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安全困局与拜登政府对台政策走向

美国学界曾有“克制派”提出缓解台海安全困局的想法。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主张美国减少对台承诺，最终“放弃台湾”以降低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季礼（Bruce Gilley）提出台湾问题“芬兰化”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命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金莱尔（Lyle Goldstein）建议美国应排除出兵“防卫台湾”的可能性，在台湾问题上宜采取军事脱离政策。然而2017年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越来越受到对华遏制战略的驱动，“克制派”的主张已经缺少响应，“遏制派”的话语权及政策影响力正在提高。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3月7日公开证实，今年年内将会晤蔡英文，不过麦卡锡并没有公布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在“遏制派”看来，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安全伙伴，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限制了美国对台关系的提升，既有的一些约束性框架需要逐步移除。美国第117届国会提出的涉台法案集中于军事安全领域，包括“防止台湾遭入侵法案”“台湾防卫法案”“武装台湾法案”“台湾吓阻法案”等。众议员查伯特（Steve Chabot）与谢尔曼（Brad Sherman）提出“加速对台军备转移法案”，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加快对台出售武器装备，并且增列台湾地区为美军军备储存地。备受关注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旨在全面修正美国对台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涉及向台提供价值65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以及赋予台湾当局所谓“主权”象征地位等条款。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鼓吹美军应进一步扩大驻台协助训练台湾军事人员的计划，向台湾岛内派遣国民警卫队，甚至呼吁恢复“美台防卫司令部”。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詹姆斯·提姆比（James Timbie）和海军退役上将小詹姆斯·埃利斯（James O. Ellis, Jr.）撰文指出，台湾当局防务预算的主要部分仍投资于传统军事资产，比如制造八艘潜艇（预算160亿美元）、购买66架F-16V战斗机（预算80亿美元），这些装备可用于应对“灰色地带”行动，战时易遭攻击并被摧毁。他们建议美国坚持落实“豪猪战略”（Porcupine Strategy），以提供技术援助的方式，将防空系统和反舰导弹等“不对称”武器移至台湾岛内进行大批量制造。从这些言论可见，在中美竞争对抗加剧的形势下，美国政界和学界考虑美台安全合作的选项相当广泛，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尺度也越来越大。

在美国学者看来，威慑基于一个悖论：避免战争的最佳方式是发出战争威胁。拜登政府提出的“一体化威慑”可谓是当前美国对华“吓阻”战略的核心概念，它致力于使潜在的敌人相信敌对行动的成本将大于收益。目前，拜登政府吸收了部分“遏制派”的观点，逐步将安全政策的重心置于“台湾的有效防卫”“紧密的美台合作”“美国国防战略的优化”以及“增强盟友体系的支持”等方面。在“武装台湾”构想方面，美国持续指导台湾当局实施“刺猬”或“豪猪”防卫战略，支持台湾方面提出的“远程打击”“源头打击”概念，以及支持其制造、购买、储备和部署大量能实施精确打击、机动性强、隐匿性高的进攻性武器，敦促和要求台湾当局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延长义务兵役期限，加强后备军人的训练和推进全民防卫。

多年来，中美两国努力在军事安全领域构建危机管控机制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通过国防部工作会晤（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 DPCT）、联合参谋部对话（Joint Strategic Dialogue Mechanism, JSDM）、国防部直通电话（Defense Telephone Link, DTL）以及视频电话会议（Video Teleconference, VTC）等方式，两国军方高层展开接触与交流，围绕国际安全环境、管控分歧和应对共同挑战交换看法。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2020年中美两国防长举行了两次直通电话对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解放军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举行了三次直通电话对话。

然而，受佩洛西窜台事件的严重影响，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MMCA）被取消。有美国学者指出，如今美国讨论对华威慑战略时，较少论及信心构建、危机管理和军备控制等措施。为展示前沿威慑与行动能力，美国抵近中国沿海、南海岛礁和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不会减少，常态化穿越台湾海峡的次数仍在增多，这些行动都易引发意外摩擦事件，进一步加剧中美安全困境。

（二）拜登政府对台政策走向

受中美安全竞争态势的趋动，美国对台政策越来越偏离传统政策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特点。

▲1月5日，美海军第七舰队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钟云号”（USS Chung-Hoon, DDG-93）通过台湾海峡。

其一，美国篡改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拜登政府执政后，正式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指导。其中“六项保证”被法律化与政策化，它对中国行使对台湾地区完全享有的主权采取了模糊化立场，并且坚持美国长久对台军售政策，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使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在矛盾性越发突出。2022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更新其官方网站对台政策表述时，删除了原有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增加“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和对台“六项保证”等内容。2022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罕见地宣称，“美国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比行政部门更为激进的是，美国国会采取立法行动不断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敦促美国“防卫台湾”政策走向“战略清晰”，全面提升美台安全合作关系。

其二，推动台海安全问题“国际化”。拜登政府为发挥“一体化威慑”最大效力，注重调动盟友和伙伴国资源，构建多边安全机制以达到“护台”目标。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在参加美日峰会、美韩峰会、“四方安全对话”、七国集团（G7）和北约峰会等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频繁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达美国同盟体系的集体关切。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势必会加大中美管控分歧的复杂性，制造新的摩擦与冲突。

其三，全面提升美台安全关系。2021年以来，台湾当局“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拜登就职典礼、台湾当局官员参与美国举办的“全球民主峰会”、美国军事人员入岛协助训练台湾军队被曝光、美国国会议员访台频次和层级创下历史高点等。其中，安全合作越来越成为美台提升实质关系的重头戏。美国与台湾当局有机制化的“蒙特雷会谈”（Monterey Talks）、“防务检讨会谈”（Defense Review Talks）、“美台国防工业会议”（US-Taiwan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还新建了“特殊管道会谈”机制，促成台湾当局“国安会秘书长”和涉外部门负责人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对话磋商。从趋势上看，美国越来越从幕后走向前台，操弄台湾当局的军事安全战略与策略目标，为台海安全态势带来更多变数。

原文标题《汪曙申｜中美竞争视角下美国介入台海的政策探析》，文章来自公众号“当代美国评论”，本文选自原文第三部分，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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