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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图为外籍嘉宾在开幕式上交流。视觉中国 图

叶翰（Hans van Ess）教授在“世界古典学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依旧洋溢着一贯的积极与热情，但他终究还是在雁栖湖畔，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们面前袒露了他对古典学——在西方世界——命运的忧虑。作为造成此类忧虑的标志性事件，2020年美国古典学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改名为“希腊罗马研究系”一事值得我们关注。实际上，紧随其后，欧美大学陆续有古典学系被改名为“古代地中海研究系”或“希腊、拉丁和古代地中海研究系”。

在叶翰等学者看来，“古典学”这一名称在欧美大学中的变换不仅涉及课程和专业重点的调整，若用稍欠审慎的表述来说，甚至可以看作一场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战争”。叶翰提到了乌马昌德兰和沃德（Mathura Umachandran & Marchela Ward）新近出版的著作《批判性古代世界研究：遗忘古典学的理由》一书的献词：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当前殖民形态下的古典学中被排斥、被边缘化、被去人性化的人们——带着爱与希望，期待一个不同的未来。

在一批有良知的古典学者看来，西方古典学传统带有过强的“白人为主”色彩，因而体现了某种在西方长期和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确有数据表明，欧美从事古典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的人口中，黑人、亚裔和拉丁裔人口数量占比显著偏低。虽然造成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并非种族歧视及其历史后果，但不少学者仍然认为，这一现象与当今西方世界倡导的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存在龃龉。毕竟，对于非白人群体来说，以“希腊-罗马”文明遗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典学术并不具备天然的吸引力。

“古典学应该是一个方法论上多元化的领域”，戈德曼（Max L. Goldman）等学者表示，将古典学的目光“从古代经典转向古代地中海研究，将古代非洲、西亚、中亚和黎凡特等其他文化一并置入学科背景中”才是扭转古典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有效策略。但现实的结果却可能是，这一系列带有反省意味的举动，非但不能达成学者们的期待，还有可能对西方文明的根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

叶翰表示，欧洲有自身的古典传统，正如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也存在着各自的古典传统。当今欧美学界强调“应当比以往更加关注世界和其他地区的传统”这一观念并不能抹杀一个现实——那就是不同文明的古典传统对其自身文化内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叶翰的潜台词无疑是说，若仅仅出于对多元文化价值的尊重这一理由，将构造了西方世界精神内核的古代经典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恐怕不够明智。

为了进一步阐明叶翰这一忧虑的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古籍”和“古典”作出区分。正如刘小枫教授在《略谈古籍与古典之别》一文中所言，古罗马作家用classici一词指称“值得后人模仿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流作家或经典作品”。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古代文本都可以被视作经典。对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本身既是一种精神秩序的体现，也是对客观存在的尊重。罗马帝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昆体良就曾表示，应该优先择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家和作品来教育公民。我们亦有“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说法。经典即典范，而且是恒久的典范，代表了一个民族极高的德性品质与历史智慧。“立德树声，莫不师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文教事业，若为了营造一种尊重多元文化的姿态，将塑造了自身的经典核心文本置于一边，显然得不偿失。

对叶翰这位德国学者而言，古希腊和罗马的意义更为特殊。因为德国“拥有属于自己的古典时代，即魏玛古典主义”。可以说，正是活跃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歌德、席勒、赫尔德、维兰德等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作家，创造了一种堪为德国后世之典范的语言文化。古希腊罗马的诗歌与艺术，通过这些作家的创作，融入了德国自身的民族文化中。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受惠于古典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ie）方法，德国学者在19世纪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德语文本，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化提供了丰足的精神底蕴。雅各布·格林就曾表示，歌德与席勒对“德国”这一共同体观念的建设，无可取代。显然，歌德等德国文豪虽然深受古希腊罗马影响，但他们的作品本身毕竟并不产生自那个遥远的年代。可见，古典作品的价值并不单纯因为其离世久远，而是因为其对一个国家政教体制的深远影响方可得以确立。同理，政治制度的更迭亦会导致对经典判定的变更。若为了一时一地的政治宣传，轻易将经典从自身文教系统的核心位次抽取出来，以某种当下之所需的政治观念替代之，回想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世纪，其后果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也许正是有念于此，叶翰才会在大会主旨发言中以中正坦诚的态度谈及中国的古代经典及其特性。

叶翰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既有古籍，又有经典。相较于前者历史维度的含义，在叶翰看来，后者应当被解释为“经文圣典”（scripture）。以“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或历史著作，它们成型于中华文明的“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由古代圣贤整理编修，塑造了我们这个古老又绵延文明的精神特质。这些作品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汉语，还为之后中国各类文史哲作品的写作奠定了范式。有别于欧洲传统中的经典（classic）与圣典（scripture）之间持存的张力，中国古代的典籍往往呈现出综合二者的和谐。叶翰以《论语》和《中庸》为例，认为这二者既为汉语——这一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提供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成语，又为后世描绘了堪为典范的理想生活状态。中国经典对于个体生活的安顿和对国族共同体观念的构建，发挥着持续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当叶翰教授大洋彼岸的同行们试图通过提出“后古典主义”（Postclassicism）这一口号，来对“长期在古典学学科里的古典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彻底反思”，继而“摧毁”（当然在他们看来则是“拯救”）古典学的时刻，由中国倡议并发起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为我们提供了真正从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来重审“古典学”内涵的契机：古典学并非只知皓首穷经的考据之学，也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更不会是为了强调“去中心化”而自断文明根脉的激进平等主义意识形态。

真正的古典学向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传世典籍与奠基性思想敞开，始终秉持着对不同文明传统的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为促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提供最丰沛的源头活水。

（作者：胡镓，系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