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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建设推动养马业的发展

——战马马源之分析

孟古托力

冷兵器时代，骑兵长期活跃在战场上，写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篇章。战马是骑兵战士的“忠实朋友”和“亲密伙伴”，人马一体化甚深。战马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制约骑兵力量乃至军政势力的消涨。于是骑兵建设便有力地推动养马业的发展。对此，我国学术界至今尚未有深入、系统地研究。笔者仅就骑兵史中战马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以补其缺，以正其是，以匡其讹。这既是战争史、军事史、骑兵史的重要内容，又是兵学、养马学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知笃暗，又可资参考取证的成果甚少，故本文缺点错误不可避免。恳望读者攻瑕指失，以期推动对该课题的深入研究。

一、战马需要量之分析

（一）战马的条件、服役及正常死亡

骑兵战士乘骑的主要对象是战马。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马都可以骑到战场作战。先人根据长期的摸索和经验，早就认识到不同类型的马具有不同的功能。据其功能大体分为四种：驮用马、挽用马、乘用马和兼用马。骑兵所骑的仅是其中的乘用马，如乘用马不足，以兼用马补之。乘用马有特殊的体型特征，系长腱肢，短躯背，体长和身高略近方形。短躯背，则腰身有力，负重物不易凹陷，并有助于后肢的推进力前移，从而增强负重能量，增加速度，增大转动、跳跃、奔驰中的灵敏性。这一点，远不同于挽马。长腱肢则举扬较高，摆动幅度较宽，从而产生较大的步子、较快的速度。这也是不同于、驮马的特点。另外，这种类型的马，蹄质坚韧，肌肉结实，气质活泼。上述类型的马，可作为骑兵理想中的战马。

战马质量直接关系到骑兵战斗力，甚至与骑兵战士的生死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此，有专文论述）。基此，原则上战马是根据上述诸条件层层筛选。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战马非常讲究。一个马群里到底有多少乘用型马？严格说来，不多，连半数都不到，再好的马种、马群，也大体如此。然而中原农业民族骑兵战马之质量，就不能这样严格了。基本属于乘用型马供战士骑用就算不错了，哪里还有多少余地讲究上述诸多条件！就战斗力言，这是中原农业民族骑兵低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组建相当规模的骑兵，必须以发展养马业为前提，使战马有足够的数量和理想的质量。

战马与人一样，年龄制约其体力、能力，由此而决定服役的时间。马的自然寿命，一般为25～30岁。前燕政权奠基者慕容廆的得意坐骑名曰“赭白”，49岁时仍“骏逸不亏”。《乐府诗集》中的宝马“鲍氏骢”，连续为祖孙三代骑用。这种长寿马是极少数的。乘用型马1～2岁时通过手术切除睾丸，以骟马相称。骟马既勇壮、矫捷、有力，又温顺、活泼、步样轻快，易于驾驭，使其条件更加升华。

据甲骨文记载，我们祖先最迟于商代就掌握了公马去势的好处。这是存优汰劣、改良马种的重要措施，在世界养马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马3～4岁时为成年界限，经过驯练可骑用。8岁左右，体力、耐力、敏捷程度进入最佳期，可一直延续到14～15岁，甚至更长点。这是战马各种功能尽量发挥的最佳年龄段。然而随着年龄增加，战马的各种功能逐渐下降，随之便减低应付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之能力。正常情况下，战马于18～20岁退役。也就是说，3或4岁至18或20岁之间乘用型骟马可作为战马使用。这个年龄段之前，年龄甚小，尚未成熟；其后，已经老朽，不堪重负。普遍言之，自然法则不可抗拒。

中原正规骑兵的战马有文字档案，将产地、调教、服役、战功、得奖、伤病治疗、休养、退役、归属等，均记录在案。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战马，虽少文字档案，但战马主人对其历史、事迹清清楚楚。游牧人相马者众。根据面额形状、耆甲高低、口角皮厚度、皮肤弹性、毛色光泽，还有体力、速度、敏捷程度等，特别是切齿的变化，可以准确判断战马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功能等。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战马因长年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很难保证饲养、管理到位、役使得当，从而损伤健康，患病不可避免。即使穿上整套马铠，也难免受伤。故其寿命短于群牧马、农耕马、挽型马，其平均年龄与25～30岁有差距。

骑兵中每年都有大量战马按时退役。退役后除做些力所能及的杂役外，多为赋闲。战马退役之同时，必须有相应战马陆续补充，如此方可维持原来的骑兵编制，保持固有的军事力量。所以没有雄厚的养马业作为先决条件，何能维持强大的骑兵队伍！从上述情况中，不能不认识到养马业的重要性。

（二）军事活动中战马的非正常死亡

损耗战马最多的还是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中原农业区的战马更为明显。行军中，战马驮载除战士外，还有骑兵的盔甲、武器、行李、粮秣、饲马用具和野营用具等。据恩格斯统计，其“总载重量在250～300磅之间”，250市斤左右。中原农业区骑兵，正常情况下，一兵一马，很少配备副马，于是也就没有分担重物、轮流乘换的余地。农业区马匹之质量普遍较低，在山丘、沟涧、草地、沙漠中的行军能力，与北方游牧民族战马相比较总是差些。基此一旦长途行军，特别是急行军、强行军、昼夜行军，战马得不到足够草料、清水和休息。马又有一种强烈竞争心理，并行马总是越走越快，谁也不甘落后。即使气力不足，流汗喘息，仍不愿减速，更不愿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如仍加鞭，则很容易倒毙。在长途急行军、火速传递信息中，如此损耗的战马难以数计。

兴元元年（784年）唐朝藩镇李怀光反叛，德宗播迁。7匹厩马相继毙于途中，只剩最后一匹名曰“望云骓”的马载德宗入蜀。诗人元稹特写诗记赞：“八马入谷七马疲，肉绽筋挛四蹄脱；七马死尽无马骑，天子蒙尘天雨泣。”谚语：“多存歹意伤自身，多走高山伤骏马。”这次播迁的距离并不太远，皇帝骑用厩马的质量都是上等的，尽管如此，也摆脱不掉上述谚语中的道理之制约。甚至死亡率达到八分之七。北魏名臣崔浩针对历次行军中战马损耗情况说：“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由这条史料得知，行军过程中，30万匹战马内共有8000匹死于路途。

武则天执政时，欲发灵州兵马北击突厥，左拾遗陈子昂上书谏之。他依据地理、气候情况和经验推断，唐军从灵州出发，北上，打完仗回云内城，早已进入冬季。“行四千余里”，“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马，不耐祁寒。”战马必大量损耗。“马既疲瘦，经冬无粟，以臣愚算，十不存二。”若继续南行，“散就〔南部〕诸州”，必加长行程，损耗更大，“则十不存五”。据此，北部中国的冬季，四千余里的行军，战马就要有“十不存二”或“十不存五”的损耗。清代新疆地区军台拥有大量军马服役。每年倒毙数量按三分之一计，为正常，实非少数。上述四条史料共同说明，在行军等军事活动中，战马损耗量是不小的，三分之一为正常，最多可达五分之四乃至八分之七。这是根据环境、距离、条件和使用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事情之一，不仅物资财富损失，人口死亡，战马也要大量损耗。

一般战斗中，战马的伤亡情况比骑兵战士大得多。原因有三：其一、骑兵，人马合成一体。战场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遭到对方打击的面积，战马总要多于战士数倍。由此可知，战马伤亡率也要多于战士数倍。其二，在与骑兵长年战斗中，人们逐渐摸索到如下规律：“射人先射马。”既然如此，那么战马伤亡的可能性比战士大得多，而且在其先。其三，战士对于来自对方的刺劈砍等打击，采取躲闪避，或用武器挡拨架等办法保护自己。但是战马，即使再敏捷的战马，顶多在躲闪避上有些动作。故战马的伤亡率又增加不少。

下面列举几个骑兵实战中战马损耗的实例，似可进一步说明上述结论。

唐神龙二年（706年），突厥与唐的鸣沙之战中，突厥著名将领阙特勤率军第一次进击时，所骑战马“啜灰”死；第二次进击时，所骑战马“始波罗”死；第三次进击时，所骑战马“匐之褐”又死。尽管突厥大胜唐军，但作为胜利者的总指挥官阙特勤所骑的3匹骏马均战死。

陕西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前原有六块浮雕石刻，雕有李世民建立唐朝的某些战斗中所骑六匹骏马的像。刻于贞观十年（636年）。骏马“飒露紫”亦称“紫燕骝”，平东都王世充时所乘，前中一箭。骏马“拳毛弧”，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背中三箭。骏马“青骓”，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骏马“什伐赤”平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

这两条文物史料，都是当代人的记录，可信程度较大。综合起来需要说明两点。其一，阙特勤、李世民均为统帅，战阵中必有些警卫人员予以保护，很少带头冲杀拼搏。且所骑之马，都是宝马良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坐骑或中箭，或死亡。然而坐骑主人基本安全无伤。可见战马的损耗之大。若是一般骑兵的战马，或常率众冲锋陷阵的中下级骑兵军官之战马，则损耗量更大。其二，根据李世民四匹战马中箭的部位，主要是前部，其次是背部。在射中战马的20支箭里，前部16支，背部4支。因为对阵时，统帅的战马头部总要正面对着敌方，便于统帅认真观察阵势，指挥调动。由此不由想到，战马盔甲的发展程序：最先从面帘始，然后到鸡颈、挡胸，最后将战马全身都护盖起来，这是符合道理的。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高丽。唐组织10万陆军，其中1万骑兵。在7个月的战斗中，虽获得许多胜利，但付出相当的代价。战士死二千多，战马亡“什七八”。据此，损耗战马七八千匹，是战士的3～4倍。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还有“私负从马复四万匹”，北征匈奴。这14万骑兵浩浩荡荡，横扫漠南中西部，席卷漠北大部，斩获甚众，匈奴大败。但“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归来者“不满三万”。“汉马死者十余万”是个含混数字，究竟是多少？有人做如下演算：战马出塞时为14万匹，回来时就以3万匹计之，则损耗11万匹。但此算法有误。因为回来的3万匹战马，包括俘获匈奴的战马若干，故战马损耗远远超过11万匹。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每次战争，战马损耗量都很大，超过死亡的战士之数倍。如此损耗战马，不能不说是惊人的。

综观前文，战马的减少、损耗大体通过下面几种形式表现出来：战马服役期的有限性及自然死亡；行军及传递情报等军事活动中战马倒毙；战斗中战马的大量伤亡。最后这项死亡的数量，常常是很大的。这从不同角度反映一个重要事实，战马需要不断补充，否则无法维持骑兵的原有编制。要想保持强大的骑兵力量，发展养马业势在必行。

二、关于战马马源

既然战马的需要量如此之大，那么其来源就成为重要问题。综观我国历史，人们采取许多办法拓宽马源。特将其归纳为下面几个情况论之。

（一） 北方游牧民族的战马自备

北方游牧民族的战马来源，大量史料证明基本上是自备，很少由部落组织和政权供给，似乎是一项较明显的制度传承下来。早在匈奴时期就是如此。作为财富象征的马匹，基本为个人所有，至今尚未发现匈奴单于国国家所有的养马场。长期活跃在我国北方的突厥族也是这样。学者蔡鸿生先生认为：“自备马匹出征是突厥牧民的义务。”契丹“每正军一人，马三匹”。正军的这3匹马及各种武器，还有人马的盔甲等“皆自备”。蒙古族兴起的时候，其战马都属私产，《蒙古秘史》多次透露这种所属关系。然而当契丹、蒙古政权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与中原发生密切关系后，便建立国家所属养马场。在某些情况下，骑兵战马由国家供给、调拨，但仍然保留战马自备的制度。

探求历史现象的原因，当是史学工作者的目的之一。北方游牧民族战马自备这种历史现象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之原因。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谈概要。

其一，游牧民族，多为军政一体，军民合一。匈奴中，“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契丹人“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其实，不仅匈奴、契丹是这样，北方游牧民族大体都如此。他们生长在鞍马间，人自习战。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在军与民，骑兵与牧民之间，没有较大的过渡和明显的界线。有人认为，这种“兵”还没有完全摆脱“民”的范围，“不是正规的骑兵”。此话错矣！在游牧经济体制下，陶冶出来的军队只能如此。亦军亦民，亦兵亦牧，这是它的基本特点，也是它的重要长处。游牧人组建骑兵容易，并且其骑兵的某些战斗力，由此而生。军民合一，兵牧一体制度之本身，就存在着骑兵的一切装备自给自足的要求，当然也包括战马在内。这是从道义、法律上应尽的责任，即一种义务。

其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家家养马，人人骑马，以鞍马为家，故有“马背上民族”之称。马是家庭、部落、民族之财产的重要标志。富裕者拥有马几百匹、几千匹。前文提及的突厥贵族阙特勤有4000匹“雄马”，这里的“雄马”，不是公马，而是雄壮的骏马。有时，马的数量不是以“匹”计，而是以“群”算，某某人有多少个马群。更特殊的还有，因马散漫在沟谷间，而是用沟谷的数量表示马的数量，某某人有几条沟谷的马。

战国末期，乌氏倮是畜牧大户，“畜至用谷量马牛”。开“谷量”之先河。新兴是北魏一部落酋长，他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又一个以色分群。元初，北方有一畜牧富户，其牲畜“川量谷计”。这里的“群”、“沟谷”都成为马匹数量的量词。就是贫困的游牧民乃至奴隶孛兀勒也有马。坐骑、母马都是必备的。前者，作为放牧、交通之用；后者，作为繁殖、产乳之用。元朝泰定帝于泰定元年（1324年）颁布一项重要政策：“其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余无此数者，官给中统钞五十锭补买之。”这项政策将元朝蒙古族的贫与富区分开来，用法律形式确定一条贫困线：马达不到20匹，羊达不到50只，一律属于贫困户，需要政府救济。由此得知，在当时蒙古游牧人中，贫困户也有马，只不过其数量没有超过20匹这个标准。

由上面史实不难看到，从富裕游牧民中选取几匹战马非常容易，可以选来选去，好中选好。无怪由富裕户转化成骑兵的各级军官，还有大小贵族等均有宝马良驹，常以此夸耀自傲，并且人以马贵，马以人显。从贫户中挑选经自己培养的战马也不困难，而且也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只不过挑选的余地小些，但也能选出良马。

元朝政府还规定，极特殊情况下的蒙古人，确实“贫不能自备[战马]者，则命行伍之长及百户、千户助之”。若在中原农业地区，资助贫困者几匹战马是相当困难的，一般人办不到。然而在游牧地区，那些“行伍之长”，特别是“百户”、“千户”，均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办成这件事是一般的行为。

战马自备是游牧文化在军事方面的一个表现，符合军政一体、兵民合一的精神，并且也有充足的条件解决这件事情。战马自备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正面作用。但也有消极的负面作用。对此，因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二） 国家养马场是生产战马的重要基地

中原自古就重视农耕，忽视畜牧；侧重发展耕牛，轻视喂养马匹。基于此，长期以来形成比较牢固的重牛观念，马的地位低于牛。在大牲畜的比例上，马的数量、质量均不及北方游牧区。这些情况，仅仅是比较而言，相对而论。其实，中原地区为了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战争，也饲养一定数量的马。然而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可能做到战马自备。其战马马源也有解决的办法。其中，国家养马场就是生产战马的重要基地。

苑马、群牧所，都属国家养马场。由国家辟出特定空间，投入专项资金，筹划马种，培育、饲养马匹。依据一定手续，调配给军方。由专职机构管理，其长官的级别历代都是不低的。这种形式的养马，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不衰，并逐渐发展，成为各朝马政的重要内容。

西汉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养马机构各级官员及3万“官奴”中，据考，有相当部分是游牧民族及其俘虏、降者，他们具有丰富的养马经验。由于国家重视，管理得当，苑马发展很快。这是西汉中期组建骑兵军团所用战马的重要来源。

北魏世祖平定大夏，占领秦陇，水草肥美的河西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地区。于是在这里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致使“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在新拓之地，如此规模地养马、驼，惟有国家力量能够办得到，无疑属国有养马系统。生产马200余万匹，在我国养马史中罕见；骆驼“半之”即100余万峰，在我国养驼史上可能是最多的。

唐初，接管隋朝马3000匹，突厥助马2000匹。战火纷飞的年代，5000匹马犹如杯水车薪，远远不够使用。基于此，唐朝积极发展养马业，较早地建立起苑马机构，由具有丰富养马经验的张万岁为太仆少卿，领群牧。“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后又扩展到“河西丰旷之野”。“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仅苑马就有70多万匹，实是不少。唐前期，北击突厥、薛延陀，西伐吐谷浑和西域诸国，东征高丽、百济……在这些战争中，颇具规模的骑兵部队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其战马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与苑马的发展密不可分。

辽金两代，部分战马自备之同时，国家系统养马业发展得很迅速。辽朝有7处国家养马场，近者临潢，远及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招讨司辖区内，经常保持百万匹的数量。金朝群牧共12处，分布在泰州（治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镇）、大盐泊（今内蒙古东乌旗达布苏盐池）及抚州（治今河北省张北）等地。正因为马源充足，故辽金两代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常为后人钦挹。随之便走入我国骑兵发展史的高峰时期。（对此，有专文探讨）

蒙元（蒙古汗国和元朝的简称）的国有养马场分布地区最为宽阔。东自朝鲜半岛南部的耽罗，西至甘肃西端；北起火黑秃麻（今贝加尔湖畔），南至云南。在偌大范围内，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养马场。《元史·兵志·马政》将其中的国家直属者归纳为“十四道牧地”。“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矣。”国有养马场均属太仆寺管理，其规模之大，实是惊人。之所以如此分布养马场，是由蒙元政权的民族性、军事战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所促成的。如此可生产出适应各种气候和不同地理条件的马匹。应当说，蒙元时期是我国养马业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当时世界上养马业最发达的国家”。基此，也攀登到我国乃至世界骑兵发展史的最高峰。

国家一旦需要战马，则通过一定手续调用。唐朝规定：“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者取其次。”正常情况下，从国家养马场选择战马的余地比较宽松。

国家养马场的另一部分，系皇帝宫廷所属的养马场。各朝代的称呼有别。西汉称“家马”、“黄门养马”，唐辽金等称“上厩”、“飞龙”，宋称“御马院”，清称“御马厂”、“上驷院”。清朝御马厂设在独石口东北（今河北省沽源），东西130里，南北197里。总体言，皇宫所属马的数量虽不太多，规模不甚大，但质量均属上乘。这里聚集养马技术的高手，西汉武帝时金日磾，唐初斛斯政，辽代景宗朝女古等可作为代表。有的学者将皇帝宫廷所属养马场归属皇帝私人养马，也说得过去。

另外，大量朝贡马和皇帝接受的礼品马也常常集中在这种养马场里。无论是贡马，还是礼品马，都属于良马，其中的许多良马非常难得。如大宛国时将日行千里的大宛马朝贡于中原皇朝和强大的军政势力，汉武帝、晋武帝、秦王苻坚、北魏拓跋焘等都得到过这种贡品。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骨利干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号为十骥：其一曰腾云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白、四曰元光骢、五曰决波騟、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騟、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又撰文赞：“……殊毛共枥，状花蕊之交林；异色同群，似云霞之闲采。仰轮乌而竞逐，顺绪气而争追；啧沫则千里飞红，流汗则三条振血。”这种马进入中原，有助于马的改良。

皇家养马场生产的马，通过某些渠道与骑兵发生密切关系。国君常将这里的马匹作为礼品、奖品转送、赠给骑兵将士。从骑兵将士言，这是莫大的荣誉。汉武帝奖给大臣霍光良马2000匹；隋帝奖给骁勇善战的将军王仁恭良马12匹，又先后奖给多立战功的名将周尚法良马56匹、史祥320匹；唐中期名将李承业先后得到大量赏赐，其中有“宛马十匹”；金朝皇帝奖给完颜宗弼良马千匹、骆驼百峰。汉、北魏、隋、唐、辽、金、元、清等皇朝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有时得奖者再将马匹奖给下属。

（三） 奖励民间养马及民马转换成官马的政策

1.《马复令》及诸朝奖励养马措施 国家养马之同时，民间养马也是个重要方面。个体民户养马数量虽然不多，但合起来就是个不小的数字。作为整个国家言，“藏马于民”是发展养马业的重要手段。“民有则国有”，“民富则国强”的道理不难理解。国家施以有关政策、措施可将民马转换成官马即国有马。这也是个重要的战马之来源。

在连年战火中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马的数量急剧减少。汉初，“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意为皇帝乘杂色的四马驾的车，将相乘牛拉的车，从一个侧面反映马的数量太少了。这种情况下，发展骑兵谈何容易！为了改变严重少马情况，汉文帝采纳大臣晁错建议：“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引文的大意为，民饲养一匹驾车、乘骑的马，免除三人的兵役，或免除赋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复令”。上述政策是对养马民户一种极为优惠的措施，从而激发人们养马的积极性。果然收到良好效果。“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一改中原农业区严重缺马的情况，为西汉中期组建骑兵军团打下坚实基础。

南朝刘宋在与北方政权争雄中，常常以“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犹如“以羊追狼”，“其不能济，固宜矣”。其大臣周朗鉴于国家武衰马弱的落后势态而建议扩建骑兵队伍，推行奖励养马的政策：“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南朝宋虽没有很好的采纳，但说明周朗还是很有见地的大臣。在奖励养马政策上，多受西汉马复令的影响，力度不亚于马复令。

北宋骑兵数量不多，质量较差，这是它与辽、西夏军事较量中常常失利的原因之一。骑兵常年不振，与其马源重重困难有直接关系。有鉴于此，解决马源是北宋一项重要工作。王安石变法中的“保马法”，亦称“保甲养马法”，似可反映这方面所做的努力。熙宁六年（1073年）诏，废除大名等地国有养马场，其土地还给农民。同时，河北等五路和开封地区推行民户代养官马的办法。根据民户力量可养1～2匹，或官给钱、民户自买代养。养马户减免赋税徭役。上述政策，经修正“民皆乐从”。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不了宋代整体缺马情况，但毕竟是条出路。

明初，战马严重不足。洪武年间“令民牧……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复其身。太仆官督理”，并且“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永乐十二年（1414年）“令北畿民计丁养马……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为事编发者七户一匹，得除罪”。上述计户养马，计丁养马虽有某些弊病，但多少缓解缺马之困。从中可看到马复令的影响。

2.赋税马、和买马、拘刷马 历代皇朝通过某些措施，可将民马转换成官马，供骑兵之用。下面仅对几个有代表性的措施胪陈大略。

实物税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马匹作为实物税长期存在着，某些民族较普遍。

游牧民族中，以单于、可汗为首的政权常常无定量、无偿地向民众征收马匹，这就是赋税。后来逐渐有些规定。北魏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6个部的游牧民按羊的数量缴纳戎马。窝阔台登大汗位那一年（1229年）明确规定：“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牸羊一，永为制。”按理说，牲畜赋税按百分之一抽分，太轻了，更应当肯定的还是在赋税上做出明确规定，减少随意性，是一种进步。

元朝大臣赛典赤瞻思丁治云南时规定，根据当地土特产交纳赋税，“询其地之所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米价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西南边疆，马也可作实物税。元朝建立后规定，由宣徽院负责抽分牲畜事宜。全国“抽分之地，凡千有五”处。马牛羊“百口内抽分一口”，不到百口则“见群三十口内抽分一口”，“不及三十口则免。”还有时按十分之一抽分，称十一税。

以马作实物税，在中原地区也实行过，或变相实行过。北魏太宗永兴五年（413年）“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421年）“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其实，西汉文帝实施的马复令，明初的“计户养马”和“计丁养马”，即是变相用马交纳的实物税。

和买马系指官方用指定的价格购买民马，亦称市马、和市马、科买马。

唐代养马业曾几度衰落，常感到马匹不足，不得不向民间购买。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市关辅马三万匹实内厩”。唐市马的主要对象还不是中原民间，而是边疆诸游牧民族，那是属另一种形式，待后文论之。明清两代都有市马于民间的记载。甚至我国养马业最发达的蒙元时期也不断市马于民间。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大汗“命诸路市马匹送开平”。翌年（1261年）“命诸路市马二万五千余匹，授蒙古军之无马者。”忽必烈在位34年，据不完全统计向中原等民间市马11次。一方面是战争之急需，调用国家养马场的马来不及，另一方面，统治者忧虑中原汉人养马，马应视为骑兵的重要“武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年），“以今秋出师，诏和买马六万匹”。延祐七年（1320年）三月，英宗“市马十万，赡北边贫乏者”。最后两次系当朝买马最多的。类似大宗买马，还是在政府与蒙古诸王、各大领主、牧主之间进行。

民间买马最多的还是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遣“中使赵守伦优给价和市在京及诸州民间私马，于是得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匹”。这是个相当不小的数字。宋买马数量，一般每年万匹以上。大量买马，多在沿边州县，这里的养马业比较发达。依马的质量分三等，或五等，或六等，视等给直。常将第一等马送京师，配禁军等用之。即使如此买马，仍解决不了整个骑兵缺马情况。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指出：“马军所缺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京西、河东、陕西路无过七分，河北路无过六分。”上述地区某些军人虽在骑兵编制中，但十分之三四仍无战马；如此何算真正骑兵！因缺少战马，严重影响宋军战斗力。

和买马常将马价压得很低，还有时象征性给几个钱。百姓吃亏，官民矛盾，必然影响民间养马业的发展。

拘刷马是另一种形式。“拘”，囚捕之意；刷，收括之意。拘刷马系官方无代价收缴民马。刷马、括马等大体均属这类。拘刷马带有相当的强制性，显示战时体制和军事统治的特点，还可从这个角度反映该政权的文明程度。也必然引起官民间的更大矛盾。

以石季龙为首的后赵政权在群雄角逐中深感少马之困难，严重限制其耀武而不能穷其志。于是拘刷民马，禁止私畜，从而引起民众不满。继之，石季龙下令，有“匿者腰斩”。在其威严下，“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大阅于宛阳，欲以击燕”。后来，虽没“击燕”，但用这批马打索头，陷狄道，讨斛谷提，战河西……

唐永泰元年（765年），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兵分三道入边，京师危机，人心惶惶。唐代宗欲亲征，但有士兵缺战马。养马场的马，远水不解近渴。在这种情况下采纳鱼朝恩建议：“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这次拘刷是临战前的应急措施。

蒙元时期拘刷马匹时而发生。至元十一年（1274年）对南宋战争前夕，“括诸路马五万匹”。为平定乃颜之乱和远征大越，于至元二十三年“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至元三十年为加强西北军事力量，防御乃颜势力而“括天下马十万匹”，实际上是118500匹。这是当朝、也是我国历史上拘刷马较多的一次。

某些史籍载有私人“献马”于国家的事例，战时不时出现类似现象。五代时期的“添都马”就是如此。北魏的新兴、五代后唐的继颙等曾多次将成百上千的战马献于国家，实际上也是变相的拘刷马。献私马者或许得到表扬乃至官爵。

历朝拘刷马匹，多是面临紧迫的军事斗争，在调集有误，和买不及的情况下发生。有的征集马匹时，声言“以后给直”，但常是空话，仍属拘刷。这种做法，虽可解军事一时之急，但负面作用特大，与公开抢夺相差无几。无怪元代因“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

（四） 市马贸易和贡马

这两个题目均有丰富的内容，不仅能各自成专文，甚至可独立成书。因篇幅所限，这里只提几点。

三北游牧民族，还有狩猎民族，肉奶是饮食结构中的主要成分。为了更好的消化、吸收，饮茶是最好的措施，无论男女老幼，几乎都有饮茶习惯，唐代之后非常明显。因此年年月月都需要大量茶叶，基此，对中原农业区形成依赖。同时，三北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的衣着等，一年四季不能都穿畜皮和兽皮，特别是炎热夏季和春末、秋初。故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不管是可汗还是奴隶，都需要纺织品，进而对中原农区又形成依赖。

中原农区为发展农耕、交通，需要马匹，特别是战争年代，为组建骑兵，对马的需要更为突出。为此对三北游牧民盛产的马匹，产生强烈的渴望。对于盛产的牛和羊，也有类似的要求。

双方的依赖和渴望，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强大的吸引力。如果双方的统治者，特别是决策者处理的不好，就要发生战争，通过战争的手段以解决各自所需，或者通过战后的和约条款按时按数交接。国际上某些学者将这种现象说成是“南北对抗论”、“农牧矛盾论”。确实，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上述现象，“二论”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其实，这是在肆意歪曲中国历史。若双方决策都很高明、冷静，便常在农牧过渡地带的边缘开设互市。其中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是两项重要内容，这里的“绢”泛指纺织品。

中原人用茶绢，还有粮食、日用品和金属制品等，换取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马匹和牛、羊，还有珍贵毛皮等。无论是战争形式，还是互市形式，都从各自方面反映经济上的巨大互补性、政治上的强烈统一性。于是在中华版图上便逐渐形成农牧有机结合和南北两元一体的特殊格局。如此结合和一体，导致中原农业区和北方游牧区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连续不断的特点。

西汉文帝接受大臣贾谊的建议：与匈奴“通关市”。汉匈双方都努力维持经济上这种往来，即使武帝时进入战争状态，几乎也没有间断。西汉方面输出的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器等。输入什么？史未明载，据考有马匹。当是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较早的马市贸易。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屯驻西北三辅地区的中郎将任尚买西羌马，建立骑兵。于是“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

除少数民族建立的皇朝，如北魏、辽、元外，绝大多数中原皇朝都重视市马贸易，于是出现发展趋势。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著称于史。辽与西夏常常拒绝与宋朝市马，故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市马对象不得不转向西部、西北部，主要是吐蕃、回鹘和党项等。于是两宋与吐蕃间的茶马贸易在唐代基础上迅速发展。北宋主管这项贸易的“茶马司每年可换到藏马四千匹”。南宋从“建炎四年（1130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间，每年仅用川茶换来的藏马即在万匹以上，建炎四年（1130年）曾达二万匹”。

明朝对三北马市贸易有时相当积极。永乐间，辽东设三个市场，二个在开原，一个在广宁，以布绢市马。对吐蕃方面的茶马贸易在宋朝基础上又得到发展。洪武末，由河州、碉门二通道运茶50余万斤，获马13800匹。后来将这项贸易用“金牌签发之制”固定下来。发给各番部头人官印牌照，三年一次，定期交马，明廷如数发茶。其中，洮州纳马3500匹，河州纳马7705匹，西宁纳马3050匹。制度化本身改变昔日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商人的茶马贸易随之兴起，有力地推动经济交流。

明朝与蒙古的市马贸易经过曲折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年）由俺答封贡而正规化。马市地点、市马数量和比价等都做了具体规定。于是“明蒙全部边界线上，出现近四十所各种形式的交易点”。马作为蒙古人重要的输出品陆续进入中原地区，换回纺织品、茶叶和银两等。贸易额相当大，特别是宣化、大同、山西三镇。不断补充明朝战马。同时，又反映了中国南北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综述这一部分，茶马贸易最迟始于唐，盛于宋明，衰于清，延续千余年。绢马贸易，汉代有记录，唐代尤其繁荣，至少延续1800年之久。这两项贸易均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三北的马匹不断进入中原，使中原马的数量、质量逐渐提高和改进，为发展骑兵提供一定的条件。

朝贡系古代蕃属国和地方政权等对中央皇朝或强大军政势力的入朝贡纳之义务。贡纳物资多为地方的珍贵土特产品，其中马匹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是马匹输入的另一种形式。

纣王发现周族逐渐强大，其首领西伯不凡，而囚西伯于羑里，周人恐。为避免纣王的注意乃至打击，而带着丰厚的礼物朝贡。贡品为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和莘氏美女等。纣王看到这些包括骏马、美女在内的珍贵贡品非常高兴，并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随之解除西伯之囚禁，并授予征讨大任。这是较早的贡马记录。

马作为贡物越来越普遍。乌桓、西戎诸部对汉朝贡品中常有良马。突厥、回鹘、薛延陀、黠戛斯等贡品中，马一直是主要的。开皇十二年（592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于隋]贡马万匹”。大业三年，隋炀帝到榆林，突厥启民可汗“前后献马三千匹”。周边民族和地区向辽朝的贡马规模更大。按规定：“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宛、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这条史料中“岁贡”万匹、二万匹，恐怕不实，朝贡各蕃属承担不起。贡马一事延续到清朝。

正常情况下，中原皇朝和强大的军政势力接受贡品时，回赐大量物资。回赐物资的价值往往大于贡品价值，以示大国的风度，中原的富裕和中央的权威。如前文所及大业三年（607年）启民献马3000匹，旋即炀帝赐启民纺织物12000段，平均一马40段，与当时上等马价相符。明永乐元年（1403年），兀良哈头目哈儿兀歹遣其部属来朝贡马。明成祖“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偿其马直，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锭，下马三十锭”。基此，贡马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在数量上进一步拓宽选取战马的余地。

需要指出，贡马，特别是数量较小的贡马，质量上都属上乘，甚至是难得的。纣王接受周人朝贡的骊戎文马和有熊马就是如此，故能打动纣王之心而释放西伯姬昌。北魏时期，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高宗兴光元年（454年）库莫奚有匹长相奇特的贡马，“有一角，状如麟”，实是一匹稀有的宝马。纵观我国历史，名闻天下的大宛马、吐谷浑的青海骢、骨利干的骏马、石国的善马、焉耆的良马、萨末鞬（泰国）健马、乌古的良马……常以朝贡方式进入中原农业区。这种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对于改良中原马种，提高战马质量，具有一定意义。

（五） 旨在抢夺马匹的战争时而发生

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抢夺土地、财富和人口的战争。对此，人们多有研究。与此同时，为补充战马之不足，也多次发生旨在抢夺马匹的战争。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武帝报告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于是极大地触动了这位酷爱宝马的皇帝。进而遣使持重金前往大宛买马。大宛拒绝，杀使者，夺取财物，匪啻于兹，而且言辞不逊。是时武帝打击匈奴战争并没结束，很需要进一步控制西域，截断匈奴右翼势力。同时，武帝感到对匈奴战争中，虽取得某些胜利，但战马损耗过多，且战马质量颇需改进。在这个背景下，便借口杀使者取财货而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发动对大宛的战争。其实，夺取汗血马成为这次战争直接目的。战争历时3年多，大宛政变，降汉。“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罢兵。

前燕王慕容儁欲打击黄河以南诸军政势力，但战马不足，致使南下之举迟迟不能如愿。如何解决战马之不足？是时，发展养马业不仅来不及，而且缺少环境。如拘刷和括买，又不认可。于是升平元年（357年）“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余万级，获马十三万匹”。显然这是旨在抢夺马匹的战争。其后，慕容儁历次南下战斗中，这批马发挥了一系列作用。

安禄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阴谋家。为了叛唐，进行一系列备战活动，顺利地掌握平卢、范阳、大同三镇节度使大权，直接控制十几万兵马。同时，他非常清楚战马的重要性，故积极蓄马。天宝十三年（754年）任“闲厩、陇右群牧等使”；不久，又夺取“知[群牧]总监事”之位。这些都是管理马匹的重要官职。他利用上述权力、地位与朝廷展开争夺马匹的阴谋活动。可惜的是唐玄宗等对其失去足够警惕，甚至长期蒙在鼓里。安禄山很快地将“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蓄于范阳等根据地，为组建反唐骑兵提供方便。范阳皮鼓敲响后，叛军骑兵果能席卷中原北部大地，并直夺两京。在8年战斗中，其战马又能陆续得到补充。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骑兵“至武泉，入上郡”，直奔规模较大的国家养马场。驻守在这里的汉朝“吏卒战死者二千人”，被夺去大量苑马。匈奴这次南下之目的，无疑为抢夺西汉之马匹。北魏世祖始光四年（427年）发兵攻夏，夏王赫连昌败走。北魏俘获其马三十余万匹。一次战争俘获如此多的马匹实是罕见。由此夏政权便走到灭亡的边缘。辽朝群牧相当一部分在漠南，这是该政权国家养马场的重要地区。

辽末，耶律大石为躲避金兵打击而率残余西迁。特意拐到这里赶走大量马匹，进入西域后，另有一番事业。偌多马匹成为大石军事力量的基础之一。金朝在桓州地区有个规模颇大的养马场。成吉思汗初次南下伐金，其中一路军直插桓州，“得其监马几百万匹”。这条史料中马的数量有所夸大，一个州不可能饲养几百万匹马，即使是几十万匹或几万匹，对金朝都是个重大损失。与此同时，蒙古汗国用此壮大自己的力量。

上述事例，大体都可以归属为抢夺马匹的战争，这也是战马的一个来源。如抛开性质，则是一种很容易增加战马之方式。

结束语

综观全文，骑兵战士自备战马；国有养马场提供战马；利用赋税、和买、拘刷等措施取得民马；市马贸易和贡马；使用武力抢夺马匹……构成我国历史上马政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得到战马、武装骑兵的重要手段，于是形成战马的多源性。不管是民马还是官马，不论是己方的马还是敌对势力的马，不管是中原农耕者的马还是北方游牧人的马……其地域大体没超出中华版图。如站在中华民族高度，抛开地域、民族、阶级等界线，民马转换成官马只是所有权的改变。市马、贡马和抢夺的马，系所有权和分布地域的改变……上述改变，只是这里马减少之同时，那里马相应之增加，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拥有马之总数不变。种种马源，都不是解决战马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还在于发展养马业。有鉴于此，骑兵建设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对战马的数量和质量之要求，从而有力地推动养马业的发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