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视野下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知识、社会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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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赵超

作者简介:赵超(1986- ),男,山东曲阜人,法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北京 100049

内容提要:反身性概念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替代了原有的实证主义争论,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演进的新的线索。在反身性视野下,社会科学不再是一个外在于当代社会的独立变量,而是包含在它的研究对象之中,构成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基于反身性视角,实证主义、解释学与批判理论的传统分歧得到了弥合;同时,在建构论与实在论、知识的统一性与多元论等议题上,反身性也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开启了新的张力。

长久以来,讨论社会科学哲学问题时最常见的开场白莫过于谈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主要是各种解释学和批判理论——之间的争论了。这一系列论战包括了科学的统一性还是特殊性、说明还是解释,价值无涉还是批判等问题。可以说,围绕实证主义的论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构成了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域,它“形塑了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1]10。但进入当代以后,社会科学哲学中原有的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演进线索开始逐渐隐匿。建构论等新兴学说的发展,消解掉了原有争论各方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对社会科学本身的现代主义理解。因此,在审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时,便需要寻找另一条线索、另一种范式,来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一个新的讨论平台。

一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中的反身性意涵

尽管近些年没有再出现——也不可能再出现——新的、像实证主义那样具有“大一统”色彩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案;但是,从当代松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特点,例如对总体性概念的摒弃、对生活世界的回归以及对行动和实践的强调,等等。其中,“反身性”(reflexivity,亦作“反思性”、“自反性”)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可以成为描述当代社会科学特征的核心概念。近20年来,反身性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开始大量出现在各类社会科学的研究文本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尽管在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强纲领、双重解释学以及反思社会学那里其含义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反身性意味着: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和实践本身同社会科学对其知识和实践的反思日益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看,近20年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话语以及围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各类表述等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身性特征。吉登斯曾在三个不同议题上使用反身性一词,这基本涵盖了社会科学领域反身性概念的语义范围:

第一,行动的反身性,即作为观念动物的主体拥有反过来针对自身并监控自身行动的能力;

第二,社会科学的反身性,即社会科学生产的知识会注入所描述的现实中,促使现实发生扭曲,反过来影响社会科学知识自身的效度;

第三,社会的反身性,即社会的演进使其具有控制和规划自身发展的能力[3]40。

根据这一划分,反身性学说至少在两个层面上重新定义了当代社会科学实践:第一是在作为研究对象(object)的日常行动者层面。反身性概念通过强调行动者针对其行为的反思能力、概念建构和意义生成能力,将行动者的主观知识、生活世界等议题置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反身性视野下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意指对于社会行动者知识的研究,社会科学便成为吉登斯所谓“双重解释学”(double hermeneutics),在社会科学的专业性知识与社会行动者赖以展开社会生活实践的日常知识之间呈现出一种交互性的(reciprocity)、双向的(two-way)以及辩证的关系[4]。社会行动者的主观经验、实践等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内容。

第二,反身性更为重要的含义,体现在作为主体(subject)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层面,即反身性的概念催生了反身性的社会科学实践。反身性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是: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不再能够将自己从他/她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中剥离出来,进行所谓“客观的”研究,因为社会研究者自身便是它的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因此,他/她必须在研究过程中询问自身的角色、自己同研究对象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总之,须对研究本身进行反思。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行动者一样,反身性的社会科学同样也指向了当代社会科学中“行动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actor)。这种行动者的视角作为社会科学话语的一部分,会参与塑造社会科学知识的形态。与此相应,社会科学也摒弃了实证主义式的普适性真理观,成为一种社会情境化了的(socially contextualized)知识形式[5]367。

总之,所谓“反身性转向”(the reflexive turn)不仅使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发生了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自我认知,标识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原则。而反身性视角的哲学基础,则是以建构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实在,它只能通过特定的认知结构来把握实在。而认知结构本身则是一种构造物(construct),是一种介乎科学和实在之间的“中介知识”(a mediated knowledge)[1]137。这种构造物的建构过程受制于科学研究者的观念、思维框架、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建构了它的研究对象;这同时也意味着,建构论的社会科学具有了反身性的特征。

二 反身性社会科学与立场认识论

在反身性视野下,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将社会科学自身纳入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审视、反思和批判,体现为各种以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或称反身性社会学)为标签的学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古尔德纳(A.Gouldner)便将反思社会学界定为“社会学家同社会之间的关系”[6]。进入当代,各种带有反身性意味的理论纷纷出现。其中,布迪厄将社会学知识的反身性同其客观有效性明确地联系起来。他提出,对社会学实践本身进行社会学的审视,即所谓的“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是保障社会学知识不被各种“偏见”——例如唯智主义偏见、“学究谬误”(scholastic fallacy)等——所蒙蔽、而对其客观性造成损害的前提条件[7]。布迪厄鼓励研究者对自己的实践采取批判态度,即“对象化对象化”(objectifying objectivation),并认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向度[3]100。与布迪厄对客观性的追求相比,吉登斯则更为注重社会科学知识同日常现象之间的反身性建构关系。他的双重解释学不仅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已经被日常知识所建构了的;还认为这二者的反身性关系是相互的,双方都会对彼此的阐释进行再阐释: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概念源于常识,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也会返还、滑移(slippage)、渗透甚至消失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8]。

反身性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后果,是催生了以女性主义认识论为代表的“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近些年,随着建构论的视角革命,传统马克思——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即“知识的创生过程中,知识主体扮演的角色”问题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一些新的社会立场理论,如探讨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讨论种族问题的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以及探讨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后殖民主义、边缘化理论(marginalization theory)等,以更为激进和前卫的姿态以及更为精致的理论形式,对传统的知识观进行颠覆。这些基于社会立场的认识论深受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相对的,是认知者立场和主观经验的话语表达;并且,在知识生产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各种立场认识论中,女性主义认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表述。

女性主义认识论尽管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其核心观点具有一致性,都认为社会现实是一种性别建构。诸如史密斯(D.Smith)、哈丁(S.Harding)等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也是一种性别建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男性经验的理论性表达,它天然地包含着男性所特有的思维特质以及“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与此同时,女性所感知的世界与传统科学知识所描述的“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史密斯提出“分裂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来描述这种区隔[9]。哈丁则在其作品中,对存在于问题界定、阐释以及批判过程中的性别偏见进行了分析[10-11]。通过揭示这些偏见,女性主义者试图探索女性社会经验的性质,一方面批判原有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则试图发展出一种关于知识和科学的不同的认知视角,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女性中心(gynocentric)的科学[12]538。总体上看,女性主义认识论尽管遭受很多批评——例如它对于性别的本质主义假定、对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不对称性审视(倾向于赋予被压迫者认识论层面的特权)、浓厚的相对主义气息等,但由于同当代社会科学在反身性层面上的契合,以及强烈的批判意识——它挑战了那种将科学作为一种纯粹认知体系的观点,倡导将多样化的人类经验和知识形态纳入传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社会科学——故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13]。

三 反身性社会与行动者的视角

反身性特征除了体现在社会科学的认知层面,也体现在围绕当代社会和日常行动者的理论表述中。在反身性社会理论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贝克的风险社会以及卢曼的系统论学说。贝克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全面渗透,社会已经从一个外在于科学的对象变成一个由科学自身创造的世界,面临由它自身的缺陷所导致的各种次生性问题。并且,科学技术本身不再具有掌控其负面效应的能力,因此当代科技社会中充斥着风险[14]。简言之,科学技术从单纯解决问题变成它自己就是问题。风险社会理论体现了科学知识在社会层面的反身性后果,而卢曼的系统论则直接关注社会系统自身的反身性。在卢曼看来,社会是一个基于意义沟通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自动创生(autopoietic)和自我存续(self-perpetuating)的系统,其存在目的是为了对环境进行适应,从而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因此,它会自动嵌入环境并调节与环境的关系[15]。在这个过程中,它能够把自身放到整体行动中加以考察,并且能够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加以概念化[16]。而社会系统的不断分化,可以看作反身性在社会层面的展开。

当代反身性社会科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于“行动者的视角”(the approach of the actor)。其中,各种标签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学说——科尔曼(J.Coleman)、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Game Theory)等,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方法论层面看,理性选择理论实际是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扩展到政治及社会领域;与此同时,它却抛弃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和社会的均质性假定,强调环境的异质性以及个体行为的多样性。通过对理性本身进行历史主义解读;该理论发展出“有限理性”等操作化概念,并对行动者在掌握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根据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过程进行分析。

当代社会理论中,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被标签为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由于能够对非常具体的情形进行分析和模拟,它避免了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对于人类行为的还原论解释;但同时,也招致了诸如“过于强调也许并不在场的理性”、“让一帮抽离掉了文化与社会属性的行动者在一种虚拟的情形中进行决策”等批评。在各种批评中,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布迪厄看来,日常行动者对于其行为的反思通常并不像理性选择论者所说的那样,而是表现出一种不同于理论理性的“实践理性”特征——相对而言,理性选择理论则是在“实践主体”身体上生长出了一个“认知主体”的头脑[3]167。布迪厄用“实践感”来描述个体在实践过程中获取的知识,这种知识与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不同,具有默会性、模糊性、紧迫性、权宜性、象征性以及经济性等特点。实践感的提出,意在表达实践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知道(确信)而又不好言说的“感觉”。这种感觉作为一种“利益”(interest)、“幻象”(illusion)或者“利比多”(libido),构成了刺激人们行动和实践的理由[17]89。

对于社会科学哲学来说,理性选择理论和实践理论都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领域行动者回归的思潮,只不过前者只是在研究对象的层面上部分地参与了反身性议题。在持有理性选择立场的学者看来,行动的反身性表现为一种理性,是行动者针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性调控。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则将这种反思性同场域等结构性力量对个体思维的支配糅合在了一起。

四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整合与理论张力

前文谈到,社会科学哲学中原有的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争论在当代渐渐止息。而反身性社会科学作为当代“理论综合运动”的一部分,对传统视野下社会科学哲学旧的争论进行了弥合[18]。在另一方面,反身性视角的引入,也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张力——它可以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科学演进的新线索,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引入新的争论平台、范式以及议题。

(一)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中的理论整合

反身性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晚近的方法论体系,首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参与了社会科学哲学原有分歧的整合。在传统视野下,实证主义、解释学以及批判理论等传统尽管对于社会科学知识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这样的分歧和争论实际是建立在特定共识基础上的——它们都分享了关于社会科学的现代主义定义,即将社会科学知识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外在的独立变量来看待。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度不受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影响;同时,社会本身则是一种与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具有不同性质的范畴。尽管传统的批判理论和实用主义也都反对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观,或主张实践真理观;但这种价值涉入和实践维度并没有以消除社会科学研究主客体之间的二元性为前提。而在反身性视野下,社会科学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变量,而是包含在它所研究的客体之中;知识与社会、社会科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不再构成二元的(dualism)、而是一种二重性(duality)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只是知识的不同序列(order)之间的“转译”(translation),而不再涉及两种不同范畴间的本质性区隔[1]121。在这样一种进路中,社会科学哲学原来的争论已不再成为问题。例如,尽管可以将反身性理论看作是解释学传统的发展,因为它主张知识的阐释(而非说明)性质,但由于强调社会科学知识自身的反身性,因此它有着与旧解释学不同的、清晰的批判取向;而与批判传统相比,反身性社会科学又反对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单一立场和本质主义观念,代之以一种多重立场(multiple standpoints),在这一点上它又认同证伪主义的实证科学观和开放社会观——简言之,传统理论之间的各种分歧,通过反身性的视角革命很多都可以得到弥合。

其次,反身性社会科学整合了围绕“客观性”的对立主张。传统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分别有着不同的表述。前者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强客观性”,后者则为“弱客观性”或“受限定的客观性”(limited objectivity)。在反身性视野下,这二者都可以被整合进“反身性客观性”或“社会情境客观性”(socially situated objectivity)之中。这样的一种新主张实际上是对于何谓“客观”的重新定义。例如,在女性主义等立场认识论者看来,不存在普遍的、总体性的客观性,所有的客观性宣称都是某种“位置理性”(positional rationality)的表达[19]。而布迪厄则将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建立在一种自主性的科学体制的基础上;保障这种科学自主性的,是“科学共和国”全体成员的集体性反思[3]61。不论具体方案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对于反身性的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客观性应当建立在某种坚实的社会性共识或商谈伦理的基础上。

最后,反身性的社会科学促进了行动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整合。如何超越行动与结构的对立一直是当代社会科学面临的重要理论议题。面对该问题,反身性视角通过将个体的知识能力和反思能力置于核心地位,开始强调结构的生成性质,将其由一种决定个体行为的先在甚至先验因素弱化为一种由集体性行动塑造、反过来又去塑造行动的生成性范畴。例如,布迪厄在其“生成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中,将社会结构表述为由差异性和历史性的行动构成的“场域”(field);行动则相应成为“惯习”(habitus),意指个体长期浸淫在特定场域中,被反复灌输出来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和行事风格[20]。社会结构对于行动的作用,表现为个体是在用场域塑造的思维图式来进行认知和实践的,即“被决定体现在决定之中”[17]103。而对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来说,结构本身并非外在于行动,它作为规则和资源,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行动与结构之间是一种一体两面的二重性关系(duality of structure),后者既是不断组织起来的行动的中介,同时也是行动的无意识结果[21]。

(二)反身性社会科学的理论张力

反身性社会科学在带来理论整合的同时,也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开启了新的议题和张力,这种张力首先表现为建构论(constructivism)和实在论(realism)之间的分歧。其中,实在论的典型为巴斯卡(R.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而建构论则包括以伯格和卢克曼、西考莱尔(A.Cicourel)以及戈夫曼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体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以强纲领为典型的科学建构论(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以及源于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激进建构论(radical constructivism)[5]373-374。在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中,建构论与实在论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替代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争论,只不过新的争论双方都反对实证主义,承认现实的建构性质;同时也都接受反身性概念,主张知识要批判性地涉入现实之中[1]136。所不同的是,双方对于“实在”的性质具有不同的看法。建构论认为实在并非外在于知识,而是由行动者的认知所建构,社会现实是行动者积极行动和塑造的产物;实在论则主张,实在本身是独立于认知的,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而是具有不同的层级,只能通过“形态上的‘浮现’”(morphologically‘emergent’)来被认知。实在论者尽管反对还原论的因果说明模型,但却捍卫社会科学因果说明的目标,认为组成社会现实的“生成性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s)独立于它所生成的事件(events)[22]。总之,当代实在论者的这样一种立场同当下社会理论中的主流建构论形成了某种张力,亟待通过一个更具洞见力的视角来实现新的综合。

除了建构论与实在论,当代反身性社会科学还面对知识的统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张力:社会科学究竟是一种具有普遍主义意味的知识形式,还是秉持着特殊主义的认知风格?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主流,不论是建构论还是实在论,都早已经超越了旧的历史主义和解释学传统,不再把社会科学当作一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秉持特殊方法论原则的知识类别,而是认为二者在受社会情境塑造方面是一致的——当然这也要归结为后实证主义对主流自然科学哲学的影响,使后者也成为一种阐释性知识;同时,在反身性的视角下,由于社会科学自身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拥有了相同的属性,社会研究者本人成为同其研究对象一样的社会行动者,使得社会科学知识与日常的社会知识也具有了“常人方法论的无差异性”(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23]。至此,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科学知识同日常知识之间固有的认知藩篱被打破,各学科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一切知识在反身性层面实现了新的“统一”。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当代社会科学哲学又认同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观,它将所有的知识看作是地方性的、多元的和不确定的。对于任何一种知识类型来说,都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化的表述,而是同行动、实践,同其所施展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未来的社会科学哲学,将在这样一种有趣的张力中继续展开自身的想象。

五 结论:社会科学知识的公共性与知识社会学风格的社会科学哲学

德兰迪(G.Delanty)曾经概括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十二条主流观点:知识具有历史嵌入性;真理具有相对性;中立科学的衰落;理论的构成性质;知识的社会情境化;认识论的不确定性;物理主义的终结;反还原论;偶然性;反本质主义;世界作为人造物;学科的衰亡[5]366-369。金凯德(H.Kincaid)则将其特点概括为:围绕情境而非理论展开;受时空限制的因果性而非普遍性法则;源于日常概念;论证和说明过程的复杂性;反整体论;哲学和科学的彼此依赖;区分科学与伪科学是一种误导;社会体制起作用;不再追问如何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12]5-7。殷杰教授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特征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转向和知识转向,即日益强调引入历史——文化视野中的社会因素,来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创造、发明和实践[24]。在对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演进趋势进行把握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在“反身性”概念的引领下,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正愈来愈多地同社会科学本身的社会属性缠绕在一起;而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反思则愈来愈多地带上了一种知识社会学的风格,即着重去探讨社会科学自身同其对象——即社会——的关系。

与以上特征相关联,当代社会科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将社会科学自身置于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关切问题的讨论中,自觉地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变革社会的行动力量来看待。近年来,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作为一种新兴学术运动,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5]。公共社会学主张打破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同时打破学院围墙,倡导社会学知识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干预和与之深度的交融。这种观念一方面在学理层面上同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立场相一致——重拾社会科学的批判属性是反身性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要求;另一方面,公共性也是当下社会科学为了应对当代急遽的社会变迁(以及知识变迁)、保证其生存的合法性地位而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调适。通过重新定义和审视自身,社会科学家将作为一种沟通性的知识群体,在未来的公共生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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