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⑯]），小说家的演义书写（如《清史演义》题词“一舸往还严伺察，维新梦断曲江头”[⑰]），还是维新事业参与者的历史回望（如赵炳麟“可怜百日维新梦，顿见君王化蜀鹃”[⑱]），都赋予“维新梦”深刻的政治寄寓。这一晚清政坛的百日之梦，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维新派的未竟志业，亦寄托了国人对清季变局的反思。据陈寅恪记载，1899年即有人尝试以章回小说形式书写“维新梦”[⑲]，只不过文本是否完成，今已不得而知。

“自从甲午以来，外患频仍，内乱迭起”（佚名《维新梦》），晚清国势处于艰危之中，而日俄战争的时局，苏报案的刺激，也使士人感慨“中原多事，大陆生尘，朝野酣嬉，臣民泄沓”（惜秋等《维新梦·感愤》），“感慨今时，伤心往事，遂有《维新梦》之作”（春梦生《维新梦》）。廖恩焘在序言中点明“用东海诗句意”，即康有为“历历维新梦”之语，惜秋等《维新梦》以一个梦的长度凸显百日维新的短暂，亦有此意。

与古代剧作言“梦”多关涉个人遭际不同的是，晚清传奇说部往往以梦喻世，借梦寄寓政治理想。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还有反清革命（佚名《扬州梦》）、日俄战争（陈时泌《非熊梦》）、庚子事变（支碧湖《春坡梦》）等“当代史事”，同时，关于理想世界的书写、科幻奇谭的描绘也融入其中，体现出“梦”的时代新义。在这些剧作中，“人生如梦”的书写模式被打破，“梦”与“醒”所关涉的不只是个人仕途命运、儿女情长，而是扩展到家国时代、历史现实的广度。借助“梦”的远游，士人希冀实现“维新”“大同”之业；“南柯”“黄粱”之喻，也不限于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关涉国族命运。惜秋等《维新梦》的剧末下场诗，即道出壮志难酬的伤时人语：

乘船曾到日，举袖也扪天。

只为黄粱熟，潸然泪满川。（《梦醒》）

虽用“黄粱”之典，所伤怀的却不是“勋名万里”，而是衰世中“故国说支那，怕只怕依然是浩劫虫沙”（《梦醒》）的家国之悲和“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沦落雨中看”（佚名《维新梦》）的志士之憾。张愫（康有为）在剧中的唱词“只奈何碧眼儿齐驱并进，从此后腥羶了锦绣乾坤。怕的我国家萎靡不振，那时节止不住祸启瓜分。保国会唤一声邯郸梦醒，休笑我论经济一介书生”（春梦生《维新梦》），正体现了彼时书生论政之风。这里唤醒的“邯郸梦”，不再是《枕中记》里卢生酣享的荣华梦，而实为晚清“天朝上国”的时代大梦。不独此三剧，寄愤生《警黄钟》希冀唤醒“醉生梦死于名韁利锁之中”的“吾四百兆人”[⑳]，横江健鹤《新中国》直言“睡狮梦应惊”[21]，梁启超《劫灰梦》要“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22]，亦有此政治寓意。

《老残游记》民国石印本内页

言梦喻世，在晚清说部中首推《老残游记》。作为一部政治小说，《老残游记》以感时忧国的笔调，铺写出作者的时事观察和救世理想。小说以“危船一梦”之喻开篇，对时局作出寓言式的图解，亦寄寓着深刻的家国况味。《老残游记》初刊于《绣像小说》，自1903年第9期开始连载，至第18期刊载第十三回后，转移至天津《日日新闻》。巧合的是，其在《绣像小说》连载的时段，恰是惜秋等《维新梦》连载中断的时期，除去第9期刊有鲫士所作《讲武》一出外，《维新梦》在《绣像小说》第10-18期均付诸阙如，第19期起才刊出旅生续稿。作为同时期、同园地的作品，二者存在诸多共性。虽《老残游记》着意批判现实之恶，《维新梦》拟想大同之妙，但都以一场大梦作为笼罩全局的政治隐喻，梦醒时分，主人公所见均是了无生气的晚清中国。同时，在“棋局已残，吾人将老”[23]的清季，以棋局喻末世也是一种普遍修辞。惜秋《维新梦》首出有唱词“中山千日酒，天下半坪棋”；佚名《维新梦》亦有“时局如棋”“棋局已翻”之喻。这其中固有烂柯之典，却也道出维新梦断的无限感怀。

2. 在现实与乌托邦之间

虽同名为“维新梦”，但三剧寄寓并不相同。且不论未完稿之断篇，惜秋等《维新梦》与春梦生之《维新梦》立意即有明显差别，前者更像一则乌托邦故事，铺叙理想之美好，然“入梦”与“梦醒”道出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后者更贴合时事，在忆往叹今中寄托爱国精神，倡导未竟的维新事业。根据1903年的两则广告，亦可见其分野。

1903年5月31日，《中外日报》发布“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绣像小说》广告”：

《维新梦传奇》，惜秋填词，此作与《新小说》之《新中国未来记》本编、附译之《梦游二十一世纪》命意正复相同。虽憔悴之吟，不作怨诽之语。

1903年11月2日，《新民丛报》登载“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广告，力推新小说社所刊春梦生之《维新梦》：

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

《中外日报》广告将惜秋等《维新梦》与《新中国未来记》《梦游二十一世纪》相提并论，可见时人的阅读趣味。梁启超所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篇直叙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盛况，畅想1962年的大同世界；杨德森所译科学小说《梦游二十一世纪》（Anno Domini 2071）原是一部荷兰小说，作者为科学家哈亭（Pieter Harting, 1812-1885）[24]。该书叙主人公身处2071年元旦的伦敦，一系列所见所闻。小说极尽想象未来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改变，然故事结尾，主人公“惊醒四顾，身固在椅中也”[25]，原来是一场大梦。与《新中国未来记》相比，惜秋等《维新梦》结构上更接近《梦游二十一世纪》，在故事的入梦和梦醒之间，构建理想世界。《大同》一出的下场诗即道破此意：“本是华胥国，休言乌托邦”。“华胥国”典出《列子·黄帝》，“乌托邦”则源自严复对“Utopian”一词的翻译。东西方的两个概念在文本中交汇，“梦”的书写与“乌托邦”故事融为一体。与古人梦游华胥国、梦游天姥山、梦游太虚幻境相比，晚清梦游二十一世纪、梦游立宪维新的大同世界成为新的可能，也足可见二十世纪初国人的想象空间。《维新梦》作者之一的旅生，随后所作的小说《痴人说梦记》（1904-1905年）也是类似的结构，以梦开篇，以梦作结，中间是“仙人岛”的异想世界。借助梦的无限空间，士人构建出未来中国的愿景，而梦的虚幻，又使这些设想显得格外脆弱。

廖恩焘像

惜秋等《维新梦》重在想象，而春梦生《维新梦》意在道实。虽名之为“梦”，剧中也多次言梦（例如“卿云复旦才梦见了熊飞”“英雄梦醒”“后起无人梦樱云”“铁血关头如梦幻”“上感时事，梦断黄昏”），但全剧中“梦”并非具体的情节，不但“梦神”不必出场，全剧也并无“醒”与“睡”的区隔，“唤醒”并非具体的舞台动作，而是一种象喻。怅憾于“百日里新朝廷徒成画饼”的戊戌之悲，旅居于“新世界”的作者，心中念的是熊飞之策、扶桑梦晓，“望天下有志士再起文明”“再造乾坤”。在“春梦晓睡狮初醒”的期待下，作者呼唤“少年壮志”，力图“唤醒那世界上的爱国精神”。廖恩焘在剧中追怀往事，寄往来者，力图在舞台天地间，铺写“慷慨激昂新少年”的故事和精神。与惜秋等《维新梦》的“乌托邦剧”性质不同，春梦生剧作立足当下，这也是其与传统说部以“梦乡”为幻境最大的区隔。

三．旧典新释与新概念空间

三种《维新梦》痛惜变法不成，大同梦碎，在称颂维新人物的同时将矛头直接指向守旧派，在慈禧掌朝、通缉犯党的历史背景下，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三剧作者从中外历史中寻找寄托，用旧典书写当下的新传奇。剧作用传统形式，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包括新名词、新观念、新的想象叙事空间。古典新义与故事新编的尝试，也体现出晚清这一“转型时代”的文学传承与新变。

1．从“红羊劫”到“党人碑”：古典新义的书写

三种《维新梦》剧作各自独立，遣词用典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通用的典故，就有“红羊劫”“沙虫劫”和“党人碑”，体现出强烈的政治隐喻。

（1）红羊劫

红羊劫，典出宋人柴望《丙丁龟鉴》，谓丙午、丁未为国难之年[26]。以丙、丁属火，色赤，未属羊，故称红羊劫。

等到那苍生劫运红羊到，闹得个天昏地暗鬼神号。我愿士人警醒早，莫把国魂暗里销，好似今人看历朝。（春梦生《维新梦》）

乐事眼前赊，算还是那混沌乡中，游仙枕下，红羊劫少，怡然鸡犬桑麻。任愁城盈百丈，从容撝手，飘然同羽化。（惜秋等《维新梦·梦醒》）

同是“今人看历朝”之作，两剧在剧末唱词中，表达的是不同的姿态和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力倡士人警醒，再造乾坤；后者则在维新梦碎的现实中，以“混沌乡”“游仙枕”的梦境逃离现实。

（2）沙虫劫

《艺文类聚》卷九十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沙虫劫”遂成生民涂炭的战乱代称，刘光第即有诗“东海虫沙劫，西方象教传”[27]。然而，乱世中士人徒有“愿救沙虫劫”[28]的济世构想，却往往是壮志难酬：

张唱：“旭日瞳瞳大道开。”任：“争看天马绝尘来。”张：“素衣不怕缁尘洒。”任：“沙虫已变劫余灰。”（春梦生《维新梦》）

日丽琼霄万象明，春回环寓百和生。从今永谶虫沙劫，听取钧天奏凤笙。（惜秋等《维新梦·大同》）

故国说支那，怕只怕依然是浩劫虫沙。（惜秋等《维新梦·梦醒》）

廖恩焘给剧中任当世安排的唱词“沙虫已变劫余灰”，也被剧外的梁启超挪用，以“未归辽鹤家何在，已变沙虫劫尚灰”[29]之句，写入了《饮冰室诗话》。而这则诗话，恰是由廖恩焘《纪古巴乱事有感》十律而作，以异域兴亡之史，述故国山河之思。学者已经论及春梦生《维新梦》对《饮冰室诗话》的借重[30]，而《维新梦》之刊行，对梁启超的写作亦有所影响。“劫余灰”本为佛语，吴趼人作有小说《劫余灰》，梁启超曾作传奇《劫灰梦》，皆有时事感慨。遁庐在《维新梦》末二出连用“虫沙劫”之典，表现出大道不行、梦醒故国之悲。

（3）党人碑

“党人碑”典出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用蔡京为相，标榜熙宁新法，开列司马光、苏轼等一百二十人，悉称“奸党”，御书刻石，后又重定元祐、元符党人之史事。入党人碑者皆受迫害，后世以之代称蒙难的忠良之臣，亦多讽喻之作。清初邱园撰有《党人碑》传奇，借党碑之事写晚明史事；1901年，汪笑侬据此改编，写成京剧《党人碑》，寄托维新失败后“长歌当哭”的悲愤。春梦生与佚名之《维新梦》亦用此典：

一意要清流尽向浊流抛，一意要党碑重刻元祐号。（佚名《维新梦》）

北宋党人碑未泯，东林名士狱初兴。保国不成终遗恨，是非功过后来论。（春梦生《维新梦》）

佚名《维新梦》中，作者以守旧派之口，唱出“要党碑重刻元祐号”“把维新事业凋”，把旧党比作蔡京，可见愤恨之意。廖恩焘则将戊戌变法类比党人碑与东林党事，将功过是非交给后来者。“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31]，戊戌维新与北宋元祐党争、明代东林党争皆成历史过往，剧作以“红羊劫”“沙虫劫”“党人碑”等政治符号，借前朝旧史写下对现世的寄寓和思考，其中有伤悼、悲怀，亦有济世救劫的理想。

2．时空错置中的新概念

处在中西、古今历史交汇点上的晚清士人，既受到传统文学涵养，亦得获西学影响，落笔为文时，将各自心中旧学新知采择编演，展现出复杂多样的晚清文化图景。比较三部《维新梦》剧作，可见时空错置下的艺术对照，亦可见新名词、新概念的舞台展现。

三种剧作都体现出传统曲词所不具备的文化冲击与中西对照，例如佚名《维新梦》中，书生宋酉绝意仕进，却隐居上海市井、游张园遣怀，无疑打破了“归隐南山”“游园惊梦”等故事旧题。唱罢“王莽曹操”，又道“拿破仑华盛顿”，在一种近似“闹剧”的对照模式下，曲词呈现出时事剧作者内心的彷徨。春梦生《维新梦》将故事设定在唐朝，本与白居易《长恨歌》开篇写汉皇笔法相若。廖恩焘将光绪帝写成大唐天子，慈禧易为武后，甲午之战易为征辽阳国，原合符契。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激扬的情感突破了历史假借的限定，多处直写现实，于是剧中出现了“十九世纪”“我同胞四万万”“圆明园”等“当代事物”，唱词中既有“少年三杰新罗马”，又有“好个圣明天可汗”；既有“燕南节度之职”，亦有“主持学界，编译同文”之设，甚至多处直写清朝名号，显示出古今时空的错置和中西概念的交汇。尤其值得注意是，剧中三次出现了“自由钟”：“自由钟唤起了爱国精神”，“自由钟响意飞驰”，“自由钟打破了世界谜团”。在晚清，“自由钟”有两方面意涵，其一是时人对机械钟的俗称，廖恩焘《粤讴新解心》即有《自由钟》一篇，“赠你一个自由钟，想你响起钟嚟，叫醒世界上个的痴聋”[32]；其二则指美国费城的自由钟，《清议报》所刊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开篇，就述及此钟：

东海散士一日登费府独立阁，仰观自由之破钟，俯读独立之遗文，慨然怀想，当时米人举义旗，除英苛法，卒能独立为自主之民。[33]

费城自由钟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自由钟”既是对大洋彼岸纪念独立之钟的特指，也是对渐次走近国人生活的时钟的泛称。廖恩焘《维新梦》兼及两义，“自由钟”的意象，既有呼唤同胞同声相应之倡，亦有宣扬自由独立精神之旨。将这甫一进入晚清中国的新事物移植到唐代，不同时空场面的“叠印”效果，突出了剧作的艺术张力，亦刷新了读者的概念世界。至于剧末黄武（王五）的唱词“把那主权民智，向海外去演说一番”，这跨越太平洋的游踪，就更非唐人想象所及的了。

在对照的视角下，惜秋等《维新梦》也可谓一部现代寓言。在曲词中，作者“更搜欧亚造新声”[34]，于是有了“只余一掬伤时泪，洒入欧云亚雨天”（《感愤》）、“天上若谈经济学，也应搜索到银河”（《采矿》）、“愿地球万岁、各总统万岁”（《大同》）等唱词。剧中“建路”“讲武”“劝学”“验厂”等情景，在晚清小说中亦屡见不鲜。例如，在吴趼人《新石头记》里，宝玉穿越到晚清，先是在上海“考工艺遍游局厂”（第10回）[35]，又到“文明境界”“阅工厂快得大观”（第34回）[36]。剧中唱词“衣被百族，巧夺天工。机杼自成，何烦女红”（《验厂》）与吴趼人笔下的自动制衣工艺有相似之处；而宝玉阅水师（第25回）、看军操（第37回）的经历，又要比剧中“先操图阵，后操枪礟”（《讲武》）的梦境高明多了。与《新石头记》这样复杂的“国家寓言”[37]相比，《维新梦》剧作人物情节简单，故事单一，但亦有可观之处。作者意欲寻求“医贫妙计，救弱奇方”（《写本》），甚至直抒“补天”宏愿（《建路》），这一淑世态度，也与吴趼人笔下的宝玉有共通之处。《新石头记》中，宝玉终未完成“补天”志愿，而在剧中“维新梦醒”时分，徐自立的补天功业，也尽数化为泡影，正说明传奇的寓言色彩。不过，剧中的设定并非都是趋新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商战》一出，朝廷派商人前往通商的目的地分别是蛮国、触国、众香国、大槐国。蛮触国典出《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38]，众香国为佛国名，大槐国则是《南柯太守传》淳于棼梦中之所往。四国皆为虚构之境，而身处晚清的作者生出异想，欲与之通商。这一方面印证了剧作“华胥国”的自我构想，同时也说明晚清士人对“商战”“外交”等“新概念”，所知可能并不深入。机器、铁轨进入绣像，轮船、工厂成为道具，潮水般的新名词涌现到普通读者眼前，在凸显维新梦之吸引力的同时，也体现出传奇说部在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要意义。

结语

瓦格纳教授（Rudolf G. Wagner）曾从概念、词汇与图像角度分析晚清中国“睡”与“醒”的隐喻[39]，而在“睡”与“醒”之间的“梦”，既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手段，也不失为一种政治象征。晚清三种《维新梦》剧作都直接写到梦，不论是以梦为首尾的奇幻故事，还是以梦为象喻的述往之作，在现实政治与乌托邦之间，作者给出了各自的思考。可以说，“泪满川”（惜秋等《维新梦》）与“睡狮醒”（春梦生《维新梦》）分别代表了维新失败后士人思想的两面，而“感慨今时，伤心往事”背后的历史意识，寄望未来的少年情怀，声光汽化与匡时之学的新理念，又共同表现出对爱国精神的呼唤。通过旧典新释和故事新编，三部剧作以戊戌史事的书写，体现了围绕“维新梦”的政治寄寓，亦折射出世纪初国人所拥有的概念空间。

注释：

[①]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1页。

[②]如吴梅之传奇《苌弘血》（1903），因祖父“深惧此书之贾祸，夜间密焚之”而不传。吴梅：《吴梅全集：理论卷》（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6页。

[③]春梦生：《学海潮传奇》，《新民丛报》46-48号合本，1904年2月14日，第318页。

[④]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90-498页。

[⑤]惜秋：《新上海传奇•观赛》，《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10月，第34-36页。

[⑥]惜秋：《新排西洋悲剧拿破仑》，《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1904年11月，第57-58页。

[⑦]遁庐：《学生现形记》，上海：乐群小说社，1906年。

[⑧]遁庐：《斯文变相》，上海：乐群小说社，1906年。

[⑨]遁庐：《苏州新年》，上海：乐群小说社，1906年。

[⑩]遁庐：《当头棒》，上海：乐群小说社，1906年。

[⑪]遁庐：《新闺叹开篇》，《小说新报》第5期，1915年6月，第3页。

[⑫]夏晓虹：《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中国文化》2006年第2期；夏晓虹：《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

[⑬]新小说社：《黄萧养回头•维新梦》，横滨：新小说社，1904年。

[⑭]箸超：《古今小说评林》，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4页。

[⑮]解弢：《小说话》，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2012年版，第877页。

[⑯]更生：《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其一），《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本《清议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1页。

[⑰]廖敦孝：《清史演义题词五十首》，钟毓龙等：《中国通史演义全编》（第1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9页。

[⑱]赵炳麟：《赵柏岩集》（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⑲]陈寅恪著，陈美延编：《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6页。

[⑳]寄愤生：《警黄钟传奇》，《新小说》第9号，1904年8月6日，第135页。

[21]横江健鹤：《新中国传奇》，《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第93页。

[22]梁启超：《劫灰梦传奇》，《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第108页。

[23]刘鹗：《老残游记·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24]李欧梵、桥本悟：《从一本小说看世界：〈梦游二十一世纪〉的意义》，《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3期。

[25]荷兰博学士某君原著：《梦游二十一世纪》，《绣像小说》第4期，1903 年7月9日，第19B页。

[26]柴望：《丙丁龟鉴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27]刘光第：《悯忠寺》，张元济编：《戊戌六君子遗集》4，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B页。

[28]蒋春霖：《游光孝寺》，《水云楼诗词稿合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页。

[29]饮冰：《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年第13号，1906年8月20日，第117页。

[30]夏晓虹：《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

[31]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页。

[32]廖恩焘：《自由钟》，《新小说》第7号，1903年9月6日，第159页。

[33][日]柴四郎撰：《佳人奇遇》，《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本《清议报》第1册，第55页。

[34]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康有为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4页。

[35]吴趼人：《新石头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212页。

[36]吴趼人：《新石头记》，第363-366页。

[3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3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7页。

[39][德]鲁道夫G.瓦格纳：《中国的“睡”与“醒”：不对等的概念化与应付手段之研究》，吴亿伟、钟欣志译，《东亚观念史集刊》2011-2012年，第1-3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图片为作者提供）

版面：李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