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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没有看错，日本又双叒叕要换首相了。

今天上午，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执政党）自民党将于今年秋季进行革新改变。鉴于此，自己将不再参选总裁一职”。对此，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指出，“这意味着在选出新自民党总裁后，岸田文雄将辞任首相”。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七月份发布的一项民调数据显示，超过70%日本民众不希望岸田文雄连任首相，超过80%的民众认为，“他未就自民党派阀内部的黑金丑闻尽到党总裁的责任”。

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黑金”丑闻到底是咋回事？为啥日本一言不合就“换首相”？频繁换首相对日本政局有哪些影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黑金”丑闻，彻底击垮岸田文雄？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执政党的自民党一直以来都以“山头众多”著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安倍派、岸田派、二阶派等派阀。

实际上，岸田文雄的顺利当选，与“安倍派”的鼎力支持存在着直接关系。因此，他在正式就任后，大力重用“安倍派”成员，比如任命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为防卫相。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统一教”丑闻的持续发酵以及安倍晋三“国葬外交”的重大失败，“安倍派”逐渐成为了岸田内阁的政治包袱。迫于多方压力，岸田文雄先后解除了岸信夫与国家公安委员长二之汤智等与“统一教”存在关联的“安倍派”内阁成员的职务。

基于平衡派阀势力的需要，他在2023年9月推动了第二轮内阁改组。其中“安倍派”有4人、“麻生派”为4人、“茂木派”为3人、“岸田派”和“二阶派”分别为2人、谷垣团体1人、无派阀2人以及公明党一人，19名内阁成员当中出现了11个新面孔。

但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政治地震呼啸而来。

1）什么是“黑金”？

近年来，以自民党为首的政党派阀，大多会采取对外销售年会券、集会券或派对券等方式筹集政治运营资金。

根据《政治资金规正法》当中的规定，“倘若有机构或个人购买了价值超过20万日元的派对券，议员需要在其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收入栏中记录购买者的姓名、消费金额、购买日期等详细信息。”

另据《东京新闻》报道，自民党派阀会向下属议员分派“入场券”的销售指标，要求他们以每张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的价格出售“入场券”。如果议员超额完成了销售指标，超额部分就会给议员返点。

但问题在于，这笔返点的资金，从未在派阀收支报告和议员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上登记，因而成为了难以监管的秘密资金。

据记者石川真澄介绍，资深议员可以依托与企业的深厚关系，以50张、100张为单位售卖“入场券”。其结果就是，一笔笔的返点资金“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了这些大佬们的口袋当中。

在日本，人们习惯将这笔资金称为“黑金”。

2）“黑金丑闻”的爆发

2023年11月的一天，东京地方检察厅收到一份刑事告发状，举报人是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脇博之。

他在告发状中称，“身为执政党的自民党的某些派系，在近5年之内涉嫌瞒报至少4000万日元政治资金收入，严重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中的相关规定。”

接到报案之后，东京地检特搜部迅速从全国召集了50名检察官，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调查队伍。对此，一名前检察官表示：“这种规模在过去是前所未有的。我能感受到调查的严肃性。”

12月1日，包括NHK、日本共同社等多家知名媒体转引消息人士给到的信息开始报道，丑闻迅速发酵，舆论大哗。

丑闻曝光后，有分析人士认为，自民党近五年的“黑金”的涉案金额大概会在4000万日元（约合200万元人民币）左右。实际上，这是一个“民众可以接受的水平”。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日本民众惊讶地发现——这群虫豺不是一般的贪啊！

比如检察官们一开始就从“安倍派”查出了高达1亿日元的“黑金”，超出了预期的一倍多。再仔细一查，好家伙，大佬们“吃回扣”的金额直接飙到了5亿日元，收入和支出累计未登记金额可能超出了10亿日元。

值得一提的是，10多名“安倍派”议员压根就没有向组织汇报和上交超额销售金额，直接将这笔钱打入到了私人账户。这相当于直接接受政治贿赂，性质可比“吃回扣”恶劣多了。

更令民众气愤的是，在丑闻曝出之后，时任“安倍派”会长盐谷立先是各种装聋作哑，然后又是各种装疯卖傻，一会儿承认“吃回扣之事可能有”，一会儿又称“并未确认事实”，态度极为恶劣。

就在“安倍派”被舆论四处拷打的同时，自民党的其他几个派阀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2024年1月1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在起诉书中指控，在2018—2022年间：

• “安倍派”有约6.75亿日元的收入及约6.76亿日元的支出未登记；
• “二阶派”有约2.64亿日元的收入及约1.16亿日元的支出未登记；
• “岸田派”有约3000万日元的收入未登记。

据《经济新闻》披露，岸田文雄光是在2022年就举行了8次“政治资金宴会”，总成本约为1900万日元，累计筹资则高达1.5亿日元。

不过，“岸田派”否认存在“黑金”回扣现象，称这是“由于抄写错误、会计知识错误等一系列失误”造成的，并对收支报告进行了修正。根据修正后的数据，在2020—2022年间，“岸田派”的政治资金收入增加了2501万日元。

对此，《东京新闻》直言，“很难理解如此巨大的金额被漏报，仅仅是因为无心的错误”。

3）只能断臂求生？

面对波涛汹涌的民意，自民党内部必须有一个派阀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于是，涉案金额最高的“安倍派”被推上了前台。

前面提到，岸田文雄之所以能当上首相，主要得益于“安倍派”的支持。但这一次，他必须要拿“安倍派”开刀。

12月14日，岸田文雄撤换了隶属于“安倍派”的4名内阁大臣和5名内阁副大臣；同一日，6位政务官，3名自民党高层人物也相继宣布辞职。资料显示，他们涉“黑金”的金额均在千万级别以上。

2024年1月23日，自民党“岸田派”在东京召开临时会议。事务总长根本匠表示，“我们决定解散宏池会，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不过话说回来，岸田本人并未出席这场最后的会议。

几乎在同一时间：

• “安倍派”会长盐谷立以“背叛了日本国民”为名，不仅当众鞠躬道歉，并宣布彻底解散“安倍派”；
• “二阶派”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也以“为重新获得政治上的信任”为名解散了“二阶派”。

几大派阀接连宣布解散，无疑给日本政坛投下一颗重磅“炸弹”。须知，宣布解散的“安倍派”“岸田派”“二阶派”共有国会议员182人，占到了自民党议员总数的近一半。

今年4月份，相关的涉案人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罚：

• “安倍派”会长盐谷立、前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受到了仅次于“除名”的“劝告退党”处分；
• 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下村博文、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被停止党员资格1年；
• 曾担任“安倍派”事务总长的高木毅被停止党员资格半年；
• 其他的34人受到了“停止党内职务”或“警告”处分。

在政治分析人士看来，面对反贪机构的调查，无论是解散派阀还是内部处罚，本质上都是一种求生策略。可即便如此，各界对“黑金”丑闻的追责并不会因此终结。

4）岸田文雄的“真正解脱”？

尽管岸田文雄本人逃过一劫，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共同社12月18日一份民调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仅只有22.3%，处于“危险水域”；另一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只有17%，处于“下台水域”。

另据《每日新闻》给到的最新民调数据，岸田内阁支持率为21%，连续13个月处于30%以下的“危险水域”；不支持率高达73%，连续9个月位于70%以上的高位。

面对持续低迷的支持率，不仅在野党阵营要求岸田主动下台，连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同样呼声。比如前首相菅义伟在6月份的一档网络节目中表示，岸田文雄在“黑金事件”中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样继续下去将发生政权更迭”。

由此可见，岸田文雄的主动辞职，也算是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当然，内外的强大压力也使得他只能独自黯然离场。

2）首相频繁更迭才是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自二战结束后，从1945年10月的币原喜重郎内阁到岸田文雄内阁，日本历经57任首相，先后出任首相者合计34人。

尤其在1989—1998年的十年间，共有九人相继出任首相。其中，宇野宗佑与羽田孜的首相任期分别仅有69天与64天。

相当而言，佐藤荣作内阁（1964.11.9一1972.7.7）、中曾根康弘内阁（1982．11．27—1987.11.6）以及我们熟悉的小泉纯一郎内阁（2001.4.26—2006.9.26）和安倍晋三内阁（2012.12.26—2020.9.1），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超长待机”了。

1）“日本特色”的议会内阁制

明治维新开启以后，日本正式实行议会内阁制，其主要特征是“首相由国会选举产生，内阁对国会负责”。这就意味着，倘若内阁“失去了国会的信任，首相必须主动辞职”。

日本学者认为，保证内阁存续的必要条件，就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众议院议员的支持”和“执政党的支持”。

在具体讨论日本内阁的存续问题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国会。简单地说，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其中：

• 众议院议员共465名，每届任期4年，首相有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 参议院议员共242名，每届任期6年，每3年改选半数，不得中途解散。

一般认为，众议院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参议院。

根据日本宪法，首相经国会决议在国会议员中提名，众议院享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众议院选举在日本被称为“大选”或“总选举”，其结果决定着内阁的进退与首相的去留。

首先，内阁存续需要取得“众议院的多数支持”。

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作为众议院多数派的执政党是否允许内阁存续”。一旦组阁的执政党丧失了多数派的支持或发生分裂，内阁就会面临信任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日本政界一直流传着“倘若没有田中（田中角荣）派的支持，谁都无法成为首相”的说法。比如在1982年组建的中曾根康弘内阁，一度被舆论嘲讽为“田中曾根内阁”。

另外，我们比较熟悉的麻生太郎（2009）与野田佳彦（2012），都因为执政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败北”而不得不主动宣布辞职。

其次，议会内阁制是以政党为核心来运转的。

根据日本宪法，执政党要在国会中占据至少半数以上议席；倘若首相所属的执政党能够在大选中持续获胜，理论上他的任期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因此，执政党的党首原则上就是首相的“不二人选”。

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一直恪守着“党首与首相一体制”。简单地说，要想出任内阁首相，首先要被推举为党首；要想连任内阁首相，就必须先连任党首。

倘若首相在其党首任期届满之前主动辞职，那么新任首相即党首继任者的任期“为前任首相的剩余任期”。

举个例子，2010年6月2日，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辞职。两天后，菅直人当选为民主党新党首，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第94任首相。

但是按照日本宪法，他的任期仅是“补足”前任党首两年任期中的剩余时间。因此在三个月后的9月17日，菅直人不得不再次参加党首选举，在确保获胜之后才得以继续执政。

第三，执政党一旦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身兼党首的首相通常会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来承担全部责任。

比如自民党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不得不主动宣布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些年来，日本政界多次出现了“执政党占据众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党占据参议院过半数议席”的“扭曲国会”现象。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扭曲国会尽管确保了众议院的多数派支持，但未能确保法案成立所必需的参议院多数派支持。时间一长，很容易激发政局动荡不定、首相更迭频繁的现象。”

由此可见，日本首相在任职期间，不仅需要经历众议院选举、党首选举与参议院选举的三重考验，还要考虑众议院提前解散的机制以及党首剩余任期较短等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所以，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2）如何成为日本首相？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首相都是执政党的党首。由此可见，首相选举的本质是“派阀政治的结果”。纵观历任日本首相，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首相人选还都是派阀领袖。

比如在1955—1993年的自民党连续执政期间，15名首相当中仅有宇野宗佑和海部俊树不是派阀领袖。

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自民党内部的五大派阀领袖，不仅均将出任首相视为终极奋斗目标，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最终形成了所谓“三角大福中”之争。这里的“三角大福中”，分别指代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等五人。

1996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以后，所属的九名首相当中，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麻生太郎和岸田文雄都是派阀领袖。

小泉纯一郎尽管一直主张“打破派阀”，并以“无所属身份”参加竞选。但鉴于其在竞选前曾担任过森（喜朗）派会长，因此在竞选乃至执政过程中，都能得到森派的鼎力支持。不夸张地说，他是事实上的森派领袖。

福田康夫与安倍晋三尽管不是派阀领袖，但都是党内主要派阀“清和政策研究会”所属的实力政治家。更何况，二人的父亲福田赳夫与安倍晋太郎都是这一派阀的领袖人物，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至于菅义伟的上位，完全是“安倍派”与“麻生派”共同选择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党首选举等同于首相选举，而党首人选基本上都是党内部的派阀领袖。

尽管冷战结束后，派阀的组织纪律束缚遭到削弱，自民党派阀控制总裁选举的力量也在逐步减弱，非领袖的候选人也可以参加竞选。但是，派阀势力依然是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力量。

比如在2012年9月26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公选中，安倍晋三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41票（议员票54票，党员票87票），明显低于石破茂的199票（议员票34票，党员票165票）。

不过话说回来，在全部由国会议员参加投票的“决选”当中，安倍晋三获得了108票，石破茂获得89票。于是，前者依靠党内派阀势力的支持而成功胜出。

对此，有日本学者如是解释道：

国会上的首相指名选举，只不过是追认执政党党首为首相的仪式而已。可以说，自民党总裁选举才是我国最高权力的产生过程，如果派阀内部无法产生总裁和首相的人选，就失去了其存在意义。

实际上，即便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09—2012），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以及野田佳彦等三任首相，无一例外都是党内派阀领袖。

综上所述，要想做日本首相，最好能成为执政党的派阀领袖。退一步讲，至少要取得党内派阀大佬们的鼎力支持才行。

3）为啥日本频繁“换首相”？

在日本，政治环境的风吹草动，都与首相的任免有着密切关联。比如岸田文雄之所以主动辞职，直接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黑金”丑闻。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

在日本乃至在全球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事件并产生各种问题，之后就会发展到依据这些问题追究内阁和首相的政治责任，再强大的权力也无法事前全部预知和防止上述问题与追究政治责任事情的发生。

纵观历届内阁首相的更迭，原因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点：

• 个人原因，如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能力不足、身陷丑闻等；
• 政策主张，比如颁布的政策产生了严重失误；
• 党派纷争，包含并不局限于党内争夺和党际对抗势力等。

首先，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

在经济景气时期，日本首相更迭频率低，内阁可以做到长期执政。比如在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了五年零五个月（1979天）。

原因很简单，当时日本经济处于冷战后总体低迷中的“小阳春”阶段，其中，“在2002年1月至2008年3月，出现了长达73个月的战后最长、年均增长率为2％的低水平景气”。

作为对比，在经济停滞时期，首相的更迭频率就会变得极高。比如在1991—2001年间，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因此在十年间换了八次首相，相继有九人出任首相。

除此之外，经济政策失误也是导致首相更迭的重要原因。比如1997年4月1日新消费税政策的颁布，即将税率由3％增至5％的举措，不仅导致日本经济在1997—1998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最终迫使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引咎辞职。

其次，首相任期与派阀之间的稳定性呈正相关。

鉴于日本特色的派阀政治的存在，决定着首相必须具备良好的派阀操控能力。简言之，党内派阀抗争越激烈，首相任期就越短；派阀抗争越和缓，首相任期就越长。

比如在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期间，正值自民党内派阀领袖的世代交替期，这无疑给了他“超长待机”的天赐良机。

第三，首相任期与日美同盟呈正向关联。

“日美同盟”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国际战略支撑。实际上，正是得益于美国的支持，自民党才能够在日本国内长期实行资产阶级保守政治统治。

因此，无论是长期执政的中曾根康弘内阁还是小泉纯一郎内阁，都采取了“强化日美同盟”的施政方针。

当然，自从二战结束后，不论哪一个政党上台，其内阁的施政方针均难以摆脱日美同盟的框架束缚。换言之，美国的对日政策可以轻而易举地左右日本政局的稳定。

第四，不容小觑的社会传媒力量。

在日本，社会传媒参与政治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包含并不局限于对政治事务的报道与评论、对政治家的采访与报道、对政治丑闻的揭露和连续报道等。

无论是执政党党首选举还是国会大选，媒体都能对其展开深入报道，很容易影响到最终的选举结果。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力”。

就拿2001年的自民党党首选举与小泉内阁的组建为例，“经过大众媒体的通俗化、娱乐化传播，自民党内部的党首选举成为事实上的首相公选，小泉成了最贴近民众的候选人”。

另外，民间社会传媒还通过定期公布“内阁支持率”，深刻影响着内阁的施政方针与存续，“从内阁支持率也可以了解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特别是近些年内阁或政权更迭能否赢得民心，首相政治生命与政策主张能否确立和延续，都在内阁支持率中有所反映。”

3）尾声

日本的首相更迭，大多是在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框架下实现的。因此，尽管首相更迭频繁，但执政党并未发生轮换，基本是由执政党内部的实力政治家轮流担任首相一职。

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一党专政”的模式下，首相的适度更迭或许有利于内外政策的理性调整，拓展其政策转换空间，有助于实现长期执政。”

实际上，自1955年建党以来，自民党一直通过“一内阁一业绩”的首相更迭效益，逐步确立了长期执政地位。

比如鸠山一郎内阁实现了日苏邦正常化交、岸信介内阁修订了《日美安全条约》、池田勇人内阁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佐藤荣作内阁收回了冲绳岛，其他内阁也大多有自己的代表性业绩。

但是，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指出，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缺乏“执政党轮换”的“政治不成熟”现象日渐体现了出来。

简单地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体制使包括政党、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力全部丧失，重要课题因此大大延后。或者说因省厅的对立、胶着，不断失去政策解决的时机”。

随着长期执政产生的体制弊端的不断累积，自民党于1993年一度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因此，他们在于1996年重夺执政党地位后，第一时间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在2006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日本内阁更迭频率频繁。先后有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六人出任首相，每届内阁存续也就一年左右。

对此，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戈登·弗莱克指出：“日本领导人频繁更换，使得华盛顿方面不再严肃对待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因为他们的任职时间没有多长。”

坦诚说，如此频繁地更换国家领导人，放在大多数国家大多会吃不消。但从总体上看，日本的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日本政坛或许又要迎来一轮又一轮的走马宫灯式的格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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