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人天：经济学“权威”林毅夫这预测为何失败？

2013年，林毅夫预计，利用后发优势，未来15年中国经济仍能维持8%以上的增长潜力。他的论据是按2008年数据，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日本、新加坡、韩国分别在1951年、1967年、1977年达到美国的21%。其后，这些国家分别利用后发优势继续维持了长达20年左右7.6%至9.2%的年均增长率。而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跟我国改革开放是一样的。

林毅夫相信，如果说后发优势潜力让上述国家实现了20年7.6%至9.2%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即从2008年算起，往后20年维持8%左右增长。

在黄人天看来，林毅夫认为日新韩等国收入水平达到美国21%之后维持了20年高速增长，所以中国也能够复制神奇的简单类推似乎过于武断。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虽然在总体性质上与我国改革开放是一样的，然而个体差异却是巨大的。

事实上，日新韩中四国经济的可比性与要素禀赋可比性基本相对应，而要素禀赋其实是林毅夫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日新韩三国相对中国而言都是人口和面积小国，新加坡人口至2011年才518万，只有北京市的四分之一。面积约714平方公里，不及北京市区大。韩国人口目前才约5000万，略高于浙江省，面积与浙江省相仿。日本2012年人口约1.28亿，相当于江苏加浙江人口，面积则与云南省相仿。

人口和面积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度进而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巨大差异，因此新加坡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仅从1960年代延伸至1970年代，不过十余年，1970年代已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韩国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约从1962年到1988年，奥运会带来的物价腾升彻底结束了韩国低成本时代。日本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约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延伸至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升值，长达35年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晚起飞10余年，但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结束仅相差几年，原因就在于韩国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度不及日本。

而中国的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从1979年延续至今，虽然在2009年开始在沿海区域出现用工荒，但那是由于4万亿刺激计划陡然压低了沿海区域劳动力和土地比较优势，而中西部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总体来看中国还在延续低成本经济奇迹时期。

诚如林毅夫所言，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要素上确实拥有后发优势，但关键在于后发优势将随着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而递减，因为技术要素是以生产性资本要素为载体的，而生产性资本进行技术革新的目的是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全球化开放条件下，一国生产成本与国外生产性资本流入负相关，同时与国内生产性资本流出正相关。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基本上是一块硬币的两个侧面，技术后发优势经济增长过程与低成本优势经济增长过程是基本统一的。当生产成本与发达国家接近，后发优势就消失殆尽，必须日益依靠高难度高风险的自主创新取得经济增长。

原本，由于中国与日新韩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巨大，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一样更为持久。然而由于生产成本意外陡升，中国沿海区域已经提前进入了技术后发优势衰减进程。例如，据FT中文网报道，在2013年11月4日结束的第114届广交会上，生产运动背包的福建厂商反映自2011年以来由于成本上涨已被迫将价格上调1倍。而与此同时，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能力不足的后发劣势则日益凸显，沿海区域经济在转型升级困难和生产成本高涨的前后夹击之下逐渐陷入流动性陷阱。

这些特征与1980年之后的日本、1985年之后的韩国相似，而与1951年的日本和1977年的韩国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中国沿海区域与1980年之后的日本、1985年之后的韩国同样进入了低成本优势丧失危机，以传统优势产业开始大量流失为标志，所以现实经济情况自然类似。

进一步，由于投资、产业、房地产、财税金融等政策失误，沿海区域剩余资本流向中西部房地产和其他一切可投机炒作的商品领域，导致原本局限于沿海区域的流动性陷阱状态扩散至全国，这就造成中西部技术后发优势与低成本优势也在加速递减。比如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云南黄龙玉泡沫以及中西部城市房价普遍暴涨等就是实例。

无疑这是消磨发展潜力的危险趋势，等于是中国将自己提前主动推到了低成本优势与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凸显的阶段，与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成熟的发达国家在接近的生产成本水平上勉强竞争，怎能幻想继续复制日本1951年和韩国1977年之后的增长模式？

况且，林毅夫将韩国1977—1988年与1988—1997年经济增长笼统划归为技术后发优势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因为韩国在1980年代中前期已经紧跟日本进入低成本优势丧失危机，从而技术后发优势也进入丧失危机。当时，上游发达国家技术转让停滞导致转型升级困难，下游的东南亚国家吸走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韩国被迫于1985年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日本于1980年提出“技术立国”战略），现代、三星等大企业纷纷启动技术和品牌升级战略。1985—1988年的奥运会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韩国生产成本，实际上1988—1997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支持大企业投资和资产泡沫，这些情况与当前的中国何其相似？

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这样巨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进行工业化并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吗？没有，最接近的美国目前也只有逾3亿人口，相对于中国也是人口小国。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就业需求、市场潜力、社会结构复杂程度、市场机制有效性、政策传导效果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再加上面积、地形、体制、民族性格、文化多样性等独特复杂因素和诸变量不断的非线性变迁，许多中国经济问题超过了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既有经验事实，因此经常处于西方经济学模型之外成为“中国改革之谜”实属合理。

所以，不能把教条化地运用既有经济理论分析他国经济史的经验结论，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不考虑国情个体差异和非线性变迁因素的机械经验类推。

作者简介：

黄人天，本名黄伟，75年生，相对全面化经济学创始人，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财富时间栏目副总编辑。2011年出版《富国阳谋》提出主张产业协同互补发展的相对全面化经济学框架。2012年开始批判林毅夫误导产业外迁和片面投资。2013年12月5日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大论战》论文委托杨伟民老师上书决策层，决策层采纳建议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成功阻止林毅夫误导多年。但近年因隐居写书未持续批判，结果林毅夫的误导因无人公开反对而造成2023年产业大规模流失、失业率高涨和经济下滑。如今亡羊补牢重启批判，但愿为时未晚，还能再次捍卫中国全产业链和百姓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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