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中经济前景向好 全球经济增速上调

全球经济活动的回升力度在继续增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2%，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上升至3.6%，到2018年上升至3.7%。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相比，2017年和2018年的增长预测被分别上调0.1个百分点。欧元区、日本、亚洲新兴国家、欧洲新兴国家和俄罗斯的增速预测值普遍上调（这些经济体在2017年上半年的增长情况好于预期），这抵消了对美国和英国的增速下调而有余。

但复苏尚未完成：虽然基线前景正在改善，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疲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仍然低于目标。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燃料出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在外部收入暴跌下，其经济仍在进行调整。虽然短期风险大致平衡，但中期风险仍偏下行。因此，全球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上行令人欢迎，这为各国应对重大政策挑战提供了理想的机会窗口——这些挑战包括提高潜在产出，同时确保人们从中广泛受益以及增强抵御下行风险的能力等。此外，还需要在多边层面上做出新的努力，以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共同挑战。

2016年下半年起，全球经济活动趋于活跃；2017年上半年，这一趋势进一步走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提速，这得到了外部因素改善的支持——包括有利的全球金融环境和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依然强劲；拉美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独联体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面临困难，但已有了一定的改善迹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2017年普遍提速，美国、加拿大、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但中期增长前景不佳，因为负的产出缺口正在收窄（这使周期性改善的余地减少），且人口因素和生产率增速低迷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相比，总体经济增长的预测值被普遍上调，但上调幅度不大。部分国家组别和国家个体则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变化。

与2017年上半年的超预期强劲势头相一致， 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反弹预计将更为强劲（增速预计达到2.2%，而4月的预测值为2.0%），这得到了欧元区、日本和加拿大更强劲增长的带动。相比之下，与2017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英国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以及美国2017年、2018年的增长预测值均被下调，这意味着2018年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速下降了0.1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英国经济活动的放缓超出预期；而在美国，由于存在重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我们在当前的预测中沿用了未调整的基线政策假设。在4月预测时，由于当时预计将推出减税，我们假设美国会出台财政刺激。

与4月预测相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和2018年的增长前景均被上调了0.1个百分点，这主要得到了中国更强劲增长预期的推动。中国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6.8%，4月预测值为6.6%）反映了该国2017年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及更加旺盛的外部需求。2018年的上调则主要是预计当局将保持足够的扩张性政策组合，以实现2020年较2010年实际GDP翻一番的目标。欧洲新兴经济体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也被上调，这反映了土耳其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此外，俄罗斯（2017年和2018年）和巴西（2017年）的增长预测值也被上调。

金融市场的信心普遍强劲，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市持续上涨。与3月相比，目前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步伐更为缓慢，美国的长期利率自3月之后已经下降了25个基点，且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贬值5%以上，欧元则出现了同等幅度的实际升值。尽管未来全球需求预计将进一步走强，但大宗商品价格仍然维持在低位——油价反映了强于预期的供给。

自今年春季以来，总体消费者物价通胀已经下降，这是因为2016年油价回升对价格的推动作用已经消失，且近几个月来油价下跌已开始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国内需求增长强劲，但核心通胀仍然普遍低迷，反映了仍然疲弱的工资增长（第二章）。通胀很可能只会逐步上行至央行目标。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先前货币对美元贬值的传导效应有所下降，一些国家的货币在近期还出现升值，这些都帮助降低了核心通胀。

短期风险大致平衡。从积极方面看，在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改善以及有利的金融环境支持下，经济复苏可能进一步走强。但同时，在政策高度不确定且地缘政治紧张的环境中，如果出现政策失误（基线假设中认为能避免这些失误），则可能造成使市场信心受损，导致金融环境收紧和资产价格下跌。

由于以下几项潜在风险，中期的增长风险仍偏下行：

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更为迅速、收紧幅度更大。其形式可能是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长期利率走高，这可能是由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预期或期限溢价反弹引发的，将对那些较脆弱的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在欧元区，债务高企的成员国的通胀和增长仍十分滞后。如果这些国家没能开展必要的财政整顿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供给潜力，那么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就将面临风险。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可能是由于目前较高的全球风险偏好突然恶化造成的，这将减弱市场信心、使资产估值下降并使风险溢价扩大，从而对宏观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对中国增长预测值的上调，反映出中国会更缓慢地向服务和消费型经济转型，债务水平预计将上升，财政空间也会减少。除非中国当局通过加速推进近期遏制信贷扩张的受欢迎的举措来应对相关风险，否则以上因素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可能性将增加，并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充足信贷供给之后，如果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以及美元相应升值），可能会使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被暴露出来，从而对那些与美元挂钩、具有高杠杆和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造成压力。

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持续低迷。如果国内需求下降，可能会导致中期通胀预期下滑，这将延长并强化疲软的通胀。反过来，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也会减弱央行降低实际利率的能力，从而更难在经济衰退中恢复充分就业。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被普遍倒退。这可能会降低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或削弱监管的有效性，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政策转为内向型。如果各国转向保护主义，将减少贸易和跨境投资流动，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非经济因素。这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国内政治纷乱、治理薄弱和腐败带来的风险、极端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等，这些都会让经济增长脱轨。

以上风险都彼此关联且能互相强化。例如，政策转为内向型可能与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全球风险厌恶情绪上升有关；非经济冲击能够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同时损害信心与市场情绪；如果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快于预期或是发达经济体转向保护主义，则可能加剧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压力。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不尽人意的经济增长后，全球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改善令人欢迎，这为各国开展重大改革提供了理想的机会窗口，包括提高潜在产出、确保人们能从中广泛受益并增强抵御下行风险的能力。各国的经济周期仍然存在差异，因此仍宜采取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立场。完成经济复苏并采取确保财政可持续的策略，仍是许多经济体的重要目标。

具有战略性的重点领域包括：

提高潜在产出：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并推出有益增长的财政政策，以提高生产率和劳动供给，且各国的优先事项各不相同。未来，持续进行的结构转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和跨国竞争）需要推出全方位的政策，包括那些能减少调整痛苦并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政策。

确保经济复苏并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发达经济体应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有稳妥迹象显示通胀向目标水平恢复为止。如第二章所述，工资压力依然疲软，这主要反映出了余下的、未被总体失业率体现的经济疲软问题。同时，部分金融部门的资产估值和杠杆过高，需要密切监测，必要时应主动开展宏微观审慎监管。财政政策立场应与结构性改革相一致，应利用有利的周期性条件，让公共债务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在需要且可行时提振需求。如第四章所强调，那些旨在提高潜在产出的更多公共支出，既可使本国受益，又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且当有关经济体存在经济疲软和货币宽松时尤为如此。实际上，采取这些政策建议将有助于降低外部失衡，这对那些拥有过多外部顺差的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增加内需，将抵消逆差国推出所需的再平衡措施对需求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支持需求的财政空间有限。但它们通常可实施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因为许多国家的通胀似乎已经见顶。汇率弹性能够帮助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做出调整。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也将改善增长前景。在低收入国家（许多这些国家都需努力开展长期的财政调整并降低金融脆弱性），促进增长的改革将刺激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

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挑战，如果能得到多边合作的支持，那么各国的措施会更加有效。要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就需要政策制定者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并更努力地确保更多人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除了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外，其他需要开展集体行动的重点领域还包括：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并避免竞相降低税率、继续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减轻并适应气候变化等。正如第三章所示，在那些遭受高温侵袭和气候变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中，许多国家能用来应对这些挑战的资源也是最少的。但富裕国家也会越来越多地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且它们也无法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中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