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名影视厅2024年10月11日日发布:张德恒：应神生活时代与王仁献书《千字文》考论

摘要：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王仁献书日本，一般认为这是汉籍流日的最早记录。但是对于应神天皇的生活时代，学界历来存有异说。由于应神生活时代歧说参互，遂而造成王仁献书日本，亦即汉籍流日最早时间的不能明确。本文对应神生活时代的相关异说进行探源、析论，并借助德川日本学者之著述以及《三国志》等史料，考定应神天皇生活时代在公元3世纪，同时对王仁献书中的《千字文》做出考证，认为此《千字文》为曹魏钟繇（151—234）所作。

一

关于日本应神天皇的生活时代，目前歧说有三，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认为，“应神天皇在位时期，约相当中国南北朝前期”（冯天瑜，《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249页），中国南北朝始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终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589），所谓“中国南北朝前期”并无明确年限，大略当指公元420年后的十几或几十年；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1897—1975）则以应神天皇十六年为公元285年（见仓石武四郎讲述，杜轶文译，《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一章，第2页），据此推论，则应神天皇元年为公元270年；但是一般论著在涉及应神天皇生活年代时往往认为在“约4、5世纪之交”（《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第248页）“五世纪前后”（黄华珍，《日本奈良兴福寺藏两种古钞本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4月第1版，第181页）。三说歧互，莫衷一是。

王仁

笔者近读日本江户初年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的文集，以为其文集中收录的《王仁小传》一篇，对于考证应神天皇生活时代裨益良多，颇值参考。兹迻录《王仁小传》全文如下：

“王仁者，百济国人也。吾应神之历，其国贡来。初，仲哀皇帝八年有神托皇后征新罗国，帝疑而不发。九年春二月，帝俄而崩。于是皇后神功惧帝不用神之言而殂落，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罗。新罗王见我旌旗器仗之壮丽曰：‘传闻东海有神国名曰日本，此是其神兵乎？不可敌也！’乃素服面缚系颈以组，自持图籍来于海堧曰：‘愿每岁贡金银縑帛八十船，不敢屠此国也。’此时高丽、百济二国主闻新罗降于我，密谍军势，知其不克，又自急驰纳款曰；‘从今以往，永称西藩，不绝朝贡。’自兹三韩皆贡于我，当东汉献帝建安五年也。十月不日（德恒按：日字疑当作贡），官失之也。持统文武已后，其贡渐衰。云应神者，仲哀之子也。及应神崩，太子让兄而居，难波兄；‘君之命也，父之意也。’亦不即位。王仁恐天下无君几多日也而作《倭歌》以风谕太子，太子于是乎遂即位，是则仁德皇帝也。或曰王仁以《毛诗》教授为帝之师焉。国史公曰：‘纪贯之有言曰：难波津之歌，浅香山之词，共是倭歌之父母也。’所谓难波之歌者，谓王仁也。夫王仁之来于本朝也，境异言殊，然以周诗之六义为倭歌之六义，则旨合意同，谓之诗人乎？谓之歌人乎？至如王仁之风君，则诗而周者，歌而倭者，总相宜也。”《林罗山文集》（下卷），京都史蹟会编，昭和五十四年九月十日发行，第445—446页。

上引文字中涉及到一个关键时间点“东汉献帝建安五年”，亦即公元200年，这一年仲哀天皇逝世。又据文中“云应神者，仲哀之子也”，可知应神天皇乃仲哀天皇之子，二者生活时代相同、相近。据此而论，既然仲哀天皇逝世于公元200年，那么应神天皇的生活时代也就不可能是“中国南北朝前期”“4、5世纪之交”“五世纪前后”，依据常理，应神天皇卒年不会超过公元300年，也就是说，前文提及的第一、三两种关于应神天皇生活时代的异说，均可破除。

关于应神天皇生活时代的第一、三两说，可能都和日本第一部文字典籍《古事记》有关。林罗山以应神为仲哀之子，并以仲哀卒年为公元200年，尽管其依据不可知，但是从林氏记述也可以判断，逝世于公元200年之仲哀为应神之父，这应该是古代日本儒者的一个共识，不妨即以此“共识”为前提，结合《古事记》对第一、三两种说法进行检讨。

《古事记》云：“此带中津日子天皇②御年五十二岁，壬戌年六月十一日升遐，（中略）皇后③御年一百岁而升遐。”（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18页）如依“共识”，仲哀卒年为公元200年，将其与神功御年一百岁与《古事记》所记应神天皇“御年一百三十岁”（《古事记》，第131页）相叠加，则应神卒于公元430年，这基本符合那珂通世“应神天皇在位时期，约相当中国南北朝前期”的说法，也基本符合应神生活时代“约4、5世纪之交”“五世纪前后”的说法。但是两个说法明显不能成立，因为如依此二说，即使以仲哀卒年为应神生年，则应神享寿至少为230岁，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再者，《古事记》中的“御年”不当作“御宇之年”解，而是“享年”的意思，因为林罗山《王仁小传》已明言仲哀“九年春二月，帝俄而崩”，则《古事记》所载“（仲哀天皇）御年五十二岁”，只能解释为仲哀卒年五十二。准此而论，仲哀生卒年为公元149—200年。当然，即使将“御年”解为享年，则神功与应神的“享年”仍然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倘若神功享年一百岁，则其生育应神之年为五十三岁（参考下文），不合常理。至于应神天皇享年一百三十岁，亦乖于常理。另外，如依“共识”，则仲哀逝世之年（200）为庚辰年，并非“壬戌年”，足见《古事记》不尽可据。

再看第二种说法。仓石武四郎以应神天皇十六年为公元285年，这符合应神天皇卒年绝不会超过公元300年之格限，仓石的依据应该是《日本书纪》。据《日本书纪》卷九，自仲哀死后，神功继统日本六十九年，故至应神元年正好为公元270年。这也说明，仓石武四郎以公元285为应神十六年的观点也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

二

那么，神功皇后是在什么情况下执政日本的，她执政长达六十九年之久是否可信？《古事记》对仲哀天皇及其死后史事之记述，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此阶段日本政局之复杂性启益良多，虽然《古事记》的记述不免神话传说色彩。

据《古事记》，仲哀天皇“娶大江王的女儿大中津比卖命而生的王子，香坂王，忍熊王，凡二位。又娶息长带比卖命，这王后所生的王子，品夜和气命，其次大鞆和气命，又名品陀和气命，凡二位。”（《古事记》，第112页）其中的“息长带比卖命”即神功皇后，“品陀和气命”即应神天皇。仲哀天皇之死，充满离奇色彩，据《古事记》，“皇后息长带比卖命（神功皇后）当时为神所依附。尔时天皇在筑紫的诃志比宫，想要去击熊曾国的时候，天皇弹着琴，建内宿祢大臣在斋场，请命于神。皇后乃降起神来，说神的教示道：‘西方有一国，黄金白银，以至种种照耀人眼睛的珍宝，其国多有，我今将其国赐给你们。’尔时天皇答道：‘走上高的地方，往西方望去，不见国土，只有大海罢了。’谓神说假话，推开琴不再弹，便默不作声了。于是其神大为恼怒，说道：‘凡是这个天下，不是你所应该治的。你就只向着你的路一直下去吧。’于是建内宿祢进白道：‘至为惶恐，请天皇仍旧弹那琴吧。’天皇乃把琴稍为拉过来，勉勉强强的弹着，那时不久就不闻琴声了。即点起火来看时，却已经升遐了。”④（《古事记》，第112—113页。又，《日本书纪》卷八记载仲哀天皇之死，“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崩后注：“时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亲伐熊袭，中贼矢而崩也。”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庆长四年（1599）刊本，卷八第6页）以上引文提供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仲哀天皇并非正常死亡，能够降神的神功皇后是在主张征伐西方之国不果后，骤然发怒，之后仲哀便诡异而逝。如将此“基本信息”做进一步推论，则是主张征伐西方之国的神功皇后借助巫术降神的手段，暗害了并不主张征伐西方之国的仲哀天皇。仲哀天皇死后，“于是惊惶恐惧，迁到殡宫那里，（中略）举行国之大祓，也命建内宿祢在斋场，请命于神。其所教示，具如前日那样⑤，神教谕道：‘凡此国土，为此王后腹中的王子所应治的国。’”（《古事记》，第113页）这是神功皇后借助“大祓”再次以神意来控制人心，并进一步通过神意申明自己腹中之子将来要继承王位，这个腹中之子就是未来的应神天皇⑥。还当注意到，在神功皇后两次降神的过程中，“建内宿祢”都起到协助的作用，他显然是神功皇后的有力支持者。“大祓”之后，神功皇后治下的日本开始征伐西方之国，“于是具如神所教示，整备军队，将多数船只并排着渡过去的时候，海里的鱼类不问大小，悉出来背负船只而渡。尔时顺风大作，船跟着波浪前进。其御船的波浪，涌上新罗国，已及国土之半。因此国王乃大畏惧，上奏道：‘今后当遵天皇的命令，愿为饲马的人，使每年多船船腹不干，舵楫常湿，永行供奉，与天地共无休止。’是故遂定新罗国为御马饲，以百济国为渡所的屯仓。因以杖立于新罗国主的金门，使墨江大神的荒魂为国之守神，祭祀而还。”（《古事记》，第114页）剔除这段记述中的神话传说成分，此记述实与林罗山《王仁小传》中的记载相合。

综合《古事记》中相关信息可说，在借助神意主张西征的神功皇后暗害仲哀天皇之后，便发动了对新罗、百济等国的战争，结果朝鲜半岛尽成日本“西藩”，纳贡日本。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仲哀逝世之时，应神尚在神功腹中，如依林罗山《王仁小传》，以公元200年为仲哀卒年，则应神完全可能活到公元285年，也即仓石武四郎认为的应神十六年。既然仲哀逝世时，应神尚在神功腹中，而神功又擅以巫术控制、笼络人心，那么在仲哀死后，日本必然有很长一段时期为神功皇后所统治，只是这段时期竟有六十九年之久，这仍然不能不令人生疑。关于这一点，或可借助陈寿《三国志》破解之。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16年8月版，第854页）“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三国志》，第854页）“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三国志》，第856页）“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三国志》，第856页）“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三国志》，第856页）“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三国志》，第857页）“正始元年（240），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中略）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其四年（243），倭王复遣使（中略）。其六年（245），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247），太守王颀到官。（中略）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狥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三国志》，第857—858页）

从以上剪裁出的史料不难看出，在中国曹魏时期（220—265），日本曾有一个“女王国”，此女王国自公元238年与魏通使，公元247年女王卑弥呼逝世，其十三岁的宗女壹与继任女王。此女王卑弥呼及其宗女壹与主政日本的年代正与神功皇后统治日本时期相合，而且神功的“为神所依附”与卑弥呼的“事鬼道，能惑众”适相吻合。卑弥呼主动与曹魏通使建交，与神功皇后力主征伐西国，也存在某种相似性乃至一致性⑦。又据《古事记》，“带中津日子天皇（仲哀天皇）在穴门的丰浦宫及筑紫的诃志比宫，治理天下”（第112页）“皇后息长带比卖命（神功皇后）当时为神所依附。尔时天皇在筑紫的诃志比宫”（第112页）而“伊斗村”（第115页）又地处筑紫国。结合《三国志》中的“常治伊都国”来看，此主持政务的常驻地“伊都”应该就是筑紫国的“伊斗”，也就是说，卑弥呼和神功皇后治国理政的地点相同。这种种相同或相近，恐怕并非偶然。

如果卑弥呼与神功皇后为同一个人，那么自仲哀于公元200年卒后，神功统治日本，至公元247年神功卒殁，神功宗女壹与统治日本，直至公元270年，仲哀与神功之子应神天皇才取代壹与开始统治日本。依此推论，则应神主政之年已七十岁，十六年后，应神天皇八十六岁。也就是说，仓石武四郎以公元285年为应神天皇十六年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诠释。

综合以上考论，总结如下：

依据林罗山《王仁小传》，日本应神天皇的生活时代当在公元3世纪，仓石武四郎以公元285年为应神天皇十六年，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诠释。以应神天皇的生活时代为“中国南北朝前期”“4、5世纪之交”“五世纪前后”的观点，均是误从《古事记》所致，是不正确的。

三

之所以要对日本应神天皇生活时代进行严密坚确考证，主要是由于应神的生活时代直接与王仁携汉籍入日事件相关，而这是判断汉籍流日的最早文献依据。但是如以应神天皇十六年为公元285年，则此时王仁赴日是否能够携带《古事记》中提到的《千字文》，仍为一大疑问，本节试对此问题予以析论。

据《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即养于轻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大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第7—8页）“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第8页）

《古事记》中关于王仁的记载与《日本书纪》略有差异，其文云：“百济国王照古王以牡马一匹，牝马一匹，付阿知吉师上贡。此阿知吉师为阿直史等的祖先。王又贡横刀及大镜。又命百济国道：‘若有贤人，亦上贡。’于是受命进贡者的人的名为和迩吉师，即以《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付是人上贡。此和迩吉师为文首等的祖先。”（《古事记》，第125页）

两相比勘，知《古事记》中的和迩吉师即《日本书纪》中的王仁，阿直岐与王仁，则是最早将汉籍传入日本的人。依据前文所述，日本之所以能够通过百济获得中华文化，是由于神功皇后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战争，使百济、新罗等国成为日本的“西藩”。

《日本书纪》与《古事记》在记述王仁事件中的明显相异处在于，《日本书纪》只写到王仁能读经典、能传授经典给菟道稚郎子，而《古事记》则记载了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上贡日本。由于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千字文》乃南朝梁代周兴嗣（469—537）之作品，因此，曾有学者对于王仁何以能够在应神十六年（285）便将周氏《千字文》携入日本抱有疑问，这或许也是那珂通世等学者之所以将应神天皇生活时代延后的一个原因。实际上，这个“疑问”不难解释，一方面，《日本书纪》并未记载王仁入日携带任何典籍（或者说并未记载王仁入日携带典籍之名目），另一方面，此处的《千字文》未必是梁代周兴嗣所作。正如仓石武四郎所言：“此事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疑问，而对它的解答也莫衷一是。如新井白石在《同文通考》中认为传入的并非《千字文》，而是其他诸如《凡将篇》、《太甲篇》、《急就章》等小学类书籍。又比如谷川士清在《日本书纪通证》等书中指出，虽同为《千字文》，但此《千字文》应是魏人钟繇（151—234）所著《千字文》。而本居宣长则在《古事记传》等中指出，这根本就是传闻之误。”（《日本中国学之发展》，第一章，第2—3页）法国学者伯希和则认为“《古事记》的记述就和日本的年代一样很难令人相信。而对于宣长提出的，《日本书纪》中没有这个书名的记述是因为耻于上代无书，故欲掩盖此时方有传来之实。”（《日本中国学之发展》，第一章，第3页）综观以上诸观点，笔者以为，倘若王仁确于应神十六年将《千字文》一卷携入日本，则谷川士清以《古事记》中《千字文》为钟繇所作《千字文》的观点比较可取。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三国志》，第848页）“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⑧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三国志》，第851页）由以上引文可见，不仅东汉末年有大批汉人流入韩国，而且在魏明帝景初年间，还曾派兵平定韩濊所属之郡，据此而论，在东汉末年乃至魏明帝景初年间必定会有汉籍流入韩濊地区，而做为曹魏名臣亦是著名书法家的钟繇，其所书《千字文》流入韩濊地区，也就极有可能。因此可说，《古事记》中所载王仁贡献给日本的《千字文》基本可以判定为钟繇的作品。

依据以上所考，则应神生活时代与王仁献书日本，以及王仁献书名目之间，彼此吻合融洽，不存在任何扞格，应神生活时代与王仁携书入日均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另外，“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三世纪时，《道德经》《列子》开始在百济、新罗社会中传播。”（刘固盛，《<道德经>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光明日报》，2017年6月24日第11版）此可做为三世纪汉籍由朝鲜传入日本之辅证。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应神天皇十六年为公元285年，这一年，百济王仁献书日本，所献书籍中的《千字文》，为曹魏钟繇（151—234）所作。

注解

①此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②带中津日子天皇即仲哀天皇。

③中略皇后即神功皇后。

④又，《日本书纪》卷八记载仲哀天皇之死，“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崩后注：“时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亲伐熊袭，中贼矢而崩也。”

⑤也就是说神意再次主张征伐西方之国，那么隐含的信息就是：仲哀之死，是由于他阻碍了神意征伐西方之国的主张。

⑥所谓应神，大概即取“顺应神意”之意。

⑦神功既以百济、新罗为外藩，则不难通使中国。

⑧景初即魏明帝曹睿年号，237—239年。

引用作品

冯天瑜：《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仓石武四郎讲述：《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杜轶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