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和数字人文范式

摘要：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走在了前列，文学和国别区域研究相对滞后，但是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改变。本文讨论外国文学的学科边界，以及在这个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过去50年，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从强调学科边界和学科独立性，到进行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历程，印证说明了跨学科研究是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沿。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机遇。如果学界善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那么外国文学研究将迎来一个实现创新和突破的新契机。

关键词：外国文学；学科边界；跨学科研究；人工智能；数字人文

一

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跨学科研究？跨到其他哪些学科？外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边界在哪里？如果逾越边界，会带来什么后果？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以T. S.艾略特的《圣林》(The Sacred Wood)一书为例，去看看这些问题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

1928年，艾略特在该书前言中说，书中的文章有一个统一的话题，那就是“诗歌的整体性”（integrity)。他说：“我们在考察诗歌时，应该首先将它看成诗歌，而不是其他”(Eliot 1976: viii)，这暗示了诗歌有一定的边界，这些边界不能被逾越。接下来，艾略特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诗歌的“功用”(use of poetry)不能简单地总结为“对生活的批判”，诗歌也 “不是道德教诲、政治引导，更不是宗教，或者宗教的替代品，否则就是对这词汇的滥用”(同上: ix)。也就是说，诗歌或者广义上的文学，是独立的领域，不能与政治、宗教混为一谈。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认为诗歌批评的正确的方法，是从文学的传统和惯例开始，从诗歌的遣词造句、音韵节奏开始，即从所谓的“诗歌的技巧”开始 (Eliot 1976: ix)。也就是说，诗歌批评应该专注于形式，诗歌不能等同于“一堆经过整理的关于诗人的传记资料”，或者一堆关于他的时代的历史资料。

按此原则，艾略特批评阿诺德（Aat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文学与教条》等书中，跨越了文学的边界，甚至“把文学放到了一边” (同上: xiii)，而醉心于政治和宗教，好像他必须“先把这个国家清理干净，然后才能思考文学” (同上: xiii)。他说“阿诺德获取猎物时，完全走到了文学猎场之外，其猎物都是政治猎物，与思想毫无关系”(同上)。

艾略特所探讨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外国文学研究是否可以跨学科、是否需要跨学科的问题。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可能有些陈旧，甚至有些保守，但是在当时，及其后的几十年中，它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新批评”强调“以文本为中心”，强调文学研究是一种“本体论”批评，用“意图谬误”“情感谬误”等概念去割裂文本与作者、文本与和读者的关系——这些说法几乎都是艾略特观点的翻版。

“新批评”的终极指归，就是要将注意力拉回到文学的“本体”。在“新批评”的经典著作《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中，作者威勒克和沃伦指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内部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作者生平、历史背最等外部因素。对他们来说，“文学研究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阐释和分析作品本身”(韦勒克、沃伦 1984: 145)。

所有这些观点强调的都是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学科独立性”，其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审美特性不能受到其他因素的污染。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必须首先把诗歌看成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Eliot 1976: viii)。如果超出了这个边界，文学批评将不再是文学批评，而成为不专业的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传记研究。

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为文学批评设置了两条红线：第一，诗歌是“非个人化”的，不能把诗歌解读为传记；第二，诗歌首先是诗歌，不能把它当成政治文本、历史文本、宗教文本来解读。也就是说，他不主张外国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在他去世后，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两条红线被一一突破。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针对艾略特的批评，都逐渐走向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下文以艾略特批评史为例，探讨这一跨学科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二

首先被突破的是艾略特关于诗歌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的原则。他曾经说，诗歌与诗人没有关系，因此不要到诗歌中去找诗人的信息，诗歌是“非个人化”的叙事。最初的批评家在研究艾略特的时候，常常避免谈及诗人，他们多数时候把他视为“隐形的诗人”(invisible) (Kenner 1959) ，也就是说在他的诗歌中，他是看不见的、隐形的。正如詹姆斯·米勒(Miller 1977: 3)所说：“对于那一代人来说，人们都小心翼翼，避免谈及诗人。”

然而，到了六七十年代，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发现在他的诗中，不仅有他自己的影子，而且也有其“婚姻”的影子。熟悉《荒原》的人们都知道，在第二部分有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丈夫沉默寡言，沉浸在文学经典的思考之中，而妻子神情紧张，幻视幻听，有一点神经质。风吹门缝的响声，让她紧张和害怕。她不断地问丈夫：“那是什么声音？……那又是什么声音？”有一点歇斯底里，而她的丈夫仅仅在心里回答“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Eliot 1969:65），夫妻之间失去了正常的交流和沟通。

我们都知道，艾略特于1914年在英国草草完婚，他的妻子薇薇安(Vivien Heigh-Wood)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性，有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症状，与诗歌中那位女性有诸多相似之处。《荒原》的手稿显示，薇薇安曾经阅读过这段诗歌的手稿，并且在上面做了一些批注。在看到自己被写进了诗歌中，她觉得好玩，甚至有些兴奋，在手稿上写下了“好极了（WONDERFUL）”一词(Eliot 1971: 11)。

除此以外，人们还发现，艾略特把自己的“爱情”也写进了诗歌。《四个四重奏》第一首《烧毁的诺顿》创作于1935年，他与前女友艾米莉·黑尔(Emily Hale)前往英格兰北部参观一座荒废的庄园之后完成了这首诗。诗中描写了庄园中残败的玫瑰花园和“干涸的水池”——“在阳光下，水池重新充满了想象的水花”，波光粼粼。他们在鸟儿的引导下“来到了玫瑰花园”，听到了“孩子们在树丛中嬉戏”（Eliot 1969：171-172），笑声隐隐约约、不绝于耳。

诗歌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哲学思辨。“时间现在与时间过去/ 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 而时间将来包容于时间过去”（同上:171）。那么，在1935年，什么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什么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呢？艾略特与黑尔曾经青梅竹马、情深意长，但后来艾略特滞留英国，走进婚姻。即使如此，黑尔也没有另嫁他人。艾略特与妻子薇薇安分居之后，每年都回美国探亲或讲学，每次他都会抽时间去看望黑尔。即使在各方面的阻力下，他都仍然坚持“甘愿为娶她牺牲一切”(戈登 2018: 326)。他俩的爱情，以及那些孩子，都是“可能发生”但又没有发生的事情。艾略特(Eliot 1969: 171)不无遗憾地说：“脚步声在记忆中回响，走向我们没有走过的通道，来到我们没有打开的门，通向玫瑰花园。”“玫瑰”当然是暗示了他对黑尔的爱情。

艾略特的诗歌不仅包含个人生活，而且也包含历史。他不仅写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也写大英帝国的衰落。艾略特曾经在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工作，办理的是海外业务。他的业务范围涵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在他的诗歌中，他没有直接涉及大英帝国，但是他写罗马帝国、威尼斯帝国，特别是这些帝国过去的繁荣和后来的衰落。“雄鹰与号角今何在？”他叹息道：“埋葬在阿尔卑斯山的积雪下面”（Eliot 1969:45）。威尼斯曾经也是一个全球贸易帝国、盛极一时，但在艾略特的时代，象征着威尼斯力量的狮子已经失去了翅膀，爪子也被折断。历史上的威尼斯帝国与艾略特时代的大英帝国，对于喜欢使用隐喻的艾略特来说，形成了一种对应或比拟关系。威尼斯的衰落成了“海上帝国英国的前车之鉴”(Sherry 2007:128)。

同时，艾略特还将诗歌视野拓展到大英帝国广大的海外领土，近到爱尔兰，远及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中东的沙漠、土耳其的盖里波利、埃及的亚历山大、印度的恒河、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太平洋的白令海峡、南太平洋的食人族岛屿等等。在他的诗歌中多次出现的人物“斯威尼”是爱尔兰人，从相貌看，这个人是一个下层人和退伍军人，长了一身横肉，像一个重量级的拳击运动员。他常常出没于伦敦各大妓院，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一个十足的“大猩猩” (Eliot 1969：42，56)。对艾略特来说，他更是一个没有精神、只有肉体，仅生活在动物层次的“空心人”，受着快乐原则支配。用艾略特的话来说，他只知道“出生、交配和死亡”(同上: 122)。他的理想就是把他喜欢的妓女朵丽丝（Doris）拐到南太平洋的吃人岛上，去过一种野蛮人的生活：穿树叶、吃野果，远离工作、远离家庭、远离交通拥堵。艾略特“强化了这个种族化的爱尔兰底层形象”，强调了他的“食人族的原始性” (Cheyette 2009: 344)。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是爱尔兰人，而非英国人。不得而知，也让人深思。

三

以上这些例子涉及的性别、婚姻、帝国、种族、阶级等问题，应该都是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范例。它已经从文学本体拓展到社会学的性别研究、阶级研究、种族研究和历史学的传记研究、英帝国史研究。那么，这是不是偏离了文学的本体，而成了一种业余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了呢？可能我们不能完全这么去理解，虽然我们必须对其中暗示的危险有所警觉。社会学和历史学是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的手段，而不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目标。

比如，性别研究不应该是为了证明艾略特在生活中是否真的患有“厌女症”，或者是否真的是“同性恋”(Miller 1977)，而应该反过来证明，这些信息对我们理解他的诗歌和诗歌结构有何意义。艾略特诗歌中的女性有两个类型，早期诗歌中出现的多是负面类型，中后期诗歌中出现的多是正面类型。前者代表欲望、肉体、现世；后者代表精神、理想、来世。两个类型的过渡，恰恰反映了他的诗歌的变化和发展。正如平克尼所说：“艾略特的诗歌在对女性的两极化再现方面，既是最有力的，也是最奇特的” (Pinkney 1984：144) 。

早期诗歌中的女性包括：沙龙的女主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女打字员、女算命先生，妓院的老鸨和妓女、神话里的美人鱼、被强奸的夜莺、《哈姆雷特》里疯癫的奥菲利亚、没落的贵族妇人等。这些女性要么精神不正常，要么轻浮堕落。在诗歌中，我们看到的女性往往不是完整的，身体有时被肢解为碎片：眼睛、头发、胸脯等。她们裸露的臂膀白皙而丰满，但是在灯光下显露出无数的茸毛。女打字员与地产公司职员的幽会，毫无感情而言，完全就像动物的交配。

然而，对女性的厌恶和拒绝，可能还不一定就是他失败的婚姻所致，更不一定就是“厌女症”。一方面，它可能是对“女性化”的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维多利亚后期文学的拒绝（Christ 1991: 24-27）；另一方面，它也是艾略特精神发展和心路历程的一种需要。正如他在后期诗歌中借人物的口所说：“任何人都可能杀死一个女孩，任何人在一生中，都不得不、需要、想要杀死一个女孩” (Eliot 1969: 124)。如果他不杀这个女孩，那么“他将被这个女孩杀害和威胁” (Pinkney 1984：18)。当然，“杀女孩”应该一个比喻，因为对他来说女孩代表的是欲望和肉体。

因此，艾略特后期诗歌的女性以圣母型女性为主，她们往往不是现实中的女性，而是“死亡的另一个国度”的人物。她可能是庇护天使，是记忆的玫瑰，居住在所有人间之“爱终结的花园”(同上: 92)。这位女士的原型应该是但丁的《神曲》和《新生》中的比阿特丽奇，但丁在通向天堂的台阶上，远远地看到了他的这位前女友。在艾略特后期诗歌中，圣母型的女性也远远地站在台阶顶端，就像一颗明亮的星，或者一朵鲜艳的玫瑰，代表着“空心人”的希望。她不再有肉身，而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行走在花丛中，包裹在光环里，既熟悉又陌生，像蒙面的修女，像圣母本人。她将“终结爱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终结“爱得到满足的更大痛苦” 。她就是保佑者，是向导，带领诗人走向天国。

在这样的例子中，也许性别研究、传记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解读就产生了诗学意义，对于理解诗歌就有了帮助，同时也避免了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沦落为业余的社会学、历史学等尴尬的境地。

四

在我们的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是回到文本内部，而是与其他学科嫁接，形成跨学科交叉。强调审美没有错，强调形式主义也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有审美和形式，那就变成了“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变成了“象牙之塔”。“新批评”强调审美的学科边界，目的是建立学科的独立性，但是“新批评”的路却越走越窄(张剑 2021：52-53)。它的文学“本体论”思想绑住了它的手脚，它为自己设置了诸多限制，无异于作茧自缚！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流派无一不以超越“新批评”为目标，在拒绝新批评的“本体论”的同时，寻求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对接。这些新的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学、阶级政治、身份政治等等——常常借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的理论来阐释文学，为文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传统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新意。

然而，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不止于此！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去寻求新的机会，迎接新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网络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有可能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大数据手段的运用对于文学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文学问题能否通过算法方式来解决？”（陈后亮 2022：17）的问题。文学研究必须思考如何与技术对接，而技术也有可能完全改变文学研究的方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大量的学习任务，从而发现和识别一个作家的典型风格和特征。这就使得研究不同作家风格的区别成为可能，同时也使鉴别作者存疑的作品的真伪成为可能。现存的37部莎士比亚戏剧是否都出于他自己之手，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也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得到运用的今天，这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美国加州的一个研究团队开辟了“莎士比亚作品真伪鉴定诊所”（Shakespeare Authorship Clinic），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也取得了很有趣的结果（Elliott & Valenza 1991）。

这个被称为“计算文体学”（computational stylistics）或者“文体测算学”（stylometrics）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统计和分析特点，在大量的数据中识别一个人的特殊的用词习惯和特点，从而将这种习惯和特点标注为某人的“签名特征”或“DNA特征”（Craig & Kinney 2009：5，11），这样就可以将这个作者与其他作者区分开来。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由一个叫约翰·巴罗斯（John Burrows）的澳大利亚教授创立，但是它最成熟的应用就是在甄别作者真伪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方法不仅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也有学者在用此方法研究《红楼梦》后40回，看它是出自曹雪芹之手，还是出自高鹗之手。一项研究表明：“《红楼梦》后40回与前80回在词汇使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冯庆华 2020: 16），从而证实了高鹗为后40回作者的说法。

“世界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在哈佛大学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斯坦福大学的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等几位教授的推动下，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困扰着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世界文学，它是各国文学的总和，还是各国文学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权力关系呢？如果它意味着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那么它对于一个学习者和研究者个体来说，就是一个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阅读任务。可能没有人能够在一生中读完全世界的文学，但是有了计算机和大数据，阅读和掌握所有文学作品似乎就没有那么困难。因此，世界文学强调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不是传统的近距离阅读或者“细读”（close reading），而是往后退一步，保持一定距离，远远地看去，看到文学的模式，看到文学的类型，这被称为“远读”（distant reading）。莫雷蒂的《远读》一书试图使用技术，包括Z分数（Z-scores）、主要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聚类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s）等来助力它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涉及概念史、文学演绎史、文化地理研究、风格研究等。书中一个研究项目选择了用大数据来扫描18至19世纪的所有小说的题目，从而发现小说撰写模式在这期间的发展和变化。但是研究者本人都没有想到，“对形式演变的研究会逐渐成为对数据的量化分析”（Moretti 2013: 179-210）。也就是说，只要研究者能够设计出足够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大数据就可能帮我们找到答案。

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内，语言学和翻译学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做得最好。这种结合催生了计算语言学和翻译技术等交叉学科，其跨学科的性质非常明显。文学和比较文学与技术的结合相对滞后。然而，文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随着“数字人文”的崛起，它必将逐渐成为一个时髦的新兴学科。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里，数字人文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数字人文实验室在各个大学似乎都有。数字人文的硕士研究生项目也逐渐在这些国家的大学里开设起来。目前，“数字人文”技术被大量运用于博物馆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在虚拟重建、可视化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外国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也是可能的，人们可以虚拟重建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再现莎士比亚作品中提到的鲜花气味等等。当然，提出或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非常重要，它甚至决定了这个研究是否有价值。如果这个问题能够用计算机技术来提供答案，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

五

在西方，文学研究的历史可能与文学的历史一样长。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以来，西方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产生了众多的美学理论和批评理论。文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应该被定位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呈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和理论派别的数量可能远远超出了过去两千年的数量，著书立说、百家争鸣的盛况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研究视角，但同时也为将来的发展留下了较少的空间。应该说，传统的理论研究和文本研究到达一个瓶颈时期，继续做传统的文学研究似乎很难实现突破和创新。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在跟跑，特别是借鉴、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也一直在寻求突破和创新的窗口。而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或学科交叉，恰恰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思维，它可能是一个实现弯道超车的突破口。

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可能要少谈学科边界，多谈交叉融合。换句话说，强调学科边界、强调学科纯洁性——这种思维应该说逐渐已经过时。“过去，我们坚持一门学科要有独立客观的研究对象，学科的独立性表现在研究对象的独特和基于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特研究方法之上。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是整体系统的存在，学科只是人为的划分，不同学科研究的客观对象相互交叉甚至重叠，不同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有时甚至只在于认识同一客观对象的主观视角不同而已”(刘小强2021：40-41)。早在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2005：58）就曾经撰文指出：

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交叉科学是综合性、跨学科的产物，因而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在新时期里，中国需要加速发展科学和技术，其中要大力地提倡学科交叉，注重交叉科学的发展。因而，提出并解决交叉科学难题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跨学科的意识、学科交叉的意识肯定不仅仅对科学技术很重要，它对于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也在近年来逐渐凸显出来。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追求就是实现某些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在各个领域产生新知识、新理论。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这是它首次突破了文学的界限，将文学与音乐进行跨学科的处理。微软的“小冰”和Open AI公司的ChatGPT都是计算机技术与文学艺术的结合的例子。跨学科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风景线，必然对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也必将成为一个时尚，可以想象，它未来的重大成果可能将在这个领域产生。

（参考文献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3期）