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网2024年10月11日发布:《我在故宫修文物》：择一事，终一生 大历史，小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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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编织着时光

温柔磨亮了沧桑

偋息在凝望的语境

今夕是何夕

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

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

当我在这里

当我在这里

……

清澈如雨滴的声音，陈粒的《当我在这里》，在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片尾响起。12日傍晚在蓝色港湾传奇时代影城，参加北青报天天副刊“艺术愿线”活动的百余名朋友有幸先于首映日四天，先睹为快，静心聆听。

16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燃”进各大小影院，在全国铺开上映。

“择一事，终一生”、“大历史，小工匠”，《我在故宫修文物》内容无奇，讲述一帮国宝级文物修复师在国宝级的故宫里修复国宝的日常。他们每日从事着世间最昂贵的工作——“清明上河图”、“马踏飞燕”等世界顶级文物在与观众晤面之前，都要经他们的手清洁修复；别人只能远观的绝世珍宝，被他们在指掌间日复一日摩挲。他们口中京腔京韵悦耳，上下班骑车刷卡，工余喂猫养鸟、植花艺果，淡然、专注、不焦虑的时光，随着日影游弋、雨水落下，呼吸一般安详。

千丝万缕其中一系

安静是穿越的羽衣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面世的是三集TV版。年初在央视的首播无声无息，谁承想2月底在年轻用户、二次元和ACG（动漫游戏）文化聚集的弹幕视频站Bilibili（简称“B站”）上却一爆而红，点击量超过两百万，累计超过6万条弹幕评论，豆瓣评分高达9.4分，创造了2016年的收视传奇。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弹幕网站。网友上传后火了，我们是跑去网站维权的。结果和网站沟通得很好，网站反而成了这次电影版的联合出品方。”最近一月，导演萧寒带着故宫修复师们上天入地全国到处跑点映，每当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片头“Bilibili”网标一出，影院里毫无例外都会爆出一片会心笑声，他自己忆及当初更是把脸都笑烂了。

萧寒另一个身份是浙江工业大学教播音主持的老师，他实际本名叫崔勇，外号是“浙江崔永元”。“当年崔永元做《实话实说》的时候，其实每个省都有一档类似的节目，萧寒就是浙江做这档节目的那个。所以他在浙江的大爷大妈眼里算一个小名人，是这么一个路数。”为记者揭底的是制片人雷建军。

雷建军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影视制作的教授，做了一个平台“清影工作室”支持学生搞创作，自己也拍一些东西。“故宫修文物”这个选题是他六年前拍《故宫100》时发现的，他跟萧寒说“这些文物修复师特别值得记录”。片子最初想叫《故宫薪传》。

“拍这个片子也是用‘清影’一贯的做法——发现一个选题就去跟，一直不停地拍下来，最后从大量的素材当中选取一部分让观众去看。片子出来以后我自己觉得超出我的预料，我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萧寒和‘清影’团队的努力最后把这个片子做到了电影版。”雷建军把这一切归功于文物修复师们，“非常非常感谢和尊敬这些修复师，他们给我们这些拍摄的人也带来了很大心理上的震撼，也让我们重新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清华美院毕业的修复师闵俊嵘在故宫从事漆器修复12年，是纪录片主创们工作状态的见证者：“我们的工作也不能跟他们事先沟通，因为我们那个部门是不能会客的，以前不要说摄影摄像，基本上照片都不能拍。同单位其他部门的同事也是不能去的，因为我们会客制度就是不会客。所以就只能我们上班他们也上班，两个摄影师他们全程地跟拍，然后再根据导演的创作再去剪辑，这个片子他们拍得确实相当辛苦。”

闻到秋光

沐浴蝉鸣

你在时间的那里而我在这里

电视版火了还不够，还要做电影版，从排片和票房看，纪录片进影院不明摆着就是一个死吗，更何况同日首映的还有张艺谋《长城》这样的大块头？

这是每场点映导演萧寒几乎都会被问及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直接：“从我做纪录片那一天开始，跟老雷我们一直很坚定于一点——做纪录片就是要做纪录电影！而不是就只能在手机、在网络上看的那种。老雷一直说纪录片就应该在电影院看，因为纪录片往往更有情感，它不可能像剧情片那样有太多设计的戏剧冲突、高潮，它一定是最真实最质朴的情感流露，那么就更需要有一个更安静的场让你去用心感受。所以把纪录片做成能够在影院里放映的电影，让大家买票走进影院来看，这是六年前我们就想做的事，去年用《喜马拉雅天梯》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是为了完成我们这个理想。”

拍摄故宫不是一个很容易就得到的机会，“这个片子非常特殊，因为故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拍摄对象，它有严格的文保要求。老雷从发现这个选题就带着研究生做田野调查，做准备，一直等到故宫博物院90周年大庆的契机，我们才有机会能拍，这中间一晃四五年过去了。而且就是因为故宫90周年大庆，所以最早的版本是以电视呈现、在央视播出的。后来电视版在年轻人中居然火了，这当然让我们的纪录电影理想离我们更近了。所以我们快速开始做我们的电影。本来想更快，但这一做也用了七个月，我们重新剪辑创作，包括音乐各方面。”萧寒这样说。

因为原本梦想就是走进院线，所以萧寒表态“对票房不强求”，“我更看重有多少观众能走进影院。因为在影院，你是带着仪式感走进来，用心来碰撞、产生化学反应的。我希望观众能用心安安静静去看片子，它会像清泉一样流淌，流到你心里。”

而今几十场点映下来，有评论道：“这部纪录片用轻快的节奏和更加年轻的视角来讲述故宫文物修复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总体说来，影片剧情照顾到了没有看过剧版的观众和首次观看纪录片的影迷，影版根据原始素材进行增删和重新剪辑之后，整部电影节奏舒缓，镜头语言流畅，让这部耗费七个月剪辑时间的纪录片电影也能值回票价。”

“相比在电视里看的三个多小时的剧集版，电影版画面更美，对于文物修复者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的展示更加洗练简洁，一百多个小时的素材浓缩到八十多分钟里，导演也是颇费心思。”观众常征也在朋友圈里这样论及观感。

苦心人，天不负。

你已等候我多时

终于知己般相遇

“电视版精巧，电影版有拙的感觉。我们拿掉了旁白，就是拿掉了主观的东西，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电影版的叙事更朴素，但剪辑上用的心血更多，10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辑了半年多。而且，电影版的幕后阵容也更强大的多，我们有台湾的廖庆松老师做剪辑指导，姚谦老师和刘胡轶制作音乐，台湾的盲人音乐家黄宇翔钢琴演奏，还有首次为电影献唱的陈粒贡献了主题曲。”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音乐确实抢眼，在12月4日清华大学大礼堂的点映场上，萧寒将姚谦先生领衔的音乐团队隆重推出。

姚谦，1961年生于台湾，华语流行歌坛写词人、制作人、音乐经理人、作家。代表作《鲁冰花》《我愿意》《如果爱》等。他自言此次为纪录电影做音乐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经历”。

“当时看电视版本的时候我就成了这群老师的粉丝，我特别着迷他们的专注、安静，他们把生命放在最有价值的地方，专注地、从容地面对放在自己面前的最在意的事情。而时间就这么流逝，年长的老师都用大半生，年轻的师傅进来又开始，时间空间在那个院子里，所以这是一个太迷人的影片，当时做音乐的时候我就想，退一点，再退一点，不干扰。我跟编曲刘胡轶是对着画面，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试着弹试着弹。一般大片是用管弦乐，而我当时选的就是钢琴，因为钢琴最有时空感、最有精神感，而且最不干扰。我特别珍惜这个视觉收音，空间，旁边的讲话，鸟飞过去的声音，包括空气的声音，所以我不想打扰，这是一个很纯粹很精神的时空。

随着剧情渐进的过程中，我跟着那些师傅们，跟着他们那段时光，气候变化，艳阳高照，到下雨、聊家常、等待，等等这些过程。你就觉得这看似一个小世界，却是一个大时代里面最迷人的一个小世界。未来我们回头再看这段时光，你会觉得这些师傅是幸福的，他们把生命放在一个特别有价值的时空里。所以我的音乐就对照跟着他们，也因为这个过程让我有一次很愉快的精神旅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看几十次了，几乎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一些又打动我的地方，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耐看的片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老师是影片的总策划，对于片子动人的关隘所在，他的理解是：“片子看过来可能它的故事性不是那么强，但是我觉得那个院子、那群人和那个文物，以及这个院子里面的那些猫，融为一体，成为一个自然的在生命流逝当中互相影响、互相感染、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它可能不是以故事打动我们，是一种情绪，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方式。”

枕着白雪

听见杨絮

你在时间的那里而我在这里

十二城市每一场点映，最大的明星无一例外都是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他们引起尖叫，被提问淹没，被拉着合影、签不完的名……他们都以一贯的素朴内敛，淡淡以对。

郭文林老师1979年进入故宫文保科技部从事书画临摹，迄今已经37年。在清华，他对着台下的年轻面孔说：“拍了一个纪录片，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老觉得与其关心我们个人，还不如关心我们手中修的这些文物，它代表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尤其看到今天这么多观众来看，我觉得是咱们文化发展的一个希望。在很多年以前，上世纪90年代中央台拍过一个《中国一绝》，就是讲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在电视上放过，当时大家对这些文物认识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要我们来讲，我们是沾了老祖宗的光，我们碰巧从事了这个职业，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没有其他的想法。”

在片中修古琴的闵俊嵘，2004年清华美院毕业进入故宫从事漆器修复，除了日常忍受难熬的生漆过敏，忍受古法猪血点石灰的难闻气味，还要夜里上山割漆，一晚上，60棵漆树，才能采集八两优质漆。

他显然更愿意跟大家分享跟古琴结缘的部分：“一开始师傅带着做古琴修复，古琴它既是漆器文物，又是乐器文物。它作为器物来说，我们做工艺修复、器物修复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工艺美院学的就是漆工艺专业，到故宫之后师傅带着做漆器修复。但是遇到古琴，会遇到一个古琴演奏的问题。如果没有演奏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准备，可能在做这种乐器修复的时候，周围的师傅、同事，包括博物馆以外的朋友同学，大家不放心。毕竟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紫禁城里面的文物，它不是故宫博物院这个单位同事的，它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有无形的压力在身上，那只有去学习。然后就去找弹琴的老师，单位也有老师傅带。一步一步的，当技术水平上来以后，再去做修复工作，自己也自信了，领导、大家也就放心了。”

“要心静，不能飘，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不会动文物。”闵俊嵘此言听上去，那么动人。

观众常征在朋友圈记录他的观影：“惊喜的是影片结束后，剧中人出现了，我把藏在心里多年的一个问题向修钟表的王津老师提出来：故宫有多少文物？已经展出过的有多少？得到的答案令在座的朋友惊呼起来，一百三十多万件文物，展出过的占百分之零点九！待修复的文物呢？修木器的屈峰老师说，到他儿子那一辈也修不完。”

屈峰师傅在故宫从事木器修复10年，被大家称为“哲学家”，他的心得：“古代人讲究格物，一把椅子也能看到人的品行。”

“这个片子有个特点——它是个IP，它已经拥有很好的受众基础。我觉得这个片子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可爱，人可爱了就有非常好的口碑传播可能性。也许很多人不是因为爱电影，而是因为爱电影当中的这些人，而愿意让更多的人去看。”尹鸿老师在展望收视时这样说。

到《我在故宫修文物》正式上映的日子，片中那几个朝晖夕阴、坐落于故宫西侧弘义阁附近的小院子，闵俊嵘、王津们就要和它们别离了，屈峰也将不得不作别木器组小院里那八棵他心爱的枣树。西河沿城墙里边一溜恒温恒湿的楼房，将是新的故宫文物修缮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将挂出的另一块牌子是“文物医院”。

“肯定是舍不得，但是，对文物好……”修复师们默默地准备着别离。

这样的时候，那些记录了他们与这些小院最后时光的人，那些影像，像是无言的陪伴。

“他们能够把这么一个片子做的这么从容，我觉得还是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这么去修文物，他们这么去拍修文物的人，那之间我觉得是有一种情感沟通的关系的。清影工作室跟萧寒导演一起合作拍摄的包括《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是长达三年五年的创作周期，都是一群特别安静的人，特别愿意在纪录对象中找到富于精神力量的人来拍摄。所以最后，不完全是故事，也不完全是因为画面多么奇观，还是因为这些对象的状态打动人。我相信在浮躁的生活当中有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对自己的心灵将是一种慰藉。”尹鸿这样说。

本版小标题文字选自片尾曲《当我在这里》歌词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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