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中科院改革及联想

周光召（1929-2024）

作者简介：祝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原载于财新网，作者授权发布。

8月17日，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病逝。这些天，人们议论得较多的，是他对“两弹一星”的贡献。然而，业外人士不太了解，周光召从1987年1月到1997年7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新观点。中科院在保有一支精干力量继续从事基础研究之外，开始组织为经济服务的“面向工程”，带动“大院大所”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

周光召1997年卸任院长时，人民日报科技记者经过长期的追踪采访观察，得出结论：“有人说，中科院是计划经济的宠儿，它的诞生和贡献都与之息息相关。周光召在中国社会广泛、深刻的大变革中，为中科院寻找一条符合时代特点的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科院 新老交替静悄悄》，199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可以说，没有周光召牵头实施的中科院改革，及其对地方科研院所的示范效应，恐怕就没有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和今天的杭州、深圳高科技重镇，以及那么多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的高科技企业。

邓小平早在“文革”后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1988年进一步主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周光召就是把“国家队”强大的科研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推手，鼓励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也切实改善科技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

一流科技攻关能力，二三流工艺水平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战略部署。

1982年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提出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方毅讲话）。

新中国相当一段时期，科技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节现象。较早从中科院下海、创办北京科海新技术开发中心的科研人员陈庆振曾对我说：过去在研究所，我们是“指兔子，打兔子，打到兔子抢兔子”；如今在民办科技机构，我们是“找兔子，打兔子，加工兔子卖兔子”。说起来惭愧，农民还知道地里该种些什么，而科技人员往往要等待行政渠道分配所有课题，等着上级为他指“兔子”。一旦打到“兔子”，达到某项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便欣欣然，把“兔子”往展室、仓库一丢，却为谁应该得头功争个不休。（祝华新《书生走向市场》，1988年1月8日）

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例，这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摇篮。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第一台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为“两弹一氢”服务的“功勋计算机”先后从这里诞生。然而，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闷：自1958年建所以来，他们研制的30多种计算机大多数停留在样机、展品的阶段，没有变成商品。计算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应用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们曾自我解嘲地说：“我们的计算机是雄性的，不会下蛋。”

人民日报曾撰文分析：关键在于缺少一个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在国内硅酸盐研究所，看到橱窗里陈列着该所引为骄傲的锗铋酸大单晶，十分惊讶：“你们为什么不组织生产去赚钱？”我们的科技人员豁然开朗，马上与工厂联系批量生产，第一年的收益就数以百万元计。中国约70%的科研经费，80%的价值万元以上的设备，65%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集中在国家办的大院大所，而其研究课题又与生产部门严重脱离。这种科研布局使得科技人员只有论文意识而无商品意识，关心的只是学术水平而非经济效益。科技人员在“象牙塔”中搞研究，与国内产业的技术落后状况相当隔膜，或者干着急而插不上手。其结果，是第一流的技术攻关能力伴随着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实际工艺水平。研究所属全民所有制单位，经费和人员配置，科研课题的立项，科研成果的评估和奖励，一切都由政府包揽，研究所只对政府负责；至于市场究竟需要什么项目，一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算，这些都不必考虑。（蒋涵箴、祝华新《“大船”优势》，1990年8月8日人民日报）

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科技）攻关不是目的，取得成果以后，还要很快应用，推广开来。过去也有不少成果，但是没有很好地应用推广。“必须组织科学技术成果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单纯军用向军民兼用转移，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从中间试验、工业试验、小批量生产直到大量生产、普遍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要打通。”（1982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注意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为此，特别强调“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

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周光召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此时的中科院是一个拥有４万余名科技人员、学科配套齐全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大部分研究所是按学科建立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大部分已经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这样一支庞大的科研力量，如何反哺国民经济，造福广大民众，是周光召面临的历史变局。

“一院两制”，中科院的大格局

周光召上任伊始，宣布中国科学院将以2/3以上的力量投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

1988年11月，周光召进一步阐述了“一院两制”建院模式，在全院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所，同时在技术开发方面形成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产品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技术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和公司。周光召解释说：我们逐步认识到研究工作和开发工作目标不同，性质、特点、发展规律和价值观都不同。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评价鼓励标准和方法，采取不同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办好高水平研究所和开发高技术产业并重》，198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当时科学界存在很大的担忧，这样的改革会不会毁掉中国科学的百年根基？例如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大声疾呼：“我们一直说要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但是再不真正重视基础研究，若干年后我们就拿不出什么可转化为生产力的成果了。”（本报记者李泓冰、王友恭《中国科学院部署基础研究改革》，1988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对此，周光召承诺：中国科学院将继续花相当的力量开展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建立若干个国家研究实验室或国家科学工程中心，鼓励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这是使中国工业发展赶上世界水平的原动力，不能放松。”

与此同时，周光召坚定不移地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他曾向新闻界详细介绍了改革方案：中科院将参与开拓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参与一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同与一些企业相结合，使这些产业变成外向型的，以打开国际市场为目标，实行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为此，研究所逐步实行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同企业结成联合体，或者组成企业集团，使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商品。（记者陈祖甲、杨良化《中国科学院确定下一步改革方案》，1987年3月6日人民日报）

周光召甚至狠心表示：“按人头分配，伸手向上要钱、要人、要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研究所必须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成为有组织有活力的竞争单元。”

改革给科研“国家队”带来的震荡

1984年下海创业的柳传志，多年后忆起中科院号召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在当时却犹如石破天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这不是太正常、太平常的事吗？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科学院的人们都会为这个提法“或是激动地彻夜不眠，或是觉得天崩地陷，或者吓得心惊肉跳”。

那时候科技人员创业，也曾引起种种非议。社会上一些人认为科技人员经商是“不务正业”、“财迷心窍”、“高级倒爷”。下海的知识分子也自信不足。某市人大代表开会，个体经营的民办科技实业家与贩菜、卖牛仔裤的编在一个“个体户组”。审议文件时，有人对这位科技实业家说：“数你读过几年书，你来念吧。”事后提起此事，这位科技实业家委屈地哭了。“个体户”的称号，似乎是对高尚的技术开发工作的亵渎。（祝华新《书生走向市场》，1988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今天企业家被误解甚至“黑化”，其来有自。

这是“赛先生”（科学）与“康先生”（商品）的历史性握手。中科院上上下下怀揣着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深谋远虑，沿着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市场转化的不同路径，各自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其中，下海创业的科研人员，未尝不也是“听从祖国的召唤”，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

例如，联想创业当时是背水一战，公司里人人都有一种危机感，大家拚命地工作。刚开张时，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只要有一个人进来，哪怕是问路的，甚至人家只把门帘撩个缝儿，他们都要把人家请进来，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发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呀，需要什么产品呀，我们有什么东西呀，热情极了。

计算所领导是“开明婆婆”。曾茂朝所长宣布：不经过总经理同意，所里绝不给公司硬性派人；公司觉得哪个人不合适，可以退回所里。再往上，科学院领导也是“开明婆婆”。周光召院长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对公司不管就是最好的管。”当然，不干涉不是不闻不问、作壁上观。为计算所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科学院的工作确实没有少做。（蒋涵箴、祝华新《“大船”优势》，1990年8月8日人民日报）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禹作敏介绍完辉煌的创业史，有人问：“目前你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主人一愣，沉吟片刻，说：“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人的素质差……”改革的成败，最终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企业家阶层的生长。

改革初期的绿茵场上，肚里墨水不多的农民企业家龙腾虎跃，不断起脚射门；而几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却只能在门前盘带，甚至在场外观战。中国知识界的精华不能进入企业界，我们就不可能在高技术、新产业上赶上世界潮流。一些优秀科技人员，熟悉科学技术，信息灵敏，对世界大势看得清，最具备开拓市场的实力，不正是企业家最合适的人选么？一旦披挂上阵，他们恐怕会比农民企业家有更大的作为、更远的前途。（祝华新《在科技改革与经济改革结合部》，1988年1月4日人民日报）

对联想等科技企业的鞭策和呵护

据柳传志回忆，周光召院长聊天时谈到，到美国、到日本考察，发现企业是创造财富的直接组织，但是怎么能把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和企业连接起来呢？对技术开发型的研究所到底怎么能把研究成果变成财富、变成生产力，周光召心里也没有底，也要摸着石头过河。（2019年“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发言）

人民日报这样回顾中科院科技人员创业历程：

1980年12月，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在中关村创办第一家民办科技实业机构——“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成为科技人员离开科研岗位“下海”创业的第一人，拉开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序幕。在这股大潮中，中科院员工纷纷下海创办企业。1983年成立了科海公司和京海公司，1984年成立了四通公司和信通公司，这就是中关村初创时期著名的“两通两海”。

也是在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诞生，从初创时仅有11个工作人员和20万元经费，以开发、生产、推广联想汉字系统起家，规模不断壮大，迅速成长为我国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成长为现在家喻户晓的联想集团。（赵亚辉《中国科学院60年推进科技发展纪事》，200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周光召对各所研究人员出来办公司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从王震西（1985年创办北京中科三环公司）、柳传志（1984年创办北京计算机公司，即联想的前身）到周明陶（1985年创办希望电脑公司），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关照。（《中科院 新老交替静悄悄》，199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当年的下海创业科研人员都感念老院长的恩情。柳传志2019年参加“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发言，动情地说：“周光召院长就是我们的贵人。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我们正迷茫着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是周院长给中国科学院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全体科技人员指出了一条突破性的道路。”“在后来35年的征程中，有狂风巨浪、有激流涌动、有山一样的压力、有荆棘丛生。在这个过程中，周院长在干什么？他全神贯注地关切着我们，随时随地地提醒着我们，极其小心地呵护着我们，拼着他的全力支持着我们。”

1988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开发工作会议”，介绍了中科院旗下北京三环公司、北京计算所、上海技术物理所、上海硅酸盐所的经验。会议提出，办新技术产业，必须要派优秀的科研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应该是院和所里的骨干。只有这样的优秀人员才可能办出好的产业来。院和所的领导，对于派去办新技术产业的干部，要放手让他们去干，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事业。

周光召院长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公司规模太小，只有几千万元产值，高技术产业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为此，科学院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已经或准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首先是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科学院的公司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这是中科院鼓励新技术企业“改制”的明确政策信号。

周光召还谈到允许企业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从事开发的科研人员照样可以评职称。

正因为中科院的这种开明开放态度，包容试水试错，厚积薄发，若干年后，让中关村和上地科技园区成为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成为北京GDP增长中最强劲的因子，成了摇钱树和聚宝盆，并带动杭州、深圳等地的科技资源集聚和财富爆发式增长。

1998年的庆祝第100万台联想电脑诞生仪式，1999年的联想集团成立15周年主题报告会，已卸任院长、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光召都应邀出席，发表热情讲话予以勉励。

周光召对下海的科技人员放心不下，殷殷叮嘱：“单有科技优势不足以在竞争中取胜，从市场需求、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质量成本控制、推销网络到资金调度、组织管理和公共关系等无一不是重要的环节。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成为市场经济的内行。”同时，周光召提醒对市场经济也要“防止其有害的副作用”。他希望识别和选拔真正有理想有才能的科技企业家，尊重他们并委以重任，建立规范化的财务制度和投资决策的程序是取得成功、减少风险的组织保证。（周光召《在改革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科学院道路》，1992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这位理论物理学家较早地意识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合规问题，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目光深远。

老院长热切期望：科技界应当在科技前沿领域努力拚搏，获取知识产权，加快成果转化速度，促进有自己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的成长。自主创新要成为国家兴旺的不衰动力，成为民族自立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支柱。（199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国民财富的涌流，周光召倡导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彪炳史册！与此同时，对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的中科院老一代科技企业家，其筚路蓝缕创业、践行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贡献，也需要还原其历史逻辑，给出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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