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时刻

▲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6日宣布了赢得了美国大选。

在美国东部时间11月6日周三凌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宣布胜选。回顾他上一个任期，特朗普2017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他曾表示，巴黎协定破坏美国经济，会让美国“处于永久的不利地位和贫困”。

下周即将迎来巴库气候大会（COP29），特朗普上台给世界地缘政治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将如何改变全球气候进程？中美气候合作是否会“开倒车”? 美国的气候融资承诺是否会落空？欧盟面对此局面将如何提振气候行动的信心？来自中国、东南亚、非洲和欧盟的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莫争春博士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

毋庸置疑，特朗普胜选将极大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对全球气候进程也将有巨大影响。从短期来看，本月即将召开的COP29的一些既定议题，例如气候融资和Article 6（即《巴黎协定》第六条）等，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将更具有挑战性。在拜登政府成为跛脚鸭的情况下，美国气候代表团对谈判能承诺多少，以及对协议达成能够多少贡献都将是问题。另外，他们的建议能否被其它国家重视可能都成为一个问题。

明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就可能宣布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取消拜登关于出口天然气审批的暂停令，甚至有可能进一步退出UNFCCC。拜登政府制定的到2030年减排50-52%的中期路线图将可能无法实现。另外，即便特朗普无法取消整个《通胀削减法案》，也会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取消或延缓执行其中一些关键气候条款。

中美气候合作可能退回到省州级层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和技术的进口有可能加大限制力度，包括对已经在美国建厂的中国企业申请IRA（Inflation Reduction Act，即《降低通胀法案》）补贴可能会加以限制。但是中美之间的传统油气能源贸易应该可以正常进行。

劳伦斯·图比安娜（Laurence Tubiana）

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美国的选举结果对全球气候行动来说是一次挫折，但《巴黎协定》已证明其韧性，协议本身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更加坚韧。

与2016年相比，时代背景大不相同。全球绿色转型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力，美国曾是这一进程的领导者并从中获益，但现在可能会失去这一优势。最近飓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无情地提醒了人们，所有美国人都会在气候变化恶化中受影响。

为了回应民众的诉求，美国各地的城市和州正采取大胆行动。“美国全力以赴”（America is All In）的气候行动联盟，已经覆盖其65%的人口和68%的GDP。这种联盟，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非国家行动者，应在全球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欧洲现在有责任和机会站出来领导全球气候行动。通过推动公平平衡的绿色转型，尤其与他国密切合作，欧洲可以展示出有雄心的气候行动能够保护民众、强化经济、增强韧性。

姚喆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顾问

不管谁入主白宫，气候变化的影响只会持续恶化。显然，每个国家都会为了保证自己的人民的安全，而采取气候行动。而美国联邦政府气候行动的缺失，对全球气候治理来说将是一次重大挫折，但路也未尽。

而中国再次处在关键时刻。各方对中国的期望很高，希望中国能与其他关键的国家一道，向世界表明气候行动的持续性。中国在气候行动中有独特的地位，不仅因为其碳排放量的巨大，也因其在清洁技术方面的实力别具优势。具体而言，中国若能推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并阐明逐步转向非化石燃料的行动，将会为世界注入信心。

在拜登时期，气候问题在稳定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逆转近年来的部分气候外交成果，但希望仍在，美国与中国的气候合作可能会在次国家级层面，以及其他非国家层面的行动者中持续。

桑杰·瓦什斯特(Sanjay Vashist)

南亚气候行动网络主任

从技术上讲，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的当选不应影响COP29的进程，因为拜登总统仍将掌权至 2025年1月，并有能力确保新的气候融资目标取得成功。

然而，特朗普的连任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削弱气候行动雄心的借口，气候危机已迫在眉睫，合作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包括美国。美国在气候融资承诺方面一直未能达标，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很可能将这项贡献减少为零，但2025年后的气候融资并非仅依赖美国。正如以往，我们期待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站出来引领行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200个国家在特朗普的第一次任期内继续共同努力，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

伊诺克·西托勒（Enock Sithole）博士

南非气候变化传播研究所执行主任

特朗普当选，让全球所有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人们感到不安。他曾将美国撤出《巴黎协定》，完全否定了该协议的宗旨。他还将发达国家在COP15上承诺的每年筹集1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称为“敲诈”。除非他改变对气候变化的言辞，否则非洲，尤其是非洲大陆，应当对他格外警惕。

这意味着非洲大陆需要动员自身资源来应对气候变化，而不能完全依赖支持复杂多变的西方国家。我一直提倡非洲各国政府对化石燃料公司的暴利征税，并将所得资金用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我敦促非洲国家紧急考虑这一点，因为来自西方的资金支持现在极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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