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路遥获茅盾文学奖后说，我要把他们都踩在脚下

这是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开篇，也是热播的同名电视剧中作家路遥的原声再现。伴随着无数争议，电视剧的收视率艰难地攀升着。每部电视剧总会是有争议的，但是大多数电视剧争议都是无聊的议题，只有《平凡的世界》让我们怀着热情的期望，认真争议：为什么旁白这么多？金波一家的角色怎么没有了？孙少安和孙少平等人的角色是不是有点太光鲜亮丽了？几条主线之间的故事联系是不是有些琐碎和勉强？

不要责怪观众太苛刻，我们对这部作品太熟悉了。有多少七零后八零后都是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长大的，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他们人生中缺乏缺席了太多的精神滋养，只有从文学作品中寻找自己的精神领路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几乎是他们早年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积极、奋斗、向上的唯一榜样。房地产大鳄潘石屹就称，他自己是路遥这部小说的忠实书迷，他反复看过七遍。正是这部小说带潘石屹走出了大山，成长为如今的地产界大腕。他说：“《平凡的世界》是对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其实，《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通过这面镜子，就把我的童年照射出来了。”

其实那也是路遥的童年。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为了生存，在路遥七岁时，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对于路遥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他后来在自己的小说集序言中回忆说，他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小说中，如果说孙少平喜欢上郝红梅是生活的真实表现，那么他与地委书记女儿田晓霞的相爱，那就只能算是作家的美好的想像和寻求心灵的慰藉了。

路遥最美好的初恋对象是来自清华附中的女知青林琼（一名为林红）。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都知道“招工指标”在那个年代是何等重要。可是，路遥却将这个“指标”非常愉快地给了自己的恋人。不久，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军官。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

路遥后来和朋友、作家海波谈到婚姻，海波问他：为何不找个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拣？他有点生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同在延川县插过队当过知青的习总书记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大概就是这个时期。

也正是这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俩1978年1月结婚，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谈不上和谐、幸福。在辞世前三个月，林达扶起病床上的路遥，他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与婚姻相比，路遥的写作之路也颇为不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陕西作家群已经崭露头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

而那时的路遥很苦恼，他的创作之路遇到了瓶颈，想要突围，却找不到方向。他于1978年写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所有刊物退稿。在最后投《当代》时，路遥对朋友说，“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烧了之”。但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编辑秦兆阳邀请他去北京改稿的电话。结果，在秦兆阳指导下修改发表的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后来一直称秦兆阳是他的“文学教父”。

真正改变路遥命运的是1982年11月出版的小说《人生》，出版社首次印刷13万，很快脱销。第二版12．5万，一年后加印7200册，总数将近26万册。1983年，小说获中国作协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因创作成绩突出，1983年，路遥成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驻会专业作家。他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摆脱了早年困苦的记忆。

但这些并未让他感到满足。在后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随笔中，他说：“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他想在四十岁之前，写一本“规模最大的书”。作品的框架最终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现在读《平凡的世界》的开篇觉得平淡无奇。但是为了营造这种效果，路遥四处奔走，经过两年的前期资料储备，1985年秋，路遥带两大箱书籍和资料，十几条香烟，两罐雀巢咖啡，到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开始写稿。在弟弟的张罗下，矿医院为他安排了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塑料沙发。矿上生活艰苦，没有蔬菜，鸡蛋，豆腐都难买到。路遥中午起床吃馒头、米汤和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

压力并非源于艰苦的环境，而是源于自我的质疑和超越自我的绝望。开始的三天里，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他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

“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他平静地坐下来，顺利地开始了：“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但更大的不顺还在后面。1980年代中期，各种西方文学潮流涌入中国，冲击着有些“落后”的现实主义。那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要不写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仿佛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1986年初，路遥把第一部初稿给了《当代》，审稿编辑觉得读不下去，退稿。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文联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但总要写下去，在他即将完成整部书稿的间隙，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可以说，这次广播改变了这部书的命运。在那个媒介不同，讯息不畅的年代里，广播几乎是最为流行的宣传方式。很多家庭买不起电视，却家家都会有一部收音机，听广播，听评书，听故事，是那个年代长大的人最为着迷的娱乐方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让这部小说在完整出版之前，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种宣传模式，比现如今的书商炒作更为有效和便捷。

1988年5月25日，路遥完成了《平方的世界》的全部创作。路遥在创作随笔中回忆说，“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他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